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记者 吴春燕 王忠耀《光明日报》（ 2021年01月20日 06版）

【专家访谈】  

近年来，广州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重要指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中共三大”）历史和理论的研究，全力擦亮红色文化品牌，推动广州城市文化综合实力出新出彩。近日，记者采访了长期研究中共三大历史的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广东省委党校教授曾庆榴。

记者：作为一名党史工作者，您如何看待中共三大的历史意义？

曾庆榴：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是党史上开统战工作先河的会议。中共三大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实行国共合作的问题，是一次理论创新、观念更新、方针政策调整的会议。会议决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从而将党的工作推向一个崭新的进程。中共三大是唯一一次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党代表大会。广州是当时国共两党联系最密切的地方，在实践中，共产党人逐步深入认识到当前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必须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实行合作。中共三大后，国民党一大又在广州召开，正式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由此拉开了序幕。

记者：中共三大对中国革命产生了什么样的重大影响？

曾庆榴：大革命时期，广州是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工、农、学、商、妇女运动，发生过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如省港大罢工、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并形成了令各地革命青年衷心向往的四大革命基地，即农讲所、黄埔军校、东园（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山大学。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众多著名革命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刘少奇、陈延年、张太雷、邓中夏、罗亦农等，都在广州留下了他们活动的足迹。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三大及广州大革命的历史对整个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被毛泽东总结为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在当时的广州已开始实践，并且取得了成果，积累了经验。

记者：中共三大后，如何加强党的建设？

曾庆榴：大革命时期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中共广东区委，辖区广，党员多。广东全省党员从建立时的几个人，到1926年9月发展至5000人，再到1927年夏发展至近万人。在广东从事革命活动的党员，不但有广东本地的，还有来自海内外各地的；不但有工农干部，还有知识分子。广东区委重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是重视开展党内教育，很早就办有党校、党刊，并定期举办政治报告会。区委重视组织建设、制度建设，设主席团制，实行集体领导；区委之下，设“军委”和负纪检之责的“监委”，这两种机构，为当时各地党组织所未有。在党的建设方面，广东区委的许多工作，亦是具有开创性的。

记者：您研究中共三大和广州大革命史，有哪些感受？

曾庆榴：对中共三大及广州大革命的历史有几点认识：一是地位重要，不应将广州这一段历史简单地划归为地域性的历史，而应认识到这是全党性的、关系到早期党的基本活动及方方面面情况的历史。二是内涵深刻，这一段历史所涉及的问题，有关系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政策的问题；有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相互关系、演变及其影响；有对大革命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有对时代精神的解读等等。第三，这一段历史值得深入研究，有价值，有学术魅力。简言之，是勇攀中共党史研究的高峰；能够为思想政治工作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为搞活党史宣传教育提供更多、更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