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雅党组织产生的历史背景

洪雅县位于川康咽喉地带，斜置于峨眉山和大相岭、总岗山之间，地方偏僻，交通闭塞，只有青衣江上连雅安，下通乐山，成为全县唯一的水运通道。解放前的洪雅，劳动人民长期遭受地主、官僚的剥削压迫，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军阀混战，抓丁派款，兵连祸结，高利盘剥，苛捐杂税，全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洪雅人民也曾进行过多次斗争。20世纪30年代末，洪雅城内数百名靠织土布为生的城市贫民，为反抗征收土布营业税和行捐，冲进营业税分所，砸烂吊牌和办公桌，撕毁文件档案，摔掉印章，迫使营业税分所不得不暂作让步。人民群众这种自发组织起来的斗争，虽取得了一些胜利，却不能从根本上摆脱饥饿和贫困，摆脱受剥削受奴役的地位，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反而变本加厉。

今日洪雅（江帮富 摄，图片来源：山水洪雅）

1932年，国民党21军、24军展开了争夺地盘的战争。两派军阀混战，不顾人民死活，将庞大的军费开支一股脑地摊派在人民身上，其中向洪雅人民预征了49年的赋税，从1932年征到了1981年。军阀们的横征暴敛，激起了全川人民的强烈反抗。

1932年11月，中共上川南特支在川西地区成立了“上川南抗捐大同盟”，中共邛（崃）大（邑）蒲（江）县委，在邛、大、蒲地区成立了“抗捐大同盟”分部，并以大同盟名义，发了宣言、通电、《抗捐大同盟斗争纲领》和《告各县人民书》，各县人民纷纷响应。在广大人民支持下，组成了“上川南抗捐军”（后改编为川康边区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由中共党员孟光远担任司令员，与军阀地主展开了武装斗争，纵横驰骋于川西南各县，沉重打击了军阀势力。

1933年8月，抗捐军转战到洪雅总岗山，活动于竹叶寺、火烧庙、骑山庙至插旗山一带，队伍由600人发展到1000多人，与当地群众建立了鱼水深情。尽管这支队伍在洪雅境内只驻扎了一个多月，却产生了巨大影响，使洪雅人民第一次看到了党领导的劳动人民自己的军队，意识到了自己的阶级力量。

给洪雅人民巨大影响的还有红军长征。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南下，路经洪雅境内。12月1日，有一支29人的红军小分队到洪雅所属的炳灵乡，侦察敌情，宣传抗日，在射亭村河湾楼留下了“停止内战，团结一致抗日”的标语，又在石厂楼俘获了民团10多人。国民党薛岳部龟缩在炳灵街上，不敢与红军接火。红军虽然只路过洪雅一角，却使国民党反动势力和地主老财魂飞魄丧，而广大人民则扬眉吐气。伟大的长征正如毛泽东所说，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在洪雅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使劳动人民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领导，人民才能翻身解放。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的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洪雅，首先从学校的进步师生开始，逐步把运动推向各阶层，推向广大农村。那时，全县中小学组织抗日宣传队，教唱抗日歌曲，一时使闭塞的洪雅出现了一种生动活泼的抗日局面。在抗日救亡高潮中，洪雅县有100多名爱国青年参加了“出川抗日义勇队”，奔赴抗日前线，打击日寇。在罗坝，由进步教师牟文元组织的“罗坝抗战剧团”，经常深入到止戈、东岳、观音（今柳新）、中保等地巡回演出，唤醒祖祖辈辈埋头种田的农民群众，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

1938年，牟文元考入成都师范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月假期，牟文元回到家乡罗坝，利用原国民党驻军余味儒倡建的“罗坝文化促进社”这一合法团体作为掩护，组织青年开展读书活动，学习何干之的《中国往何处去》，以及一些抗日救亡书刊，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并发动青年写论文、诗歌、画漫画，利用办壁报、演戏剧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激发群众的爱国热忱。

1940年春，受中共川康特委领导的“民族剧团”辗转到洪雅宣传抗日。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洪雅县党部秉承省党部之命，对剧团的演出设置重重障碍。剧团在洪雅各界群众支持下，排除各种阻力，先后在县城、将军、三宝等地演出了一个多月才离开洪雅。抗日救亡运动在洪雅的开展，为洪雅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洪雅的党组织就是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诞生的。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供稿：眉山市党史和地方志编纂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