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作为一个革命者

应敢于坚持斗争”

冯晓蔚

张澜,1872年4月2日生于四川南充,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中国民主同盟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张澜的一生,经历了清朝末年、中华民国、北洋军阀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他也如同中国近代史上许多著名的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先进人物和爱国志士那样,在大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经历过一条曲折发展的历史道路。他曾主张君主立宪,后来转变到民主革命的阵营里来,最后转变为新民主主义者。辛亥革命前后,他在领导四川保路运动及参加反袁护法斗争中名声卓著。抗日战争时期,他高举民主、团结、抗战的旗帜,同中国共产党结下了深厚友谊。抗战胜利后,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他坚持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政治立场是鲜明、坚定的。他那种与日俱进,奋斗不息的精神,使他愈到晚年愈焕发出生命的青春。1949年,张澜已77岁高龄,他的政治生涯达到了光辉的极顶,德高而望重。是年9月,在举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临张澜住处,请他出任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操着浓重的川北口音说:“我快八十啦,老了,不行了。我又没有什么……”毛泽东没等他说完就爽朗地笑着讲:“你有德嘛,无论如何请你出来!”10月1日,在这举世瞩目的、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日子里,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朱德、刘少奇、宋床龄、李济深、张澜,高岗6位副主席围绕在毛泽东身旁。张澜穿着朴实的长衫,胸前飘拂着白须,精神矍铄。1955年2月9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3岁。今年是张澜诞生15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民主人士。

1949年10月1日,张澜(右二)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图片来源:统战新语)

“要站在抗日人民一边,为人民说话和办事”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展开国共合作时,张澜已65岁高龄,但他老当益壮,全力以赴投入到争民族生存的火热斗争中。他豪情满怀地写道:“华北鲸吞谋久蓄,亚东狮吼睡初醒。寇来便合迎头击,直捣黄龙痛饮倾。”对于国共两党,他不抱偏见,凡有利于抗日的,都积极支持。

他担任了四川省抗敌后援会主任等公职,为团结抗战奔走呼号。他敦促和热烈欢送刘湘、邓锡侯、李家钰等人率部出川抗日。刘湘在开赴前线途中逝世,张澜亲自写祭文哀悼,以示抗战一家的精神,鼓励四川军民为民族利益而前赴后继。他还一再希望开赴山西前线作战的邓锡侯、李家钰部要同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密切合作。朱德曾为此致函张澜深表感谢。中共中央派罗世文、廖志高、于江震、贾子群、王干青等回四川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张澜也热情欢迎并给予支持。他真诚地冀望国共两党都能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放弃旧隙,和衷共济,共同抗战。

1938年6月,他欣然接受国民党政府延聘他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立即动身前往武汉出席参政会。在武汉,他初次会晤了周恩来,并与吴玉章、董必武等人重逢,交谈甚欢,使他进一步了解了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不久,张澜即在参政会上提出了“坚持抗日,反对妥协;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的政治主张。蒋介石曾以监察院院长的要职相许,被张澜婉言拒绝,他认为自己无党无派,才能保持正直公正的立场,为促进团结抗日作出贡献。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中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迁入四川后,开始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年底,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叛国。张澜与黄炎培、梁漱溟、冷遹、江恒源等人立即在《新蜀报》上发表声明,严厉声讨卖国贼的卑劣行径。国民党政策上的逆转,使张澜心头上出现了一阵阴暗。他寻思着:“蒋介石是国民党的总裁,副总裁汪精卫都当了汉奸,蒋介石他为什么当不得?!”他十分担忧国共两党的合作将出现危机。果然,1939年上半年,蒋介石秘密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理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制造多起国共摩擦事件。

1939年6月,四川的老军阀杨森即按蒋介石的旨意,制造了平江惨案,枪杀和活埋坚持抗战的新四军指战员。8月8日,张澜在寓所听取董必武对平江惨案的详细介绍及中共中央一方面要求严惩凶手,一方面坚持抗日、团结、进步的方针后,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十分愤慨,对中共仍以大局为重的政策十分钦佩。在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张澜即支持中共参政员关于结束国民党党治和实施宪政的要求。蒋介石完全拒绝了这个要求,且变本加厉地一意孤行。

