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而红色文化则是文化自信历史长河中最耀眼、最亮丽的“浪花”。从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最早入川，到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最后离川（红一方面军1935年1月入川，9月离川），短短的三年零九个月时间里，红一、二、四方面军足迹遍及当时全川近70个县。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构建一体推进“三不”长效机制，要求我们要深入挖掘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积极凝练、展示、宣传其中一以贯之的廉洁元素，在运用历史智慧深化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中有新进步、新作为。为进一步传承四川红色文化中的廉洁元素，四川省纪委监委党风廉政建设研究中心调研组先后走进泸州、达州、巴中等7个市（州）的13个县（市、区）追寻红军足迹、追思红色文化。

□四川省纪委监委党风廉政建设研究中心

“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是红军纪律作风形成的思想根源

对理想信念的坚定执着，是红军将士在川期间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动力之源、精神之根。

击退数倍于己的悍旅强敌靠的是理想信念。红军在川期间经历过的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战役数不胜数，反“六路围攻”、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夜袭安顺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一场接着一场的大仗、恶仗和硬仗，无一不记录和述说着红军理想信念的坚定、坚毅。1933年11月，时任“四川剿匪总司令”的刘湘，纠集140个团约20万人马，在空军两个队配合下，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发起“六路围攻”，并叫嚣3个月内将红军消灭在川陕边境。当时参战的红四方面军，即使边打边补充也不过8万人。然而，经过前后10个月时间的艰苦作战，红四方面军最终不仅一举粉碎了围攻，还取得了歼敌8万余人的辉煌战绩。徐向前同志后来在回顾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的时候说，在没有多少武器的情况下，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善于打运动战，就能消灭大量敌人。

征服恶劣险峻的雪山草地靠的是理想信念。众所周知，红军以南方人居多。面对动辄零下几十摄氏度的大雪山，方圆数十公里荒无人烟的茫茫大草地，红军将士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前没有望而却步，而是把敌人眼中的“绝路”变成了“生路”，这背后是因为有“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理想信念。据相关资料记载，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翻过了19座雪山，红二方面军翻过的雪山达23座。红军翻过的雪山一座比一座高，尤其在翻越4930米的夹金山时，毛泽东同志说：“蒋介石认为红军不能从雪山上爬过去，咱们今天就是要创造出个奇迹来！”

战胜缺衣少食的困顿岁月靠的是理想信念。红军进入川西高原后，特别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队伍人数陡增，粮食极度匮乏，再加之一时语言不懂、习俗不同、道路不通，红军生活陷入艰危局面。有关史料记载，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找野菜找到一张烂马皮，切成小块，放在锅里煮，但煮不烂，也只得吃下去。林伯渠边吞嚼不烂的马皮边说：“留得生命在，革命就开花”。老红军杜宏鉴说：“我是嚼着辣椒和一截皮带，翻过玉龙雪山的”。回顾这段岁月，红军将士在理想信念的支撑下，硬是凭借嚼草根、啃树皮、吃皮带的劲头，最终克服重重困难，顺利实现战略大转移。

克服人生路上的逆境低谷靠的是理想信念。长征出发前，邓小平就受到了党内“左”倾路线的排挤。长征开始后，他到“挑夫连”挑着沉重的担子开始长征。尽管当时行军战斗紧张，但他克服压力，主编《红星报》，为战士们提供“精神食粮”。1935年6至7月间红军来到川西地区后，他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一路走来，邓小平同志没有因为受到党内不公正对待影响其理想信念的坚定，反而以更昂扬、更乐观、更豁达的心态走完了长征路。后人问晚年的邓小平：“长征那么艰难凶险，你是怎样走过来的？”他只是简短地回答了三个字：“跟着走！”跟着走，就是跟着党的正确路线走，就是跟着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走。

“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政治意识是红军清正廉洁的纪律保障

红军在川期间的光辉历史充分证明，只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执行“四个服从”，一切行动听指挥，就能步调一致得胜利。

始终做到个人服从组织。这个“服从”解决的是党内存在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他认为这样的党员“才算得上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张闻天同志的妻子刘英回忆，在“鸡鸣三省”会议上，有人反对毛泽东，蛊惑、煽动博古不交权，但是博古并没有听从其意见，说“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正是博古没有考虑个人得失，把集体利益、红军利益、党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主动把权力交给张闻天，才实现了中央领导层的平稳过渡，维护了党中央的团结统一。后来博古评价说：“毛泽东是对的”“毛泽东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在沙窝会议上，面对到底是“北上”还是“南下”的战略抉择，朱德说，中央决定北上抗日是正确的，我是个共产党员，举手赞成这一决定。这也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个人服从组织的政治自觉。

