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有一本母爱的家书

胡德平

2019年,在清理母亲遗物时,吃惊地发现了母亲一份手稿,题目是《母亲的心》。稿纸是20行带有小格的稿纸。一格一字,字迹清晰,阅览全文,犹如平日话语,又像流水那样自然。手稿似乎是誊写的,改动之处很少。文稿不知写于哪一年,一直锁在一个保险柜中,她似乎忘了发表,兄妹四人也无人看过。

作者母亲的手稿家书 (图片来源:“百年耀邦”微信公众号)

母亲的 文稿一开始就写道: “一提到母亲,总使人立即浮现出慈祥、善良、无私的形象,而母亲对子女,又总是充满无限的关怀与希望。 ”人生在世,谁不想得到母亲之爱,兄弟姐妹之间竟或还有为父母的宠爱不公产生意见,甚至斗气的情况,这都是人之常情。 这篇文稿或许也是关于伟大母爱主题的一份朴素的材料吧。 请允许我把这份文稿的一个小故事实录发表出来,以纪念母亲的百岁诞辰。

一、一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争吵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率领一支由文化文艺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奔赴东北,1945年11月间到达重镇张家口。母亲随行,她用直白的笔法写下一段在张家口时家庭的小故事:

“日本投降了,多年为之奋斗的目标实现了,我们是星夜兼程地赶向前方,去迎接新的任务,开拓新的事业。到了前方的第一站张家口,这个刚从蒙疆自治政府手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个大城市,大家都兴奋、愉快地忙碌着。我抽空去逛了一下市场,看到市场上有很多东西,立即又想起还留在延安不满三岁的大儿子和其他的孩子们,就用发给的很少一点零用钱买了几件小衣服和鞋袜之类的东西。我高兴地把买来的东西给耀邦同志看,他首先说:‘同意你托人把这些东西带回延安,这是你做妈妈和阿姨的心意,像亮亮、丰丰、和平等小孩一定很高兴。’但他又仔细察看捎给孩子们的东西,发现给自己的儿子多了一件小绒衣,他拿起小绒衣笑着问:‘为什么自己孩子的衣服要比别人多一件呢?’我开始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随便答到:‘孩子小,给他多买一件算不了什么,也是妈妈的一点心嘛,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本来都在愉快地议论着小衣服、小零碎东西这个给谁,那个给谁的时候,这时曾做过八路军组织部长的耀邦同志又很认真地说:‘买东西带给后方的孩子们,这是可做可不做的事,因为要托人,由前方到后方要过封锁线,带的人很麻烦,当然,我也不必过多地苛求你们这些做母亲的人,只是太啰嗦了点就是了。可是你为什么要把小衣服多给自己儿子一件呢?你这个人还真有点不大的私心,这不好,因为这些孩子都是前方干部留在后方的,他们收到妈妈、阿姨带的东西是高兴的,但当他们发现自己的东西比你儿子少一件小花绒衣时,他们一定会想到要是我妈妈捎东西回来,一定也会给我多发一件,而你自己的孩子也会无意识地、高兴地认为我妈妈多爱我,还给我多发了一件小绒衣,这就有点突出了,给孩子心中撒下一种莫明其妙的羡慕心和自豪感,这不好!如果有人说,看组织部长家对干部的孩子,还有亲疏之分,这个影响多不好。古人云:幼我(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更应该比他们强吆!’

我听了觉得有道理,但感情上一下接受不了,就说:‘这是什么大问题,也值得说这么一大通?!’当时他看我不以为然的样子和明显的矛盾心情,就说:‘好吧,你可以想想,看哪个意见更好。’之后,我的确认真地衡量一阵,觉得我们都爱自己的孩子,但也都记挂着别人的孩子,我做到了幼我(吾)幼以及人之幼,但两相比较我还是少带一件小绒衣比多一件要更有意义!这使我认识到,我们虽然都有一颗爱子之心,但由于各自经历和受党教育的不同,就出现了处理问题上的水平差异。当然他过去说的这些话,已经很难适应于今天了, 想当年大家都过着共产主义的生活,实行的是供给制,他又做过组织部长,仔细琢磨这番话我觉得是符合人情,朴素自然,有道理,所以一晚的争吵终于愉快地统一了。”

胡耀邦和夫人 李昭(蓬州闲士摄于南充市方志馆)

二、女工,纺织女工的劳动和生活

1952年10月,母亲来到北京,先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母亲一生好强,不习惯坐办公室,经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关心,她离开了总工会办公室,1954年夏天被安排到北京国棉一厂工作。我记得父亲特别高兴,在一个天气美好的傍晚,他特意坐车去国棉一厂拜访工厂领导,不言而喻也有意表达对母亲工作的支持,当时我也跟去了。