1939年10月,蒋介石宣布自己兼任四川省主席,企图借此加强他的独裁统治。张澜对此极为不满,发表《建设川省,川人应有之责任》一文,号召四川人民为了抗战,必须加强团结。实际上就是反对蒋介石的横行霸道,提醒人们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要有所警惕。

中共对蒋介石欲独霸四川,垄断“抗日”也采取了对策。中共和张澜等民主人士通过川康建设期成会这个组织,将川康两省分为6个工作区,筹备改建6个新省。明为增添行政省以弥补已沦陷十几个省的损失,实则是分化和削弱蒋介石的统治。

张澜因工作繁忙且需留在重庆、成都活动,他请陈鸣西代理他所分任的阆中区主任职务。陈鸣西临行前,张澜向他密示机要:“不必事事都按国民党政府的规定办,要站在抗日人民一边,为人民说话和办事。”

“共产党说得对,我们为什么不该赞成支持呢?”

1941年,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出现了空前的危机。张澜与其他民主人士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进行调解,但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合作诚意,终使调解无效。

1941年2月,当时的6个小党派倡议建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目的是使自己“成为一个大的力量,居于国共两党之间,调和监督,以期全国终能达到民主的团结”。张澜是以个人身份参加协商筹备的。

1941年3月,在鲜英的住宅特园举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推黄炎培为主席。不久,黄炎培辞职,改推张澜为主席。这是因为张澜具备三个条件:他是无党派人士,是个公认的超然人物,能公正地判断是非;他坚持抗战,反对独裁的立场坚定;他与川康两省的地方实力派有深广的联系。

1941年10月10日,张澜等邀请国共两党代表及部分参政员举行条话会,正式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同日,在香港出版的同盟机关刊物《光明日报》,发表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宣言》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宣言”宣称,该同盟是“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虽然国民党使国内的抗战情势“后转如初”,但同盟从当时实际考虑,还是表示愿意尊重国民党的领导。在“纲领”中,第一条即是“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这是切中时弊的。“纲领”还提出了“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加强国内团结”“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等政治主张。以张澜为主席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是有重大意义的,它使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增加了一个大的政党,有利于克服当时已出现的国共合作破裂的危机。它的政纲基本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共同要求。正因为如此,中共在延安的机关报《解放日报》特别发表了题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的重要社论,指出同盟的成立“是抗战时期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

张澜(前排中)和民盟成员合影

张澜在斗争实践中成为当时中国第三大党的领袖,他高擎民主、团结、抗日的大旗,在全国人民中的声望越来越大,面临的考验也越来越大。1941年11月,他在参政会上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向国民党要求结束训政、取消特务组织等。他的提案立即得到董必武、邓颖超等23位参政员的联署。

蒋介石见后气得拍案大叫:张澜“把我看成宣统皇帝了!”他开始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监视。但他不畏艰险,仍为团结抗战事业日夜奔波。张澜在笔记上写下“四勉一戒”的座右铭,即“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他还教育盟员:“自强必须坚其志,有毅力,不为事物所摇夺,不为艰险所沮丧,死而后已。即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作为一个革命者应敢于坚持斗争,自强不息”。有一位盟员叫沈大义,听了张澜的教诲,把名字改成了沈自强。不久,他担任了张澜的秘书,常见张澜忧国忧民,为推动抗战不辞劳苦,不顾安危,对他十分钦佩。

1943年9月,国民党举行五届十一中全会,在全国民主运动压力下,虚伪地作出了“实施宪政”的决议。张澜并不轻信蒋介石的许诺,在“九一八”12周年纪念日时,发表了《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论述“近代民主政治的消长”“什么叫民主政治”“什么叫党治”“训政与宪政”“中国今天需要从速实行真正民主政治”。从题目和章节目录即可看出,张澜是在“真正”两字上做文章,这显然是针对蒋介石企图进一步搞虚假民主的。

