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要从五四运动讲起
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获胜的27个协约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出了陆征祥、王正延、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祖5位代表参加会议。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巡警等七项希望，以及取消1915年中日协约（以日本提出的殖民地化中国的“二十一条”为基础）和交换的陈述书，但遭到了拒绝。会议竟规定德国应将在中国山东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给予中国的，只是归还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被德国夺去的天文仪器而已。中国代表指出，“此次和会条件办法，实为历史所罕见”，并提出抗议。但是，北洋军阀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合约上签字。5月初，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五四运动爆发。
图为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政府代表（左起）陆征祥、王正延、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祖。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是谁最先将消息报告给国内？又是谁推动国内掀起运动的浪潮？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1918年12月，梁启超以个人名义组织了一个民间团体，赴欧洲考察。此行主要目的，是希望以中国民间代表顾问身份参加巴黎和会，从而为彻底解决中国青岛问题赢得时机。梁启超抵达巴黎后，利用与各国政要、各政党党首会见的机会，反复申明中国应有的权益，积极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国内方面，他与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的汪大燮、林长民始终保持热线联系，及时把和会内外的情况传到国内。1919年4月24日，得到外交失败消息的梁启超立即从巴黎致电汪大燮、林长民。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启超，二十四日
林长民根据梁启超的电报，5月1日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与梁启超的电文一起，发表在5月2日的北京《晨报》上。他在文中惊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呼吁“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5月2日晚，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钱能训密电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准备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5月3日凌晨，汪大燮前往北大校长蔡元培家告知此消息，“告以此时形势，说学生不可不有点表示”。汪大燮所称的“学生不可不有点表示”，显然是指通过学生游行，施压北洋政府，推翻已作出的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决定。蔡元培不仅认同，而且马上行动，随即到北大，转告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段锡朋，以及国民社的许德珩等人。随即，北大等高校学生在北大三院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决定于第二天，也就是5月4日举行大游行。
1919年5月3日晚，北大等高校学生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大会，决定把原定于5月7日的国耻日游行提前到5月4日举行（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和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前示威。学生们汇集在一起时，才发现没有可以散发的传单，于是，北大学生罗家伦火速赶回北大红楼起草宣言，在爱国情绪的感染下，他很快完成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五四标志性口号“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罗家伦印刷了两万份宣言，送到游行队伍中。
五四运动当天，准备参加游行的部分学生在北大三院操场集合（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示威队伍来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西口被阻，就改道奔向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曹汝霖是亲日派官僚、中日“二十一条”的谈判人之一）。“一学生看到卧室陈设得太华丽，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引发了大火。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32名学生被捕。但学生们并没有屈服，他们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举行总罢课，上街演讲，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由于反动当局公然表彰曹汝霖等并再次严令取缔爱国运动，从6月3日起，北京学生重新走上街头演讲。讲演者“垂泪而道”，听众则“掩面而泣”。数百名学生遭到逮捕。天津、上海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学生，纷纷响应北京学生，进一步举行抗议行动。
北京学生在街头进行爱国演讲（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这时，一个重要的事实发生了：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动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几日内，罢工工人达到六七万人。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高潮。抗议斗争如燎原之火，遍及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6月27日，旅法华工、留学生、华侨数百人前往陆征祥所住医院，要求拒签合约。第二天，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被中国的先进分子所选择。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李大钊、陈独秀属于先驱者和擎旗人，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周恩来等五四运动中比较年轻的左翼骨干则是其主体部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备受鼓舞，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敏锐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从中看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希望。在宣传十月革命过程中，他的思想认识迅速提高，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进而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五四运动前夜，李大钊在《晨报》上著文，指出了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大钊亲自投入并参与领导这场伟大斗争。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第六号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通过批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证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需要的深刻道理。在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艰难环境中，李大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五四运动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因此，它虽然属于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但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的发生，引起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重视，并直接促使共产国际派员到中国了解情况，因而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进程。烈火一经点燃，便孕育着燎原之势。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一场新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并由此引起一场广泛的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
——摘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合，为党的成立作了准备。五四运动后一年，共产主义的小组就在上海、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济南、杭州等中心城市中成立起来了。
1.《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2.《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
来源：学习强国、“共产党员”等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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