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四川①

一渡赤水首入川 转战川南寻战机

毕剑横

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处“鸡鸣三省”地域左边是云南威信县,中间是四川叙永县,右边是贵州毕节市。云南四川间的倒流河、云南贵州间的渭河在这里交汇后,始称赤水河。

蜿蜒奔腾在川滇黔边崇山峻岭间的赤水河(图片来源:四川党史)

历史巨人毛泽东与巴蜀大地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还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就率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四次进入四川,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转战于赤水河流域和乌蒙山地区,与数十万敌军周旋,在四川南部的崇山峻岭和急流险滩中,演出了一幕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为中国革命的历史增添了辉煌篇章,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他平生最得意之笔。

红军四渡赤水示意图(图片来源:人民网)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总结了自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清算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摆脱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所面临的困境,摆脱了长征以来被敌人重兵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从此走向了胜利的征途。

《遵义会议》 油画 1997年 沈尧伊 作(图片来源:安徽卫视搜狐号)

毛泽东正是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受命于危难之际,以他的雄才大略,运用其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中央红军变被动为主动,取得节节胜利,彻底摆脱了困境。而毛泽东正是在掌握了对红军指挥权,施展其雄才大略的过程中,挥师进入川南的。巴蜀大地为他提供了历史活动的舞台,四川儿女参与了这场可歌可泣的斗争,毛泽东是在硝烟弥漫的战争中,第一次到达祖国西南的四川。四川人民也是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第一次接触到领袖毛泽东。历史巨人毛泽东与四川人民的情谊,正是在这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和特有的历史环境中,有了同生死共患难的特殊的革命感情,巴蜀人民对此将永远不忘。

《长征》李可染 作(图片来源:文汇客户端)

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鉴于当时敌军重兵压境,红军处于乌江和长江两江之间,回旋的余地有限,党在贵州缺乏工作基础,在黔北建立根据地非常困难,党中央决定率领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汇合,以川陕根据地为依托,建立新的根据地。为此,毛泽东主持制订了《渡江作战计划》,确定“我野战军目前的基本方针,是由黔北地区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区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争取四川赤化。”根据这一战略部署,中央红军于1月19日撤离遵义,拟从泸州上游渡过长江。

《红军不怕远征难》 程峰 作(图片来源:四川福宝美术馆)

蒋介石察觉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也下达了“川江南岸围剿计划”,企图压迫红军于长江南岸地区“合剿而聚歼之”。为此,他除命令中央军和湘、黔军加速“追剿”外,还命令川军和滇军一部,快速到长江沿岸地区进行“堵剿”。这样,当红军到达赤水河畔的土城时,四川军阀刘湘的模范师郭勋祺部已渡过长江,向土城附近扑来。

1935年1月27日下午,毛泽东在土城附近召开军事会议,分析敌情,部署战斗。他一手拿着香烟,一手指着地图说:“现在敌人有几路来追击我们,我们要消灭他们,但不是一下子就能消灭的。我们吃东西要一口一口地吃,先吃少的,后吃多的。胃口太大了,想一口吃是吃不下的。”针对当时侦察到的情况,敌军只有四个团的兵力,毛泽东便派一军团北上夺取赤水城;派三、五军团在土城附近迎击敌军。

战斗打响后,战况十分激烈,朱德要求到战况最激烈的地段亲自指挥,毛泽东担心老战友的安全,一时没有表态。朱德坚决而又恳切地说:“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只要遵义会议开出新天地,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只好点头同意。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四渡赤水示意图(1935.1.19—5.9,图片来源:人民网)

朱德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给红军以极大鼓舞,一连杀退敌军6次冲锋。在战斗紧张激烈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又派去精锐的干部团,在团长陈赓率领下投入战斗,终于打退了敌军进攻,巩固了红军阵地。战斗结束后,毛泽东称赞说:“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尽管经过了这场激烈的战斗,红军稳住了阵脚,但都打得十分艰苦。精细的毛泽东从俘虏中发现,敌人不只4个团的番号,而有6个团的番号,这就是说敌军不只六七千人,而是10000多人,比原来预计的要多。

从战斗的激烈程度来看,川军的战斗力远比黔军的“双枪兵”(一支步枪,一支鸦片烟枪)的战斗力要强得多,这是原来未估计到的。加之敌人的援兵将陆续到达等严重情况,毛泽东当机立断,斩钉截铁地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土城不能打了。一是地形不利于我们,河流多;二是敌人援军已快要赶到,敌人的兵力都集中到我们这里来了;三是这一仗再打下去,就是一个消耗战,会使我军损失太大。”

这样,毛泽东果断地决定放弃土城,撤出战斗,并调回奔袭赤水城的一军团以集中兵力。

毛泽东放弃土城,并改变整个战略意图。他在政治局紧急会议上说:“根据当前敌情,原计划由赤水北上,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方案已不可行。为了打乱敌人尾击计划,改被动为主动,不应与郭勋祺师继续恋战,作战部队与军委纵队应立即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