蒋介石见到这本小册子,顿时气急败坏,约张澜见面,警告说“你不要上共产党的当”!国民党当局把这本小册子列为禁书。中共则大量翻印,《解放日报》作了详细介绍,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为实现真正的宪政,张澜在1944年2月与邵从恩等人联名发起组织成都民主宪政促进会,对国民党提出的《五五宪草》展开批评,并敦促政府早日结束“训政”,实施“宪政”。

为适应抗日民主运动形势的发展,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称中国民主同盟,重新规定不再以党派名义入盟,而以个人身份入盟。民盟仍选张澜为主席。在他领导下,盟员有了很大发展,且更高地举起了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旗帜。于是,国民党顽固派指挥一些舆论工具攻击张澜“受共产党利用”。张澜尖锐地反驳说:“民主同盟是否受共产党利用,自有事实证明。试问三民主义,是不是进步的十足的民主政治,实行三民主义,即是实行主权在民的民治,当然要取消党治,公开政权。所可惜者,三民主义,未见实行,而使民主同盟起而要求,并让共产党得而利用,这是国民党人应该自己反省的。”

张澜并没有因为受到低毁而动摇自己的正义立场,他的周围越来越多地聚集起主持正义的人们。广大青年学生对他更为敬重。1944年10月,成都华西坝5所大学、12个学生团体举行国是座谈会,张澜应邀出席。到会者2000余众,会场贴满了质问国民党的标语,如“中原失败原因何在?”“中央当局屡次宣称提前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何以至今未有具体表现?”“大学是研究学术的场所,为什么政府加以种种干涉和限制?用手枪代戒尺,特务代训导?”等等。

张澜即席讲话说:“你们不是受着种种干涉和限制,不让你们谈国事吗?你们提出这样许许多多的问题出来,其实根本问题只有一个,为什么你们会提出这样许许多多问题来呢?反面就是不民主。”“现在是要放弃一党专制的统治。国家的事,要以真正大多数的民意为依归。民主政府的开步走,就是联合政府。至于联合政府的内容、性质,你们知识分子就起来喊!喊!喊!那末,它的内容就自然有了。”全场为他的讲话热烈鼓掌,不少人为之激动得流下热泪。

当时,正值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参政会上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于是一些特务就谩骂张澜是“共产党的尾巴!”张澜义正辞严地反问:“外面有人说我们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共产党说得对,我们为什么不该赞成支持呢?共产党就共产党,又怎么样!”座谈会后不久,五校训导处即作出决定:不准再组织类似集会。

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使张澜渐渐失去了对国民党的期望,转而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一边。是年年底,日本侵略军侵入了贵州。张澜一方面鼓励军民坚持团结战斗,抵御日军的进犯,另一方面进一步揭露:“国民党执政,变成官僚政治。所谓党治,腐化了,所谓党军,也腐化了。”他同时指出:“政府军队的失败,共产党军队的发展,就是因为一个能爱民助民,另一个不能爱民助民。”为了使国统区民众了解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张澜积极支持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等民盟的领导人去延安参观访问。

1944年9月,张澜主持民盟代表大会与代表们合影

1945年7月,张澜为黄炎培等人参观延安归来举行盛大的欢迎会,黄炎培等详细介绍了延安观感。他还大力支持黄炎培所写《延安归来》一书的出版发行,使国统区民众从国共两党所辖区域的比较中,提高对共产党的认识,更迫切地要求结束国统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国民党特务为此更加紧了对张澜的攻击和迫害。

重庆和成都等地的“铁血锄奸团”特务组织,公开张贴“打倒张澜”的标语。重庆的特园和成都的怀远山庄、“慈惠堂”等民盟活动场所和张澜经常进出的地方,都受到特务的严密监视。张澜一再告诫盟员,决不要受威胁而退缩,决不要受利诱而动摇。他以身作则坚持斗争,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尤须加倍于民主运动”

