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岁月

杨智淋

编者按：近日，廉政瞭望记者走进重庆江津陈独秀旧居陈列馆，实地探访陈独秀先生人生最后4年的境遇。

陈独秀

1937年8月23日，被国民党反动派羁押4年之久的陈独秀从南京老虎桥监狱出狱了。

当时，长子延年、次子乔年多年前就已壮烈牺牲，夫人高君曼离开陈独秀后也因病离世，前来接他出狱的是三子松年和在入狱期间照顾他多年的患难夫人潘兰珍。

陪伴陈独秀度过晚年的潘兰珍

陈独秀的出狱，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此时，摆在陈独秀面前的出路有许多——国民党许以高官厚禄、托派邀请他重整组织、美国图书公司邀请他前往美国写自传，但这些都被他一一拒绝。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的1937年，陈独秀念兹在兹的就是为抗战奔走。出狱后的陈独秀，四处演讲著说，联合各方力量协商共同抗日。然而这一切又因王明、康生诬陷其为汉奸而被打断。这场风波不仅堵死了陈独秀回党内工作的机会，也让陈独秀从喧嚣的台前走向清冷的幕后。

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恶化，陈独秀一路沿着长江西迁。来到重庆后，在好友邓仲纯邀请下，陈独秀移居江津。几易其所后，受杨家后人之邀，借为整理杨鲁丞遗著之机搬入鹤山坪石墙院。在这里，陈独秀度过了人生最后的3年时光。

甘守清贫自得乐

从江津城区出发，沿着蜿蜒山路行车半小时后，我们便到了位于城郊鹤山坪的陈独秀旧居陈列馆。这里原本是江津贡士杨鲁丞的故居，因院落四周用条石垒成了一人多高的围墙，故被当地人称为“石墙院”。

1939年5月27日，陈独秀和夫人潘兰珍受杨家后人之邀，住进了其中一个小偏院的两间厢房。

重庆江津陈独秀旧居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宝林先生在《陈独秀传》中记载，这两间房没有天花板，脚下是潮湿的泥地，一下雨就满屋漏水。室内家具仅有两架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和几个装满书籍的箱子，唯一的装饰是书房上挂着的一幅岳飞手书“还我河山”的拓片。

尽管条件艰苦，但对于颠沛半生的陈独秀而言，终于有了相对安稳的栖身之地。然而，这种度日艰难的境况，始终未得到改变。

由于长年四处奔波加之频繁进出牢狱，年近六旬的陈独秀身体状况并不好，高血压、肠胃症常年伴其左右。身患有疾，却没有稳定的收入。当时，陈独秀的主要收入一靠亲友帮助，二靠发表一些文章，赚取一些零星的稿费。这些钱都不足以让其度日，以至于困难时要靠典当朋友相赠的皮袍度日。

虽然靠接济生活是常有的事，但陈独秀有自己的原则，凡是素无知交以及国民党或共产党叛徒送来的接济，他坚决不接受。

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曾赠予陈独秀5000元，被其拒绝。其后，朱家骅又托当时已叛变的张国焘将钱寄去，亦被陈独秀退回。

1939年7月，按照张国焘的建议，蒋介石曾派胡宗南、戴笠前往江津探望陈独秀，并有意提及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为汉奸案，以期激起陈独秀对中国共产党的愤慨。但陈独秀并未发表任何攻击性言论，反倒让蒋介石团结众人，共同抗日，这让张国焘等人的意图落了空。

“其实，陈独秀先生在江津的生活不必这么苦，有很多次能改善自己处境的机会，但他坚守自己的名节，宁愿清贫也不变节，实属难得。”江津陈独秀旧居陈列馆研究室负责人倪禧凤说。

石墙院的生活虽然清苦，但陈独秀也能在与朋友、乡民的交往中找寻到难得的快乐。

佛学大师欧阳竟无是陈独秀要好的朋友，当得知欧阳竟无有一本他心仪已久的《汉执金吾武荣碑》字帖时，为借到此字帖，陈独秀费了一番心思。他没有写借条，而是以唐末僧人贯休渴望被蜀王重用的典故，写下《致欧阳竟无诗柬》一诗，表达自己渴望武荣碑的心意。欧阳竟无看到此诗后，便忍痛将字帖借给陈独秀。

当地农民陈相国想在附近的双石场开个茶馆，但生意寥寥，找到陈独秀出主意。陈独秀便让陈相国搞一个开业小典礼，邀请周边的人免费喝茶一天。

有了免费的噱头，陈独秀还专门用黄庭坚的书法体例手书陶渊明《归去来辞》中的一段话，让陈相国挂在茶馆正堂。因书法遒劲郁拔，凝练有力，竟吸引了不少老学究前来观看，茶馆生意一时就热闹了起来。

