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延绵的红色达州

杨智淋

红军时期,8万人参加红军,2万人壮烈牺牲;抗战时期,18万人参军抗日,5万人阵亡。巍巍大巴山,滔滔渠江水,不只是塑造了通达开放的达州城,更见证了为有牺牲多壮志的达州儿女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

千载忠勇尚义达州人,百年救亡图存革命路。近代红色革命不仅深刻改变和塑造着达州城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底蕴,也以一种近乎悲壮的方式呈现出达州人的壮志豪情。

主战场的慷慨壮歌

达州红军文化陈列馆(图片来源:官察室)

达州所在的大巴山区,曾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腹心地带,这块根据地也被毛泽东主席称赞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而要追溯四川第一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则不得不提及肇始于达州的固军坝起义。

1929年4月27日,在川东党组织及王维舟领导下,万源、宣汉和梁山(今重庆梁平)、开江等县的工人和农民,在当时的万源县固军坝举行武装起义。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起义军取得数十场游击战的胜利,建立了面积2500余平方公里、人口6万余的固军坝游击根据地。

虽然最终因寡不敌众而宣告失败,但这场来自川东的一声惊雷,开启了四川土地革命斗争的新局面。起义军创造使用的游击战术和斗争经验,也为后来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达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相关负责人看来,如果说与达州毗连的巴中是当时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和首府,那么,达州便是川陕苏区的主战场和前沿阵地。“这种角色定位往往意味着惨烈的斗争和巨大的牺牲。”

位于今天巴中市通江县王坪村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长眠着25048名红军烈士,是目前全国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其前身可追溯始建于1934年的王坪红军烈士墓,当时埋葬在此的7000余名烈士大多牺牲于反对军阀刘湘“六路围攻”的战争中,其中尤以在万源保卫战中牺牲的最多。

通江县沙溪镇中心小学五年级一班的学生正在为无名烈士纪念园墓碑上的五角星描红( 施皓文 摄,图片来源:四川日报)

当时,因敌众我寡,红军兵力一路收缩,川陕苏区只剩下万源这唯一的一座县城,红军退无可退,敌人志在必得,双方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战斗。

据时任红九军副军长兼25师师长许世友回忆,红军的大刀是纯钢的,能连砍十多个铜元也不卷刃,但在厮杀中,砍卷了刃的刀有很多。在今天万源保卫战战史陈列馆展出的大刀实物中,刀刃上的缺口依然清晰可见。

万源保卫战战史陈列馆里钢刀连曾用过的大刀(图片来源:《万源保卫战:大面山上 许世友挥刀杀敌》)

虽然,红军最终粉碎了国民党军队140多个团26万余人的围攻,取得歼敌6万多人、俘敌2万多人的辉煌胜利,但自身也付出了惨烈代价。一开始牺牲的烈士还能用棺材装,但后来牺牲的人数越来越多,就只能用席子裹,然后全部运到后方安葬。时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亲自设计墓碑并题写碑文,墓碑上倒悬的党徽仿佛无声诉说着悲痛,王坪红军烈士墓也由此而来。

通江县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内红四方面军英勇烈士之墓碑,1934年7月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亲自设计并题写碑文(新华社记者 刘坤 摄,图片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惨烈的牺牲赋予了达州红色文化的悲壮底色,但达州深厚的红色文化远不止如此。

起源于宣汉、由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由此创造了中国革命史上一个县独建一个军的奇迹。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200余位共和国将帅曾在这里浴血奋战,走出了张爱萍、陈伯钧、魏传统等22位达州籍共和国将军,留下“中国红色第一街”“中国革命第一缸”“中国红色第一联”等众多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革命文物……

中国红色第一缸(冉奎 摄,方志四川 供图)

这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党史事件、革命人物的突出贡献以及类型多样的革命遗迹等元素,无疑让达州的红色文化呈现出自身的特色,也让激荡在大巴山里的红色革命深深烙上了达州的印记。

红色文化与巴文化的交相辉映

“我们是红军,秋毫不扰人。敬老又爱幼,鸡犬不准惊……军队如违令,立即处死刑。”

在如今的宣汉县红三十三军纪念馆内,有这样一份由时任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签发的安民告示,红军的严明纪律可见一斑。

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时的王维舟(图片来源:官察室)

在当时的革命斗争中,红军不仅要与敌人作战,还广泛开展宣传和发动群众工作。王维舟更是组织开办了红军药房,免费为穷苦百姓治病去疾,红军也因此被穷苦百姓称为“救命活菩萨”。

在一名长期研究达州红色文化的研究者看来,理解达州厚重的红色文化,可以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达州所在的巴文化区域,历来就有忠勇信义、吃苦耐劳、不怕牺牲等可贵品质。这种沿袭千年的优良传统,与红军先进革命文化的浸润结合和相互作用,往往可以迸发出无穷的生命力和战斗力。这种舍生取义的理想信念和敢于胜利的拼搏精神,在一大批达州籍开国将帅和革命先烈身上,都有鲜明的体现。