党权官化气飞扬,民怨何堪偏后方。

谁见轩乘能使鹤,不知牢补任亡羊。

连年血战驱饥卒,万里陆沉痛旧疆。

且漫四强夸胜利,国家前路尚茫茫。

——张澜,《有感》1945年

在欢庆抗战胜利的爆竹声中,积有几十年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张澜,为未来中国的命运而忧心忡忡。他在民盟机关刊物《民主星期刊》第1期上,提出了对中国民主运动今后的发展意见。抗战胜利后,73岁高龄的张澜还未及洗去抗日的风尘,又开始为民主建国而奔走呼号。

1945年8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接受蒋介石的邀请进行重庆谈判。这一“弥天大勇”之举令张澜十分钦佩。他同其他民主人士和中外记者前往迎接,积极为促进国共和谈而努力。在历时44天的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同他多次会晤并亲切交谈。毛泽东态度谦逊、平易近人。每次到特园访他时,常跟特园的勤杂人员诚挚地握手交谈,这给张澜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感慨地对身边的人说:“我也是乡下贫寒出身,可是在城市里久了,差不多把乡下人忘了,大家都应向他(指毛泽东)学习。”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重庆机场受到民盟主席张澜等欢迎

蒋介石原以为毛泽东不敢来重庆谈判,打算于1945年11月12日直接召开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因而对国共会谈毫无准备。毛泽东抵渝后坚决反对召开国大,要求先召开各党各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这一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的一致拥护。他们纷纷发表宣言,反对内战,呼吁和平民主,要求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此时,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名义发表致国共两党领导人的关切函,就国共合作问题提出:“目前商谈之中心问题,不外政治与军事”“政治必须彻底民主,此为国人一致之要求”“军事问题,积极须着眼于国防”“消极须着眼于化除珍域,保障国家之和平建设”,并提出要减少常备军。他指责国民党兵贵多而不精,除从事内争之外,更有何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谓民主必持武力始能保障,则民主之为民主,岂不令人寒心,如谓统一必须武力始能维持,则统一之为统一,岂不令人气短。

在国共会谈期间,民盟在特园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张澜继续当选为民盟主席。《国共双方代表会议纪要》的公布,使与会者振奋异常,但也为蒋介石的反复无常而担忧。张澜曾以蒋介石的无信无义,力劝毛泽东早日离渝。毛泽东临行时对张澜说:“欢迎你来,延安川人多,会做川菜招待你。”

果然不出所料,“双十协定”后,蒋介石蓄意扩大内战的阴谋逐步暴露。张澜曾当面揭露蒋介石缺乏实践“双十协定”的诚意,他说:“借如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这两点,就应该有诚意实行”“一面说党部退出军队,一面又拉军官入党,把带兵的大员统统变为国民党党部的中央委员,这是‘党化军’变为‘军化党’了。这样能算国家化吗?这能瞒人吗?这样是欠诚啊”。

1945年12月30日,他又致函国共双方,指出:“全国人心厌战苦战,欲出水火久矣”;要求国共两党于1946年元旦“双方发令所有一切军队即日停止武装冲突,所有问题均得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1946年1月,国民党在内战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迫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同意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张澜作为民盟的首席代表参加了会议。为粉碎蒋介石独裁、内战的阴谋,会前,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与他商定,中共与民盟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事先碰头,交换意见,共同协商。

会议开幕前,各党派对出席会议的名额斗争十分激烈,最初商定由下列四个方面代表组成:国民党9人,共产党9人,民主同盟9人,社会贤达(即无党派人士)9人,共36人。党派代表由各党派自行推选,社会贤达的代表由国共两党协商推定。按照这种代表组成办法,国共两党的代表人数既然相等,民盟和社会贤达代表的态度就起着某种程度的决定作用。