始终做到少数服从多数。这个“服从”解决的是党内存在的宗派主义问题。1941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指出：“一般地说，把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拿来去服从局部的少数人的利益，这大体上就是一种宗派主义。”长征途中因为行军转移、战事频繁，加之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非都在同一队伍，召开会议很不容易。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举行了事关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重大会议20余次，来解决战略方向、军事指挥、战役攻打等问题。会议中不乏冲突和激辩，但最终形成了统一意志，最根本一条，就是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四渡赤水期间发生的“攻打打鼓新场风波”就是在坚持这一原则的前提下解决的。1935年3月，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10日凌晨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多数领导支持攻打，只有毛泽东同志反对。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会议作出了攻打决定。次日，毛泽东同志从避免攻坚战的角度，用事实说服与会同志，中革军委最后作出了不攻打决定。同年6月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上，因“北上”发生分歧，当时的党内总负责人张闻天见一时争执不下，便宣布采取举手表决方式决策，结果5比1，仅张国焘反对，于是中央最终作出北上抗日的决断，这也体现了少数服从多数。

始终做到下级服从上级。这个“服从”是党内处理上、下级组织关系的基本原则。陈云曾在《共产国际》上化名“施平”介绍长征的红军将士：“他们无时不顾及到革命的利益。党给他们什么命令，他们都能独立执行。他们自己想出主意来运用机动战术，但是上级的命令则绝对执行。”这是对下级服从上级这一原则的生动诠释。长征路上成立的“草地临时党支部”，也充分说明了下级服从上级这一组织原则的重要性。曾任上海警备区后勤部部长的老红军罗玉琪回忆，1935年深秋，我们来自不同部队负伤掉队的29名战士围坐在一起，在红四方面军二十八团三连副连长李玉胜的建议下，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在支部的统一组织下，经过三天三夜，最终才走出了草地，赶上了大部队，回到了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反观张国焘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主动找博古说，遵义会议决定“不合法”，红四方面军不同意，这就是典型的下级不服从上级。

始终做到全党服从中央。这个“服从”是“四个服从”的核心和归宿，是处理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党员与党中央关系的最高准则，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根本条件。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明确指出：“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毛尔盖会议指出，红军今后在中国西北部运动，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这一系列规定中，一以贯之的就是红军必须听从党中央号令、服从党中央指挥。

“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的群众纪律是红军廉洁为民的直接表现

红军在川期间，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自觉践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要求，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拥护。

严明的群众纪律体现在对群众利益的坚决维护上。长征途中，红军用了群众的粮食、蔬菜，会留下银元和字条；有时实在没钱了，就打个欠条。无论宿营还是离开，都要将老乡家打扫得干干净净。可以说，红军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秋毫无犯”！叙永县村民肖为勤回忆，1935年2月，召开“鸡鸣三省”会议期间，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就住在他家。离开时，一个高个子红军为了表示感谢，把三个铜板留给爷爷肖有恩。新中国成立后看到毛泽东同志挂像，他们才知道给铜板的高个子红军原来是毛泽东同志。红军的纪律严明，连敌方的蒋介石都引起了重视。1935年3月，蒋介石致电正在同红军作战的刘湘、潘文华称，朱毛红军“窜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并要求他们整顿军队、民团，以抵消红军在群众中的影响。对损害群众利益的人，无论是谁，都坚决予以严惩。同年7月，时任红军某团司号员的贺敏仁（贺子珍胞弟）来到毛尔盖地区，由于饿得受不了，就到一座喇嘛寺想找点吃的，吃的没有找到，便趁机拿走了一些铜板和银元，所在师部得知后，下令将其枪决，这极大地警示了红军队伍。

严明的群众纪律贯穿在对民族政策的严格执行里。红军途经少数民族地区的时候，党和红军非常尊重少数民族群众，视他们为“一家人”。《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就规定，“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红二、六军团进入涉藏地区后，遇到藏族同胞也强调“要尊重、爱护他们”。毛泽东、周恩来曾与彝族头人沽基达涅进行亲切交谈，朱德在甘孜曾亲自参加博巴政府成立大会并与格达活佛结下了深厚情谊，等等。正是因为党和红军采取正确民族政策，才获得了少数民族的信任和支持，也才有了刘伯承与小叶丹“彝海结盟”的历史佳话。在安顺场，毛泽东问刘伯承：“你怎么这么短的时间就把小叶丹说服了呢？”刘伯承回答说：“我们靠的是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是重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结果。”