江津陈独秀旧居石牌坊

不停歇的思想者

物质生活的艰苦，并未迟滞陈独秀思考的脚步，相反，在清幽的江津生活中，他得以集中时间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抗日救国一直是陈独秀晚年思想和实践的主旋律。整体来看，出于民族利益的考量，陈独秀抛下了个人恩怨，并未因两个儿子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杀而不顾大局，他积极支持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陈独秀总是以反传统的形象示人，但对于传统文化尤其是古文字，陈独秀却有着深入的研究。

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及江津生活期间，陈独秀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于编写《小学识字读本》。

“这里的小学并非现在意义上的小学，而是指古文字学。”倪禧凤介绍说。

为解决“识字仍如习符咒，戕害学童之脑力”的问题，陈独秀在《小学识字读本》中力求通过汉字图像还原，探求汉字原始本义，并通过梳理字根孳乳关系，达到易学真懂的目的。

如，陈独秀将“可”字从字形上还原为负重者或老人俯首呵腰艰难行走的样态，其读音即为人在劳累时的呼气声。理解了这一本义，就能明白其孳乳字呵、荷的内在含义，如呵气、负荷均与承重有关。这些字根和孳乳字不仅在字形图像上相关，读音亦相似，意义也接近。由此，在形、声、义上达成有机统一。

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朱崇才看来，陈独秀的汉字图像法与周有光的拼音识字法，犹如汉字教学的双翅，如果能统合起来，将会给汉字教学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然而，正如陈独秀坎坷的人生经历一样，当编写到“抛”字时，陈独秀便撒手人寰。尚未编完的《小学识字读本》也历经波折，由于版本不同、油印差异，现在已难以洞见其全貌，但其所蕴含的学术与实践价值近年来正日益得到关注。

坎坷的身后事

1942年5月27日，入住石墙院整三年的陈独秀因急性胃炎与脑充血齐发而病逝，享年64岁。

由于是外地人，陈独秀本人并没有棺木和墓地。幸得生前好友、江津名绅邓蟾秋及邓燮康叔侄的全力赞助，才得以安葬在江津大西门外鼎山山麓之康庄。

据邓燮康之女邓敬苏回忆，下葬当天，江津城内的学者名流三四十人前来参加下葬仪式，周围乡邻有一两百人前来送行，众人沿途放炮护卫，其规格在江津当地也算是壮观。

然而，陈独秀的身后遭遇至此才刚刚开始。

1947年，遵循陈独秀生前遗愿，三子陈松年把陈独秀的灵柩运回安徽老家，与高晓岚合葬在一起。因惧怕他人破坏，只得以陈独秀曾参加科举的名字“陈乾生”立碑。

据陈松年回忆，在“文革”那个特殊期间，自己一家都未敢前往祭拜，以至于“文革”后再去扫墓时，已找不到墓地的具体位置，幸得当年一名运送陈独秀灵柩回安徽的农民确认，才找到墓地。为方便确认位置，陈松年挖去坟前树木的一块树皮以作标记，谁知第二年再去墓地时，树却被砍掉。

当陈松年迁走陈独秀的灵柩后，留在江津的只剩陈独秀的衣冠冢。据原江津县文化局工作人员罗学蓬回忆，上世纪80年代，他曾陪同著名诗人孙敬轩到陈独秀故居探访。当时，陈独秀的墓地已荡然无存，原墓址已被当地农民拿来开荒种菜，而墓碑被当作一块圈板石铺在猪圈里。墓碑已缺了左角，“独”字没有了偏旁，变成了“虫”字。

好在，历史总会给人以公正的评价。改革开放后，随着更多历史资料的解密和研究的深入，对陈独秀的历史评价逐渐客观起来，其生前旧居和身后墓地得到很好的保护。

如今，在安徽安庆的陈独秀墓几经修缮已变成颇具规模的独秀园，其在江津的旧居经过三次改造，现已打造为陈独秀旧居陈列馆。

位于安徽安庆独秀园的陈独秀雕塑

据江津陈独秀旧居陈列馆办公室负责人张梦丹介绍，今年以来，尤其是《觉醒年代》开播之后，每天前来参访的游客基本都能达到3000人的上限，不少单位都在这里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在陈独秀旧居前学党史、悟初心。

身处艰难，却不忘关心国事；贫病交加，仍保持深度思考。或许陈独秀在南京狱中所书的“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一联，正是其一生的真实写照。

来源：廉政瞭望

作者：杨智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