蒋介石深谙如何在政治天平的一方加重政治砝码的手段,他出高价收买当时仍在民盟内的青年党,硬要民盟在9名代表名额中让青年党占5名。在这种严峻的斗争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同盟配合默契,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结果取得下列有利于进步力量的代表组成方案,即:中共让出2个名额,国民党让出1个名额,青年党在民盟之外另列5名代表,总名额由36名增加至38名,民盟和社会贤达各9个名额不变。这件事使张澜和其他民盟成员从实践中看到中国共产党用牺牲自己的代表名额,保全了民盟的代表名额,不为一党一派的私利,全在顾全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大局,因而更坚定了他和民盟的成员们与中共代表团合作的立场。

在整个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张澜坚守与周恩来商定的原则立场,朝夕与中共党员共商国是,在讨论国府名额等问题上,民盟与中国共产党一直协作得很好。对此,国民党反动派大骂:“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国民党特务还强占特园4号住宅监视民盟代表的活动,特务组织“铁血锄奸团”竟公开张贴“打倒张澜”的标语。张澜在政协期间不顾攻击、诬蔑、诽谤和威胁,与中共代表始终联合一致的态度,为政协取得五项决议案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但是,政协决议刚通过,蒋介石就制造了“较场口血案”,不久,《新华日报》《民主报》馆又被捣毁。这使张澜极度愤慨和悲痛。他认识到,这是国民党政府有计划有组织地破坏民主团结反对政治协商会议的阴谋。他曾致书蒋介石,要求严惩“主使人”“解散特务组织”,使政协决议得以“确实进行”。

但蒋介石一意孤行,在同年3月底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公然全面推翻政协决议。张澜由此进一步认清蒋介石国民党独裁专制的本质,他坚决表示: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其目的无非在维持其一党专政的实质与形式,把各党派参加政府变为请客”“我们同盟为对国民负责,不愿贸然参加政府”。这是他代表民盟在政治协商会议之后首次表明不参加政府的态度。为避免内战,张澜等民盟领导人又于4月上旬在特园约请国共双方代表调停内战。但国民党代表陈诚毫无诚意,更引起张澜的不满。

国民党当局的背信弃义、坚持内战独裁政策,使张澜感到时局艰险,和谈无望。当1946年四五月间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决定还都南京,参加国共和谈的各方代表也随之准备东下,继续和谈之时,他决定留在四川不去南京,于5月3日返回成都。在准备飞蓉的机场上,当前来欢送的邵力子请他早日去南京时,他回答说:“你们要打,我去南京何用?”可以看出,他之暂时退出和谈,无疑是对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的一种抗议。

张澜回成都后,一方面继续致力于争取和平民主的事业,一面对民盟今后工作的重点进行思考。7月,昆明发生“李、闻血案”,他无比义愤,当即致电蒋介石,以后他不顾个人安危,出席了四川各界人士在成都举行的李、闻追掉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李闻两同志为民主而死,我们要前赴后继,力争民主之实现。本人决步两同志之后尘,为中国民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表现了一种昂扬的斗志与不屈的精神。

李公仆(左)闻一多(右)

大会结束时,混进会场的特务喊起“打倒共产党,打倒张澜,打倒民主同盟”的口号,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盟员们劝张澜秘密离开会场。他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从容地和民盟其他成员一道走出会场。在上车时,突然遭到暴徒袭击,张澜头部受伤。由于警卫吕光光等奋力保护,才幸免于难。

事件发生后,他收到中共四川省委吴玉章和民盟重庆市支部及各社会团体的大量慰问信。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亦驰电慰问。张澜不顾伤痛,连忙致电答复,利用时机向广大群众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发动人民投身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他表示:“为了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奋斗,个人流血算不了什么,我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四亿同胞方陷水火,望勿以澜个人为念。”在这种形势下,他指示民盟转移工作重点。不要去热衷和谈,而“尤须加倍于民主运动”。

“中国一日无民主,即一日不去南京”

1946年7月,国民党彻底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通过的五项决定,悍然发动内战。在国民党军队于10月侵占张家口之后,蒋介石以为消灭共产党已经指日可待,于是单方面宣布召开“国大”。