严明的群众纪律彰显在对宗教习俗的充分尊重中。宗教工作本质上是党的群众工作的一部分，尊重群众宗教信仰本质上就是在执行党的群众纪律。红军来到涉藏地区后，严格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切实保护宗教场所，积极团结涉藏地区宗教界人士。这些政策逐步得到爱国宗教人士的理解、支持，反过来他们又积极主动帮助红军。1936年3月下旬，红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进驻炉霍县时，康北地区影响力最大的寺院寿灵寺总管家相子·益西多吉被红军尊重宗教的行为所感动，主动与红军合作，协助宣传红军政策，动员逃离人员回来，这些事件充分体现了红军对宗教习俗的尊重。“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担当品格是红军严明纪律的最亮特质

敢于担当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品格。担当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涵。红军在川期间的历史无不镌刻着斗争的烙印，彰显着担当的精神。

为了胜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担当。红军在川期间，面临着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险境，如果不善于和敌人周旋斗争，不能灵活运用战略战术，就难以摆脱困境。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同志回忆，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路上行走得最为频繁的时候，天又接连下雨，不仅白天走，晚上也走，目的就是为了摆脱敌人。进入会理后，部队的很多指战员对“老走路，不打仗”颇有怨言。在会理会议上，林彪提出了走“弓背路”还是走“弓弦路”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这种情况下，要避开敌人，不走弓背走弓弦，行吗？隐蔽行踪、机动灵活是红军作战的特点，是以弱胜强的关键。1935年2月中革军委《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中就写道，为了求得有把握的胜利，“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

“轻伤不下火线”甘愿牺牲是担当。当年采访红军的美国作家海伦·斯诺，在《续西行漫记》中写道：“使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那使这支军队有独特性的两点——年轻和牺牲精神”。“轻伤不下火线”“不惜付出一切”的牺牲精神，是长征路上红军将士一路走来的高贵品格。比如，开国少将黎光，在攻打苍溪战斗中，被敌人打中小腿，鲜血直流，疼痛难忍，但仍然咬紧牙关与敌人殊死搏斗，直到战斗胜利为止。开国上将张宗逊，1935年在同薛岳兵团的战斗中腿部负重伤，在腿伤尚未痊愈的情况下，他就接连给中央领导写信，希望回到一线战斗。同年8月，张宗逊如愿到了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任参谋长，继续保卫党中央北上。曾任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的张开基，在万源保卫战中，被敌人子弹打中左肘关节身负重伤，但他毫不退却、不声张，而是继续指挥部队和敌人激战，最终打败了敌人。战斗结束后，张开基的左臂化脓肿痛，常常痛得昏过去，但一接到打仗任务，他仍冲锋在前。后来他风趣地说，谁说负伤不好，我这个伤口不但救了我的命，还帮我杀死敌人打了胜仗。

危急时刻迎难而上“保证完成任务”是担当。大事难事看担当，越是艰险越向前。红军将士始终把“保证完成任务”看得高于一切。1935年5月，面对前有国民党部队武装把守、后有数十万重兵追击的局面，必须派出先锋部队，为主力部队打开道路。曾任解放军第22军首任军长的孙继先，带领17名勇士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在被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防线上，为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打开了一条生命通道。还有飞夺泸定桥一战，当时中革军委为彻底打破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幻想，作出了抢占泸定桥的战略决断。杨成武将军后来在回忆飞夺泸定桥一仗时说，为坚决完成任务，在天下大雨、饥饿疲劳、摸黑赶路的情况下，没有一个战士心生怨言，没有一个战士掉队，饿了就嚼口生米，渴了就捧把雨水喝。硬是凭着这种艰危时刻敢担当的精神，红四团官兵一昼夜急行军240里，最终于指定时间抢占了泸定桥。

铁的纪律、过硬作风，是成就党和红军的重要法宝，是保障红军成功实现战略转移的根本所在。进入新时代，迈步新阶段，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我们党要一以贯之严明纪律规矩，加强作风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才能确保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执笔：罗喜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