北京国棉一厂是1953年兴建的国营企业,是东德援建的纺织厂。我的印象是厂房非常干净敞亮,地面是水磨石的。厂部办公室则是油亮的木地板。工厂比母亲在四川南充的“西南蚕丝公司第三厂”的气势规模强多了。那晚母亲的心情既开心又有范儿,主客欢声笑语,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北京国棉一厂里的纺织工人大部分是高小毕业和附近农村里的姑娘,年轻而又能干

据纺织局的同志介绍,那时全厂职工2800多人,70%的职工是年轻漂亮的女工人。除去工厂的劳动之外,女工们没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终身大事的婚姻问题成为每个未婚女工的心头大事。我记得父亲给我讲过,延安时期,抗大的男女学生同校同班学习,某天在操场上开大会,校方出于男女青年之间容易产生情感越界的考虑,做出男女分开学习的决定,未料一语未了,操场上突然爆发出一阵嘘声和哄笑声,男同学坐在地上还拼命跺脚起哄,女同学则羞红了脸,低头不语,会场的主持人几乎主持不下去,也笑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男女青年相互亲近,相爱相敬,这不是人性的表露又是什么?况且还是革命队伍中。事后有人作诗,大意是决定不尽情理,何必学秦始皇修道长城,割绝男女的交往呢?其实我的父母也是在多次联谊场合中认识并自由恋爱的。

母亲本是过来人,她在北京国棉一厂,一边工作,一边也为青年女工的婚姻发愁,但这需要组织创造一定的环境。无独有偶,长安街的东端十里堡是纺织厂多,女工多;长安街的西端石景山是首都钢铁厂,男工多。每当“十一”群众游行期间,前面走的是黑鸦鸦的钢铁大军,紧跟着后面走的是白花花的纺织大军,依次走过天安门广场。母亲和首钢厂长周冠五便扮起了两边男女职工的红娘角色。两边一拍即合,办起了“交际舞联谊舞会”,其实就是男女相亲会。据两边工会几年统计,每年三、四次联谊舞会,成功结为夫妻的一年就有一二百对。以后,又发展到和北京卫戍区的军人建立起联谊活动。

好事还没做完,母亲又想起了延安多起热闹的婚礼。在北京市总工会支持下,每年都会举办两次集体婚礼,地点就设在北京饭店,一般都是市总工会主席做证婚人,主婚人则是在领导干部中挑选“全须全尾”的全乎儿人。也就是说,此人必须家庭老小圆满,如蟋蟀一样全身须发齐全,一根毛都不能少,这是北京旗人的老典故,侯宝林说的相声就有这段。

纺织厂另一大难题就是住房问题。当时的年轻职工都是住集体宿舍,如果女工生儿育女,没有住处该怎么办?厂领导决定,在国家计划经费之外,通过增产节约,筹集一些资金来盖房子。母亲是积极分子之一,她或许受到父亲的影响,一直是理直气壮地陈述道理:“盖房子也是为了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一个是物质的扩大再生产,还有一个是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呀。”在生产一线工人们强烈呼吁和干部的努力下,上级领导机关终于允许棉纺织厂留用一部分超额利润,加盖职工住房。国棉一厂不但盖起了“妈妈宿舍”,还盖好了几栋一居室的筒子楼,楼房极其简易,但解决了很大问题。在当时职工的生活用房冲破了计划经济统收统支的财政用款,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突破吧。

国棉一厂在生产建设的同时,也建起了二十多栋三层楼的职工宿舍,这些漂亮的房子成为了纺织女工的新家

纺织厂的女工每天工作8小时,但要三班倒,健康受到很大影响,母亲和纺织局的领导根据1951年通过的《劳动保险条例》,在卫生部和妇联帮助下,对工人的劳动条件做了详细的调查,并给出了真实的数据,对厂房的照明、温度、空气中的粉尘和湿度、噪音均作出了力所能及的改进。同时,还对女工的生理周期紊乱情况和慢性病,也进行了严格的检查和治疗。

纺织属于轻工业,但轻工并不轻松,纺织工人的劳动强度是非常高的,比如织布车间,一个女工看管二三十台织布机,需不停走动,一天行走的路可达20公里。再比如筒拈车间的挡车工,除接头、处理故障外,也得走十几里路。“文革”前,技术工人专为女工设计了代步行走的电动座椅,人可以坐在上面,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女工们亲切地称为“幸福车”。

纺织女工坐在椅子上,看着纺机。和走路相比,减轻了劳动强度(图片来源:“百年耀邦”微信公众号)