张澜发表声明说:“民盟决不参加一党国大。”当时,国民党为了孤立中国共产党,在南京拉拢、引诱以至胁迫第三方面参加“国大”,引起第三方面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当时所谓的第三方面,指的是国共两党以外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三个单位: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青年党已经奉国民掌之命是从,大多数的社会贤达亦是由国民党推选出来的,因而民盟成为国民党争取的主要目标。那时、民社党仍在民盟之内,民社党的张君劢就成为蒋介石的主攻对象。张君劢和青年党一起搞了一个花招:由参加和谈的所有第三方面代表联名函请蒋介石将“国大”延期一个月,在此期间继续进行和谈,到期如和谈不成,则由第三方面全体参加“国大”。民盟的一些领导人,没有识破蒋介石、张君劢之流的这个阴谋,在给蒋的函件中具名签字。

张澜代表民盟发表讲话

签字后,他们感到要恪守民盟和中共的信约,就派人赶到中共代表团通报此事。周恩来当即指出,这是上了国民党孤立共产党的圈套。幸好函件未发出,就涂掉了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3人的签名。第二天,报纸报道说:“函件涂污太多,不便进呈”,粉碎了蒋介石通过青年党、民社党企图骗取第三方面全体参加“国大”的阴谋。

但是,为此事,民盟亦遭到某些人的攻击,指责民盟是“瓦解了第三阵线”。民社党就此从民盟中分离了出去,民盟内部思想混乱。1946年11月12日,国民党片面召集的伪“国大”正式开幕。中共代表拒不参加。在此关键时刻,周恩来当天亲临南京民盟总部,向民盟各领导人建议:对于民盟是否参加伪“国大”的问题,应向主席张澜先生请示。

当晚,民盟总部即与张澜通话。张澜连续几次电话叮嘱南京民盟领导人,再三强调民盟的立场,明确表示民盟拒绝参加伪“国大”。他说:“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即失去民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要万分慎重,绝对不能稍有变动。”他还坚嘱不能提交民盟参加伪“国大”的名单。当他13日从报纸上看到民盟总部拒绝参加伪“国天”的消息后,才捻髯笑道:“我可以睡得着觉了。”民盟拒绝参加伪“国大”,使蒋介石妄图孤立共产党的阴谋彻底破严,民盟也保持了自己政治上的纯洁性。

在此前后,南京民盟领导人纷纷致函张澜,望他早日东下主持盟务。民盟拒绝参加伪“国大”后,周恩来也肯定民盟“经此一番风浪阵营较稳”,但“问题仍多”。为使民盟能够健康地发展,周恩来特电吴玉章敦促张澜东下,主持宁、沪的民主运动。张澜决定以年迈之躯抱病出川。他怀着反内战争民主的战斗激情,于1946年12月12日由渝飞汉,13日由汉乘龙安轮东下。他表示“中国一日无民主,即一日不去南京”。当船在南京停靠时,他不在南京逗留,直奔上海,在险恶的时局下,投入民主建国的最后斗争。

形势所逼民盟被迫解散

1947年3月,国民党强迫中共代表从国统区撤退。中共代表团撤走后,民盟在国统区就是最大的反对党了。24日,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发表宣言,要“采取坚决迅速之措量”,“遏止”中共的所谓“军事叛乱”。国内的局势更加严峻。

国民党当局同时加紧对民盟的迫害,在此后的几个月内,先后封闭了民盟在重庆和西安的机关报——《民主报》和《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在蒋介石、胡宗南军队侵占延安的次日,逮捕了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并以“通匪”名义予以枪决。

张澜闻讯,立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并为杜斌丞被杀案发表声明,把此事诉诸报端。

国民党当局一意孤行,迫害民盟的舆论日甚一日,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1947年10月21日,南京卫戍司令部布告,限令共产党员及其“关系人”到卫戍司令部登记,逾期则“依法逮捕”。当时,张澜住在上海永嘉路集益里八号和成银行的一幢小宿舍内,民盟办事处设在马斯南路原中共办事处,民盟留沪的中常委们常在集益里开会。13日,国民党特务开始包围马斯南路的民盟办事处;南京民盟总部亦同时受到监视。留守南京的民盟中委罗隆基来上海汇报工作,商量对策,特务跟踪而来,用汽车堵住集益里宿舍的前门和弄堂口,对进出的人严加盘查。