素有“猛张飞”绰号的达州籍开国少将张开基,一生负伤无数,哪怕肩膀溃烂流脓也不轻易下火线。在一次与敌人的肉搏中,他肩上的脓包因过于用力爆开了,脓液喷射进敌人眼睛,这反而救了他一命,他后来也因此笑称“谁说负伤不能上前线”。而著有《地狱归来》的达州籍少将王定烈,在长征中九死一生,因负伤过于严重甚至被放进安置临死者的马槽中,其后,虽多经磨难,但凭着一定要找到党中央的信念,他最终走到了延安。

而那些在战斗中不幸牺牲的革命烈士,更是以身就义、宁死不屈的典范。据万源保卫战战史陈列馆原副馆长刘仕素介绍,固军坝起义领导人李家俊在起义失败后,被国民党重庆当局多番迫害,但李家俊誓死不降,甚至在就义前仍不忘宣传党的宗旨。为此,敌人只好将木棍塞进李家俊的嘴里,用绳子狠狠地往后拉,鲜血浸透木棍流到地下,直至其英勇就义,年仅29岁。另一名起义军领导人唐伯壮也被敌人用石灰包住口鼻,用绳子活活勒死,年仅30岁。

国宝档案《万源保卫战》

而在悲壮的万源保卫战中,达州还涌现出堪比狼牙山五壮士的“笋子梁十二勇士”。在弹尽粮绝之际,他们相互搀扶,高呼“红军胜利万岁”的口号,从花萼山的万丈悬崖上纵身跳下。

不只是革命先烈,在红色文化的洗礼下,广大达州人民也开始了自我觉醒,投入到支持革命的艰苦斗争中来。

以万源为例,1934年,万源总人口不足20万人,但参战的就有10多万人,参军的4万多人,北上长征的有860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幸存者甚至还不足300人。

在抗战时期,除有18万达州儿女踊跃参军外,达州先后出动近5万名劳工参与汉渝公路、梁山机场等交通项目建设。这些民工不计报酬,且自备工具,即便面临伤痛和死亡,也从未退却。

老区人民的无私奉献,成为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保障。在大巴山区战斗过的徐向前元帅,曾动情地回忆说,“根据地人民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前赴后继,艰苦奋斗,贡献了他们所能贡献的一切”。

通江县川陕革命根据地军史陈列馆前徐向前塑像(李桅 摄,方志四川供图)

红色精神的薪火相传

1984年4月,张爱萍通过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实现了北京和新疆间的第一次卫星通话(图片来源:官察室)

神剑擎天、气冲云霄。在今天达州市通川区的神剑园二期神剑广场内,一枚由中国人民火箭军捐赠的退役DF-3型弹道导弹,高昂地耸立在广场中央。导弹的到来正是为了纪念张爱萍上将,他是我国“两弹一星”伟大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之一。

达州市通川区神剑园景区(柏在田 摄,图片来源:四川日报)

出生于达州的张爱萍,曾留下一句“我们不能没有打狗棍”的名言,这个“打狗棍”指的就是导弹。因对我国导弹事业的突出贡献,张爱萍也有了“神剑将军”的美誉。

在达州一名廉洁文化研究者看来,张爱萍将军身上展现的“两弹一星”精神,既具有革命年代里对党忠诚、艰苦奋斗等特质的共同面,又有勇攀科技高峰、敢于求真创新的新内涵。这一精神无疑又丰富和发展着达州红色文化的内涵,影响着后来的达州人。

达州通川区张爱萍故居(蓬州闲士 摄,方志四川 供图)

达州市委党校副校长郑丽天也认为,达州的红色文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形势的风云变幻中不断深化拓展,共产党人各个时期的精神谱系在达州大多有很好的体现和传承。“如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驻达部队官兵、民兵成建制参加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数十万人会战襄渝铁路,为国家战略性工程作出重大贡献,就很好体现出‘三线精神’的内涵。在当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作为革命老区和秦巴山区,‘脱贫攻坚精神’就镌刻在达州全域脱贫奔康的实践中。”

既有依势而动的变,更有无惧风雨的守。变的是外部环境,不变的是达州儿女对红色精神的赓续传承。

从战争中走来的张爱萍上将,面对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军队经商现象就曾直言:“官商和军商,实不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干的,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大力推动军队革命化建设。当下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达州市离休纪检干部周永开则是一辈子初心不改,无论是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当地下党员,在纪委书记任上同腐败行为作斗争,还是离休后回到花萼山义务植树,外部环境的变化并未改变其一生跟党走的初心。

2021年6月29日,周永开获得“七一勋章”(周婧 摄,图片来源:川观新闻)

这些先进榜样的示范作用无疑正是达州儿女赓续红色血脉的缩影。在加快实现振兴发展的当下,达州正在历史精神和时代使命的结合中,不断续写着红色达州改革创新的新篇章,也为自身红色文化的传扬发展注入新时代的内涵。

来源:官察室

作者:杨智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