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鲜血和生命诠释入党誓词

——记江姐在西南学院领导学运工作

(上)

胡平原

新中国成立前夕,重庆红岩英烈江姐,在重庆市巴县西南学院(今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彭氏民居所在地)领导学运,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用鲜血和生命诠释入党誓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中共党史时指出的那样:“共产党员是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信仰并为之奋斗终身的。革命先烈为此留下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诗句。”

江竹筠

“执行党的决定”

江姐,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江家湾一个农民家庭。8岁随母亲到重庆南岸大同袜厂做童工。16岁进入南岸一中学就读,后因学校迁移江津而辍学。之后,考入巴县兴隆场中国公学附属中学读高中。在教师传授进步思想、阅读《新华日报》等进步刊物的影响下,江姐在班上参加了抗日救亡宣传队,与本班同学戴克宇(中共党员)一起办壁报,逢场天到兴隆场、西永、陈家桥等场镇宣传进步思想,很快成为学校活动积极分子。在戴克宇的教育、帮助、引导下,江姐成为学校地下党支部的培养对象,接受党的教育。此时的她向党组织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1939年8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秋风习习,江姐和入党介绍人戴克宇等同志秘密来到学校附近梁滩河边一片竹林里,在入党介绍人戴克宇代表支部领誓下,她坚定地举起右手向党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永不叛党。”

江竹筠入党后,豪情满怀,信心百倍,更加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奋不顾身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当时兴隆场国民党军警、宪兵、特务严密控制,校内党领导下的进步师生同反动势力的斗争也十分尖锐。由于学生没有集体宿舍,支部党员和进步同学大都散居在当地农民家中。每当支部组织活动,担任联络工作的江姐不管白天、黑夜都及时传达活动通知。她成绩优秀,善于联系群众,在同学中很有威信,因此成为学校地下党支部的得力助手。

江姐入党时留影

1940年8月,中国公学附中因经费困难而停办,江竹筠在兴隆场中国公学附中只读了一年,所以学校只颁发给她一张修业文凭。学校停办后,她离开了兴隆场,根据党的安排,她又考入了江北区寸滩的中华职业学校会计专业,担任中华职业学校地下支部的成员,投入了新的战斗。

执行党的决定。1946年10月,中共重庆市委指派重要领导人江姐前往巴县(巴南)南泉西南学院建立党支部,其间发展了学生罗永晔入党。之后,又发展胡惠森、李熹、陈家俊3人入党,并建立了党小组,由江姐直接领导,罗永晔担任党小组长。江姐在中共南方局的统一指挥之下,领导西南学院党员和进步师生发动和参与了一次又一次的爱国民主斗争。

“沈崇事件”发生后,西南学院的党员罗永晔按照上级江姐的指示,组织进步同学立即在全校深入宣传,揭露和声讨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制造的暴行。并召开学生大会,选举成立了以陈家俊为主席的西南学院抗议美军暴行委员会。积极深入发动本校抗暴活动,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抗议美军暴行宣言,筹备游行示威事宜。

与此同时,江姐、罗永晔、陈家俊等还积极发动和联络南泉地区的草堂国学专科学校、南林中学和土桥的清华中学等学校,很快把整个巴县南泉地区的大中学校组织发动起来,积极响应成立了“重庆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以下简称抗暴联),积极响应参加全市游行示威斗争的号召。西南学院当局明确表态,支持学生的抗暴行动,决定为抗暴活动提供专用经费和游行进城的汽车等交通工具。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

1947年1月3日,重庆学生“抗暴联”成立后,西南学院被选为主席团成员,陈家俊代表南泉地区作为主席团常驻代表。之后,西南学院的抗暴活动由党员胡惠森负责。

4月,重庆31所大中学校学生罢课。

5月,重庆工人、各校教职员工、妇女界、工商界及各民主党派纷纷集会,成立沈崇事件后援会,发表宣言和谈话,抗议美军暴行,支援学生的正义斗争。

6月,重庆65所大中学校的15000余人联合举行抗暴示威游行。西南学院很多学生提前一天来到城内,凌晨5点达到两路口,为大游行队伍做先遣工作。在校住宿的同学们天还没有亮就从白鹤林急行到南泉街上,乘坐早已准备好的汽车赶到海棠溪,过江整队后步行到两路口南区公园,与全市学生游行队伍会合,参加全市学生抗暴游行。西南学院的马哲民、李文钊、罗克汀教授和部分教职员工也参加了抗暴大游行,并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

大游行后,重庆各界成立了“陪都人民抗暴委员会”,声援学生的爱国斗争。西南学院与全市学生采取一致行动,宣布无限期罢课。

寒假期间,根据中共南方局指示,罗永晔动员进步同学寒假留校,在江姐、胡惠森等领导下,组成了宣传组、联络组,在南泉地区扩大抗暴宣传活动,深受群众欢迎,推动了抗暴运动向纵深发展。