张澜面对险境,安然若素,每天下午照常让女儿张茂延陪他散步,特务则尾随在后,步步不离。1947年10月27日上午,在沪民盟中委沈钧儒、黄炎培、史良、叶笃义等10多人在集益里秘密聚会。为弄清情况,抗议特务的监视,保障民盟的合法地位,决定派代表上南京交涉。叶笃义先走,黄炎培后去,幻想与南京的罗隆基一道同国民党谈判并呼吁司徒雷登出面斡旋,如国民党政府不下令解除包围,则宜通告盟员暂时停止公开活动(转入地下)。

张澜与民盟同仁

但是,就在黄炎培赴宁的当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发言人以“勾结共匪参加叛乱”“不承认国家宪法,企图颠覆政府”的罪名,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声言今后对民盟及其盟员的活动要按《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惩处,并要民盟盟员向国民党当局登记。29日,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陶希圣,攻击张澜“勾结”中共,“投靠”苏联,并威胁说:“吾人希望治安机关不任其逃出国境,不使其写完郑孝青、赵欣伯形状之最后一笔。”

自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后,民盟中个别中委和盟员有登报声明退盟的。为此,张澜发表《民主终将在中国得到胜利》一文,答复美联社的询问。当时,国民党政府派警察强占了马斯南路民盟办事处,逼迫办事处人员全部撤出。沈钧儒和其他几人搬来集益里居住,张澜亦被禁止外出。大家焦虑地等待南京的消息,对交涉尚存一线希望。但是,民盟代表去南京的活动毫无结果。司徒雷登不仅不答应从中斡旋,反劝民盟“光荣解散”;在与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张群的谈判中,张群仍坚持解散民盟的无理要求。到11月5日,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3人在特务的“护送”下,携带一份与国民党多次交涉后写成的《公告》自宁返沪。

张澜立即召集在沪中常委进行讨论,参加者有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罗隆基、史良、叶笃义、张云川等人(陈新桂列席会议)。黄炎培报告在南京商谈经过,罗隆基、叶笃义相继发言,说明南京政府执意要民盟自行宣布解散,否则要逮捕民盟中委,各地盟员都要登记。大家迫于形势,决定宣布民盟解散。

对民盟宣布解散这件事,周恩来曾有过评论。他说:民盟在旧政协期间遇事合作,不参加伪国大,表方先生打电话号召无论如何不交名单参加伪国大,可说是民盟进步性发扬起来了,这是不能抹杀的,但最后在国民党压迫下宣布民盟解散,虽然是形式上取消,但在人民中的影响,是有损失的。不管想法如何,一个党领导人民做工作,方向应该是前进的,不能一压迫就不工作。解散后,国民党还不是到处抓人吗?所以,收回旗帜,它使人民感到恍惚。

毛泽东在1948年3月20日《关于情况的通报》中,也曾提到这一段历史。他说:“……将自己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地位的某些民主人士,在国民党的突然的攻势之下,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后来,经此教训,民盟的工作由被动逐步转为主动。

张澜的个人声明发表后,他的处境更加艰难。民盟中常委沈钧儒与之朝夕相处,共商对策。不久,沈钧儒等一部分民盟中常委化装赴香港。张澜已年近80,且数十年为国事奔波已积劳成疾,周围又有特务紧盯跟踪,无法出走,仍留上海。

“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

1948年1月,沈钧儒在香港主持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否认南京政府内政部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告示,宣称不能接受民盟总部在南京反动独裁政府的劫持与威逼下所发表的“辞职”“解散总部及停止盟员活动的声明”,公开表示“中国共产党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历史,日寇投降以来,为实现国内和平而努力,是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本盟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从而完成了民盟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