20世纪50年代,北京的几个国棉纺织厂为北京乃至全国作出巨大贡献,当时艰苦的劳动和生活,也是国家财富过大积累时期的一段历史写照吧。50年代,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都曾莅临北京的纺织厂了解情况,进行指导。毛主席还特意请来了细纱车间的女工刘惠英,到中南海的机械厅做操作表演,刘惠英的工作服上就印有“京棉一厂”的字样。

1957年,毛主席在中南海机械厅观看京棉一厂细纱车间工人刘惠英操作情况(图片来源:“百年耀邦”微信公众号)

三、为人民的服装业进言补台

建国后,母亲在纺织系统工作近30年,离休后又到“北京服装协会”工作。她的社会联系非常广泛,在《母亲的心》一文中,母亲承认,在战争时期“根本不懂怎样做一个年轻的母亲,也不懂得怎样对待孩子。特别在那战争年代,对待家庭和孩子都不敢有什么奢望”。母亲对家庭和子女确有歉意,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们做子女的不但没有遗憾,反而觉得十分光荣。母亲又说:“但在不同的环境,对孩子的关怀与爱护也本能有所变化”。“本能”二字自然出口,皆因人性,母亲一点也不做掩饰。母亲在文稿中对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有大段大段追忆往事的直白,充分体现了她的感情活动。

李昭(右一)晚年仍然关心纺织服装事业,这是她在北京国展中心参观北京时装展(图片来源:中国绿发会)

在政治上,我认为母亲是一个模范党员,终身以事业为重,勤恳工作,绝不吃什么夫人饭。她特别喜爱她全身心投入的纺织产业,从棉纺到毛纺,再到化纤。她认为经济工作是最好为民造福的事业,衣食住行谁能离开须臾片刻?“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类纯技术观念的话,她给我不知道说过多少次。她对党和国家的文件是认真学习的,但她特别强调政治要落实在具体业务上。她不喜欢拉扯人事关系,对党内情况和问题也不敏感。“文革”前党内外就有很多激烈争论的问题,比如大家都同意政治挂帅,但大有分歧,一部分人认为政治挂帅应落实到革命化上,一部分人认为应该落实到业务上。母亲是后者坚定的且不加掩饰的拥护者。“文革”中革命群众大批单纯业务观点,最后她思想上的一个疑问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即政治挂帅要落实到革命化上,那么革命化又应落实到哪呢?她坚持一定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非常认死理。我认为在企业干部中,这种同志并不少,党的事业也非常需要这种人。

母亲的文稿最后写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公报重点突出讲明,今后全党全国人民的全部工作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对长期做经济工作的母亲是一次彻底的思想解放、政治解放。可能这份手稿就是在这次全会后写下的,同时她也准备继续在祖国的纺织行业加倍工作。没想到没过多久,父亲和母亲多次谈话,劝她及早退出第一线工作,早些让政治素质好、熟悉技术业务的年轻同志接班。说实在的,母亲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她到1981年才满60岁,为何提前就离休呢?父亲给她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党的组织、干部队伍包括领导同志,需要进行重大调整,老同志要从岗位上下来一大批,我们家也要从自身做起,你提早下来也便于我做工作。我们的年纪都大了,记忆力、工作精力就是和年轻的时候大不一样了。当父亲说到我们家也要从自身做起时,还用手指指自己的鼻子。父亲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母亲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我觉得母亲对父亲的工作帮忙很多,多在经济问题上。1982年5月19日下午,父亲请国家计委、经委、财政部、商业部领导和薛暮桥、马洪等经济专家座谈。主题是如何看待人民群众的内需和消费问题、群众的衣食住行问题。这是改革开放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重要问题。毛泽东主席在中央苏区时期,针对群众的柴米油盐等生活问题就发表过专门演讲——“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并号召督促干部确实予以解决。

在座谈会上,父亲说:“北京服装工人八万人,能加工毛料衣服的一万四千人;天津市服装工人三万人,能加工毛料衣服的两千二百人。”我认为,这两组数字不是计委提供的,也不可能是纺织部提供的,因为纺织部主要关心的是棉纱、布匹、印染、衣料的中间产品,负责服装终端产品生产的部门,则在轻工部。轻工部企业生产的服装品类十分单调,大体上都是千人一面的工作服、干部服和军队服装,要说服装的区别,也就是男装和女装的区别。我认为北京、天津服装工人的具体数字,极有可能是母亲提供的。