政治局一致赞同毛泽东的分析和建议,并由中革军委草拟了《一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决定“我野战军拟于今(29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由土城附近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

滔滔的赤水河发源于云南镇雄县境,从乌蒙山区奔腾而下,穿行于云贵川三省边境的崇山峻岭之间,沿四川、贵州交界处蜿蜓北上,在四川合江县汇入了滚滚长江。河流全长420公里,土城位于赤水河东岸,这一带河宽处有三四百米,窄处也有一二百米,水深达10余米,水流十分湍急。根据毛泽东的部署,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分别从土城西南和猿猴场(元厚)架设浮桥,渡河西进。

红军一渡赤水河要图(1935.1.19—2.9,图片来源:人民网)

根据分工,周恩来直接抓渡河的准备和指挥工作。他立即召集各军团工兵连干部开会,提出选择渡河点架设浮桥的三个条件:一是要水流相对平稳,河面不宽,两岸有整齐的道路和阻敌尾追的有利地形;二是要有船员;三是要有木板、门板、竹竿和绳索等架桥器材。根据这些要求,周恩来一方面命令工兵到沿岸收集船只和购买架桥器材;另一方面亲自带人到河畔勘察架桥点,并选定在土城西南不远处的河滩架桥,要求抓紧在拂晓前完成架桥任务。经过一夜紧张施工,1月29日拂晓前,一座能同时通过三路纵队的轻便浮桥,奇迹般地出现在赤水河上。各路纵队在天亮前开始渡河,到晌午前,3万多红军全部通过浮桥,到达赤水河西岸的四川境内,随即烧毁浮桥,阻断了敌军的尾追,把大批的敌军抛在赤水河的东岸。

红军一渡赤水后,进入了四川南部古蔺、叙永地区。古蔺、叙永是川南边陲重镇,位于赤水河西岸,是川黔交通的要冲,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这两县所属地区,处于四川盆地南部边缘,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布满原始森林,地势十分险峻。毛泽东率领红军在这样艰苦的自然条件下行军作战,充分发挥了人民军队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大无畏精神,围攻叙永城的战斗,便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叙永古称永宁,因建于永宁河畔而得名。这里是川南门户,距泸州、宜宾不远,是从泸州至宜宾段长江渡江必经之地,军事地位十分重要,敌军已有重兵扼守,深沟高垒,工事坚固,防守十分严密。

红军“四渡赤水”转战的乌蒙山区(周世华 摄,图片来源:四川省情网)

1935年2月2日,红军对叙永城发动进攻,激战竞日,曾一度登上城墙,与敌军展开白刃战,战况十分激烈,战斗一直持续到3日。

红军进攻叙永的战斗,造成敌军指挥部的错误判断,误认为红军将第二次攻取川南诸县,进逼长江,渡江北上。于是四川军阀刘湘决定采取“北守南攻”的方针,即对川北的红四方面军采取守势,而对川南的中央红军采取攻势,命令“川南剿总”潘文华部36个团,加强长江南岸叙永、古蔺等县的防务,严密封锁泸州至宜宾段的长江渡口,还加紧在川南各县要隘构筑工事,企图将红军消灭在川南地区。

1935年叙永县东西两城全景(图片来源:四川省情网)

针对这一情况,红军如仍然向北硬攻,必中敌人圈套。毛泽东当机立断,采取了“避实击虚”的方针,毅然决定向敌人兵力薄弱,“三不管”的川黔滇边境扎西(威信)进军。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战略部署,叙永的攻城部队,于4日拂晓前全部撤出战斗,从大坝方向继续西进,到达川黔滇边境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小村庄,即四川古蔺县属的石厢子(今属叙永县)。这天恰逢旧历猪年除夕之夜。由于军情紧急,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顾不上欢度传统的春节,便于当夜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和中革军委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全党的总责,担任总书记,从此,在组织上正式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处“鸡鸣三省”地域左边是云南威信县,中间是四川叙永县,右边是贵州毕节市。云南四川间的倒流河、云南贵州间的渭河在这里交汇后始称赤水河(图片来源:四川党史)

会前,毛泽东就这一重大问题与周恩来进行过磋商。周恩来根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诚恳地向毛泽东说:“党内大多数同志主张推举你负全党总责。”

毛泽东同样诚恳地向周恩来说:“应该让洛甫(张闻天)做一个时期,人总是要帮嘛,他在遵义会议前曾对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批评,遵义会议上又作了反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报告。洛甫是从莫斯科回来的,由他负责便于团结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

毛泽东这样宽阔的胸襟和顾全大局、团结同志的精神,使周恩来为之折服,说服了与会同志,选举张闻天替代博古。

这次会议还根据新的形势对红军的军事行动作了新的部署,并根据这一部署于2月7日以中革军委名义电告红军各部:“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北渡长江)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和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红军各部主力接到电令后,陆续于2月9日前进驻扎西。