民盟三中全会前,沈钧儒有信给张澜;张澜亦曾托人带过私信到港,张澜、黄炎培、叶笃义、罗隆基还共同往港去函,对准备召开三中全会的设想和全会的主旨表示热烈拥护,并派民盟青年中委罗涵先前往香港参加三中全会。在三中全会闭幕会上,沈钧儒宣读了张澜等人的函件。会后,罗涵先返沪向张澜汇报会议情况,张澜很高兴。当时,香港民盟临时总部的地址设在和成银行香港办事处内,他们的活动经费,是由和成银行汇去的。这笔经费的来源,基本上是刘文辉和龙云秘密捐献的,只有张澜有开支权,均由张澜安排,经和成银行汇港。上海和香港的民盟领导人同心同德地为坚持民主建国事业而斗争。

1948年三四月间,张澜已感右边半身不遂,并患有眼疾。离集益里不远的虹桥疗养院郑定竹副院长以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欢迎张澜免费住院治疗。这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蒋介石想退入四川负隅顽抗,又对四川省主席邓锡侯信不过,就撤了他的职务。邓锡侯很气愤,来沪见张澜。张澜劝他,失掉省主席不要紧,时局很快要变,赶快回去联络川军,等待时机,准备起义,迎接解放军入川。刘文辉派代表来沪见张澜,张澜劝刘迅速脱离蒋帮加入革命阵营。不久,蒋介石派张群任四川行政长官。张群赴川前来沪见张澜。张澜语重心长地提醒他:“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劝他不要再跟蒋介石走,要为四川人民做些好事。张群在张澜感召下,返川后,释放了关在中美合作所的21位民盟盟员,把征兵名额由42万减至6.2万人,取缔了准备新建的6个师,减少征粮,停止征购实物。事后,张群通过留川民盟中委范朴斋转告张澜,表明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凭着这些事情,张群逃往台湾后,他的留在大陆的母亲和弟弟得到了人民政府的礼遇。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文告”,发出假和谈的要求并宣布“下野”,妄图利用“和平”攻势,获得喘息之机,以便卷土重来。张澜在医院发表谈话,公开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他说:“国民党利用和谈,保持现状,不仅共产党不同意,人民也不赞同。”

代总统李宗仁先后派邵力子等来虹桥疗养院,希望借助张澜和共产党的关系,出面调解国共两党的关系。他表示断然拒绝,说:“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斗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作调解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结束三大战役后,挥师南下,所向披靡,全国解放即将实现。蒋介石困兽犹斗,企图对张澜下毒手。

1949年5月10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队副阎锦文带领武装特务闯进虹桥疗养院,用枪逼迫张澜和罗隆基(当时也在虹桥疗养院治病)跟他们走。张澜临危不惧,厉声斥责说:“你们可以用枪打死我,但我决不离开这里!”他的凛然正气深深感动了当日正在值班的郑定竹副院长。他挺身而出,用身家性命担保,留张、罗二人住院治疗并立下担保字据。

此后,特务们对张澜严密监视、轮班看守。武装特务、便衣特务,男特务、女特务来来往往,戒备森严,把张澜和罗隆基囚禁在一间病室达一个多月。

1949年5月24日,在蒋军从上海撤退之际,特务头子下令要将张、罗二人以送往台湾为名,秘密绑架,用船运到吴淞口外,然后在其身上系石头,投入江内,由阎锦文参与执行任务。原来,阎锦文是中共地下组织通过起义将领、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安置的保卫张澜的人。阎锦文在紧急关头捷足先登,利用职务,抢在其他捕杀者前面,把张、罗二人营救出险。这个天方夜潭式的经历,是张澜在几十年政治风浪中极为惊险的一幕。

1949年6月,张澜应中共中央邀请,出席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9月,他以民盟主席身份作为民盟首席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中国今天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局面,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中国人民解放牢英勇战斗,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民主分子奋斗牺牲的结果”“我今天愿与在座诸位代表相约,我们全体代表更应与中国全体人民相约,我们应立下宏愿,抱定决心,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共同起来担负实现这个纲领的责任”。会上,张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9年10月9日,毛泽东与张澜在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亲切交谈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冯晓蔚(北京)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