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饶翔《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5日 05版）

【专家访谈】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我党历史上召开的首次关于文艺问题的专题会议，它的胜利召开，确立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创造和积累了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丰富经验，培育了一大批革命文艺家。

记者：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怎样形势与背景下召开的？

丁国旗：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针对当时“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的革命形势，以及当时延安文艺界还存在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缺点和作风不正的状况作出的选择，是当时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的必然延伸。

延安文艺座谈会继承了“五四”之后革命文艺的丰富传统与经验。“五四”时期对封建帝王文学的批判、对“平民文学”的提倡，20世纪20年代早期共产党人建设无产阶级文学和“革命文学”的主张，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关于文艺通俗化、大众化等的讨论，以及工农兵通讯运动、街头文学运动等实践活动，江西苏区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实际经验，陕北苏区曾经开展的群众性文艺活动等，都为确立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记者：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提出了哪些重要的问题，具有怎样的理论价值？

丁国旗：《讲话》提出了一个核心命题，即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讲话》分别讨论了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内容与形式、普及与提高、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文学批评的标准、对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以及文艺队伍的建设、统一战线等问题。《讲话》回答了从思想观念到创作实践所遇到的各种理论难题，是在当时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运用与发展。《讲话》力图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即通过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最终使文艺工作者也成为拿着武器的战士，使文学艺术工作同党所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更好地结合起来。这些都为后来党的文艺发展与管理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经验和实践经验，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价值与理论意义。

记者：请您谈谈《讲话》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丁国旗：《讲话》虽然是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著，但它更是革命工作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抗战时期，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拥有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坚持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走向农村，深入抗战第一线，创作出了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讲话》也确立了新中国文艺的基本发展方向。

《讲话》虽然已经发表近80年了，但今天重读《讲话》，我们会发现其中的许多论断对于当下文艺创作与文艺工作都还是适用的，有启发意义的。如，今天的文艺工作在服务对象与服务方法上仍然存在着脱离群众的现象，今天的文艺批评在具体的批评标准上仍然有模糊不清的情况。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广大文艺工作者应时刻铭记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宗旨，深入到火热的群众生活中。文艺批评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作用，以此推动文艺创作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