毛泽东率领红军突然改变方向,折向川黔滇边境的扎西地区后,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四川军阀顿时失去围追目标,惶惶然不可终日,又不敢轻举妄动,只好严令各部“坚工严阵,勿稍勿延”,这样使红军赢得了一段从容休整的时间。

毛泽东利用这难得的有利时期,在扎西召开了中革军委扩大会议,一是总结红军在这一阶段战斗的经验教训,二是决定对红军进行整编。

坐落在云贵高原上的扎西城,此刻大雪纷飞,春寒料峭。在一所古旧的民房里,红军将领们正在举行会议。身穿灰色军装的毛泽东,在倾听了大家的意见后站了起来,烧得正旺的柴火燃起了熊熊的火光,映照着他高大魁悟的身影。他点燃了一支烟,在袅袅的烟雾中,用那浓重的湖南口音,缓慢而有力地作了总结发言。当提到土城之战时,他提高了嗓门说:“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消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主要教训有三:一是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4个团,实际是6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是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

他猛吸了一口烟又接着说:“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战、游击战了。”

毛泽东精辟的总结发言,令在座的人点头称是,心悦诚服。

的确,土城初战不利,是对敌情估计不足,加之又分散兵力所致,但毛泽东当机立断,避开强敌,立即撤出战斗,一渡赤水挥师川南,向敌人兵力空虚的地区进军。叙永之战,由于城防坚固,也未硬拼,在掩护大军过境后也立即撤出战斗,选择了当时敌人兵力最为空虚、力量最为薄弱的川黔滇三省交界的扎西地区落脚,暂时甩掉了敌人,赢得了时间,进行休整,养精蓄锐,这确是高明的一着。

一渡赤水后,毛泽东率领红军,第一次踏上了四川的土地。这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给四川父老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使他们深切地感受到红军是完全不同于一切军阀队伍的一支革命的部队,不仅解除了由于反革命宣传所造成的疑虑,而且积极支援红军,军民之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

红军渡过赤水河后,便以锐不可挡之势,转战于古蔺、叙永一带的川南广大地区。由于连日的急行军,部队后勤工作一时跟不上来,粮食供应十分困难,好多天都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红军战士尽管饥饿疲劳,但都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对老百姓秋毫无犯。

叙永县革命烈士纪念碑(图片来源:鱼凫书院)

古蔺地区的不少村镇,由于当地老百姓听信了反动宣传,都弃家逃跑,家里空无一人,红军无法筹集粮食。当有的红军走进有些老乡家里时,发现坛子里还盛着粮食,又无从找到主人购买,只得取用后按价付钱,并在钱下面留了字条。

在川南还传诵着这样一件事:一位老乡刚煮上稀饭便听说有“大兵”来了,由于军阀部队骚扰,老百姓对当兵的又恨又怕,便仓惶逃匿。当红军过境后,他回到家中,一揭开锅,稀饭是吃完了,但却发现锅里放着铜元和一张字条,字条是用民歌体裁写的,还十分押韵上口:

你们不在家,

锅里稀饭我吃啦。

开你铜钱二百文,

放在铁锅内,

到屋请收下。

——红军战士

当老乡看完这张字条,捧着二百文铜钱,内心激动不已,双手不断抖动说:“这样的好队伍,我们祖祖辈辈都没有听说过啊!”像这类动人的事例,在红军转战川南的过程中是屡见不鲜的。这充分体现了人民子弟兵恪守毛泽东亲自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绝不丝毫损害群众利益,高度关心人民疾苦,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人民军队本色,因而很快得到川南各族人民的理解和信任,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竭诚的拥护和支援。川南各族人民在中共川南特委的领导和组织下,开展拥军活动,甚至组织游击队支持红军作战,充分体现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直到现在,川南一带还流传这样的民歌:

昨晚点灯不亮,

今晚点灯亮晶晶。

都因红军来到了,

穷人家家有红灯。

川黔一带的老百姓把贫穷劳动人民称为“干人”,把剥削致富的地主豪绅称为“粮绅”,他们把红军划到“干人”一边,认为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军队,是帮助贫穷劳动人民翻身的军队;把白军划到“粮绅”一边,认为是地主豪绅的武装,是支持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反动军队。这已朴素地认识到支援红军打倒军阀地主的重要意义。

还有一首民谣叫《心里难过做甚么?》:

穿着木鞋踩刺窝,

再苦年把算什么!

二天公公就转来,

分田分地又分房,

有吃有穿喜洋洋,

心焦难过做甚么!

川黔边境是一个多民族地区,那里还聚居着不少苗族同胞,这首民谣便是一位苗族老乡在送别红军时自编自唱的。这里的“公公”是当地苗族人民对红军领导人毛泽东的尊称。他们坚信当年毛泽东指挥的红军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重返川黔,领导他们打土豪分田地,得到翻身和解放。

(本文选自1995年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与四川》一书)

来源:《毛泽东与四川》(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

作者:毕剑横(1935年生,曾任四川省社科院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毛泽东思想研究》杂志主编、四川省毛泽东思想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全国中共党史学会毛泽东思想专业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毛泽东哲学研究会理事等职)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