为加强对“抗暴联”的领导,把党的指示带到“抗暴联”主席团,传达到各大中学校,重庆市委责令罗永晔负责各大中学校的联络工作,重点联系重庆大学、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女子师范学院等校。

江姐战斗过的重庆南泉西南学院旧址

抗暴宣传持续1个多月。其间,国民党宪兵、警察和便衣特务公开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二五”“二八”两起血案,包括西南学院李熹在内的数十名学生受伤,重伤10余人。

为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保存和积蓄力量,以利再战,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张友渔关于抗暴运动要有理、有利、有节的指示和“抗暴联”2月23日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西南学院等院校忍痛宣布复课,轰轰烈烈的抗暴斗争结束。“抗暴联”的一切扫尾工作,由西南学院陈家俊全权负责。“抗暴联”的往来文字材料及“重庆市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公章,后由陈家俊于2月底带到西南学院。

1947年5月20日,在天津和南京,国民党军警和特务殴伤和逮捕举行反内战游行示威的学生百余名,造成历史上有名的“五二O”血案。之后,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开始了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口号的学生罢课示威运动和工人罢工、教员罢课等各界人士的反美反蒋斗争。西南学院同重庆许多大中学校一道纷纷开展活动,积极准备参加6月2日全国反内战总罢课游行示威。

这时的江姐派遣罗永晔在市内进行组织和联络各大中学校的活动。校内由共产党员彭立人、肖立白(肖公子)等首先发出声援津、京同学和罢课抗议的建议,留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同学中的骨干,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征集到过半数同学同意罢课的签名。接着,召开了声援津、京同学大会,经过激烈辩论,挫败了国民党特务和少数反动学生企图破坏罢课的阴谋,并选举成立了“西南学院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罢课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罢委”),通过了罢课声援的三项决议。罢委成员陈家俊、秦济普、罗广斌、陈汉甫等9人,陈家俊被推荐为主席。经罢委研究,决定将油印刊物《学习》转为公开印发,作为罢委会刊,并宣布全校罢课,积极筹备参加全国“六二”游行示威活动。

6月1日凌晨,过敏,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武装军警、特务,逮捕了全市大中学校的众多爱国师生。西南学院是他们打击的重点,有马哲民、李文钊、罗克汀3名教师和向任之、冯云隆、黄文让、黄三川等26名学生被捕,是全市各校中被捕师生最多的。另外,上了黑名单因不在学校幸免遇难的有潘大逵教授和罗永晔、李昌谷、曹开城、廖梵生、陈家俊、秦吉普等同学。

江姐根据这一情况,当天立即指示胡惠森、陈家俊火速回校开展补救措施。一方面发动同学声援和营救被捕师生,另一方面组建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六一社”,将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领导的青年组织中来。当晚,西南学院召开全校声援营救被捕师生大会,推选张万干、申佐鑫、王惠章等人组成声援营救被捕师生委员会。张万干等人在广大同学支持下,组织收集了慰问品、慰问信,并派代表送往监狱进行慰问。同时,积极参加市学联统一领导的营救活动。学院还通过在上海的学院董事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师生,恢复他们的自由,同时向苏联《真理报》、英国《泰晤士报》及《联合国公报》等外国报刊和通讯社发稿,揭露国民党政府摧残教育、侵犯人权、专制独裁的罪行。

6月9日,全市“大中学校六一事件声援会”成立。经过游行、抗议、请愿等斗争形式,在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努力下,声援营救活动历经1个多月,迫使国民党政府于7月陆续释放了大部分师生。个别教师、同学此后不久和新中国成立前才被释放。

这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不仅给予国民党以沉重打击,而且促使广大师生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认清了国民党的独裁、反动面目。特别是一些持中间立场的同学也丢掉了对国民党的幻想,开始向共产党靠拢,走上了革命道路。

经江姐批准,陈家俊将这次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罗广斌、潘传煌、刘善谋、廖梵生、罗洛庚、刘定寿、詹澈、孙汉甫等人吸收到“六一社”来。

同年,江姐先后接收了该院的杨禄章、潘传煌、罗洛庚入党。由于罗永晔、陈家俊、胡惠森、李熹等在斗争中已暴露党员身份,被迫撤离学校。随后学校成立了以杨禄章为书记的党支部,在南岸特支领导下继续在西南学院坚持革命斗争,并发展一批“六一社”社员,壮大了革命力量。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1.《重庆党史人物》

2.《重庆巴县党史内部资料》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胡平原(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重庆市中共党史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纪实文学学会会员,重庆市巴南区委党史研究室《口述巴南党史》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