当时北京的服装业非常落后,难怪周总理要把上海的服装品牌红都、雷蒙、华表、蓝天引进北京。为了提高北京人民的生活质量,仪容美化得更时尚一点,总理还引进了上海的理发店,取名“四联”,此举轰动京城,人之好美乃天性也。父亲又讲:“明年要在人们中间提倡一下衣着问题,穿好一点,穿漂亮一些,穿干净一点。”从服装出发,父亲又引出一个更大的就业问题,他说:“我们想法,服装工人发展到三百万,三五年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我们社会上还有三百万人没有就业,通知十几个大城市,立即开服装训练班。”其他同志讲:问题比较复杂,一要有房子,二要有老师,三还有一个价格问题,裤子和上衣价格一样。父亲答道:“可以开几个学校。总之,服装业、皮革工业,民族服装工业等,几个方面都要催一催。”

催促的工作,他首先催促的是北京市:“北京市我催了它好几次,我接到了外国人的告状信。”父亲催北京市的服装业,母亲又在北京市纺织局工作,此事父亲不可能不和母亲商量,不催她,首先催谁呀!况且母亲也愿意给父亲送递告状信。母亲也有主动催促过父亲的时候,父亲第一次穿上西装,也有母亲的催促之劳。

母亲离休之后,1984年被推选为“北京服装协会”会长。这是全国首家与服装相关的社会民间组织。此举引起的社会反响是很大的,上海、天津、武汉、成都、大连、深圳等十几个城市纷纷效仿。这股民间力量大大促进了我国服装市场的发展和繁荣。母亲在工作岗位上做的都是服装行业的上游产品,现在的工作却是为下游的服装行业做服务,能看到纺织行业的最终产品,这是她在本行事业上最美的享受。这使她直接接触到社会和市场的活力,更加了解了消费者的偏好。各类企业家和国外的同行,很快与各地的“服装协会”又组织成立了“全国省市服装行业协会联合会”。破天荒地举办服装设计大奖赛、服装纺织新产品展销会、服装模特表演赛,开展了广泛的国际交流和人员互访活动。主管部门对服装的支持力度也大大加强了。北京市先后开办了12所服装职业学校,6所高等院校专门开办了服装专业,北京市和国家纺织部把“北京市化纤学院”改为“北京服装学院”。总之,母亲的晚年生活并非一片空白,她的纺织服装生涯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初。

晚年李昭

行文至此,心中万分羞愧。我对母亲晚年的社会工作真是了解、关注、学习的不够,文中的许多素材都是原纺织局党委书记孙建勋、杜玉芬和“北京服装纺织协会”提供的,孙建勋同志还对此文做了多处亲笔修改,同时也感谢钱江、肖祖石、纳兰女士辛勤整理了母亲的多份资料。母亲晚年还经常收听广播,关心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情况。母亲在解放战争时期即在冀热辽、晋察冀贸易公司做经济工作,建国后仍然在做经济工作。她一直希望祖国的服装纺织行业能够做大、做强、做美。作为一个纺织服装行业中的女性工作者,她对服装产品的美学理念是:“创新为主,古为今用,博采各国之长,追求文明雅致的中国特色。我们要把服装、服饰与人的体型美结合起来,使其格调高雅,有风度,祛除低级庸俗的东西。”

四、什么是母爱?

我在北京二中上初中时,当时社会上批判文学作品中的人性论已经多年了。记得一位仪态端庄、讲课从容的语文女老师给同学们讲课:人有无人性这种情感?当然有,比如母爱,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母亲,但母亲在哺育幼儿时,她就会从自己的人生角度和立场出发,自然而然地去设计孩子将来的成长和前途。可见人性中包含着人的阶级性,阶级性中又包含着人性。这个道理给我印象十分深刻,但根本没有细想下去。

人是世界上哺乳动物中最高一层的物种,哺乳动物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母子深情。深情至真的镜头,让人感动。同时,我还深深信服这一观点:人类社会有两种生产,一种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一种是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即种的繁衍。人类文化即是在这两种生产和再生产的文明时代中诞生发展的。两种生产都是人类的劳动,在后一种劳动生产中,无疑女性承担着比男性更艰辛、更神圣的责任。此外,还有分娩时的阵痛,孩子是夫妻结合的产物,又是母亲的劳动果实,她为劳动收获充满喜悦,母爱由此而生,母爱由此而光荣,由此还产生了由己及彼,从个体到群体的人际关系的伦理学。

我们每个家庭都有母爱的呵护,都有说不尽的母爱故事,人人都有一本母爱的家书,值得细细品读。

胡德平2021年12月15日于北京

作者简介

胡德平,1942年11月生,湖南浏阳人,胡耀邦、李昭之子。北京大学历史系党史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历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副主席、党组书记,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现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北京曹雪芹学会会长。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胡德平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