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

两河口会议

帅 倩

历史背景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四川懋功达维地区胜利会师。会师时，中央红军约有2万余人，四方面军约有8万余人，总兵力达到10万余人，战斗力大为增强，士气更加旺盛。

两河口会议旧址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面临“刘湘、邓锡侯、胡宗南等部正与四方面军对峙；周、薛纵队及杨森等部尾追我们于后；帝国主义正指挥着蒋介石，忙于调兵遣将的向我进攻” 的局面，但另一方面，党中央分析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后战斗力的提升所带来的敌我态势的巨大变化，此时“敌人的复杂与脆弱，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严重。蒋介石远离着其政治的、经济的中心，又增多着不可克服的困难”，而我们有着两大主力不可战胜的会合力量，有着川西北广大群众，再结合当时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和红军所处的战略位置等，党中央认为两大主力的会合创造了新纪录，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将成为新胜利的开端，有着比以前更优越的条件来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但是，川西北的地理、经济、文化条件却成为面前的一道障碍。此处多为雪山草地，地形复杂、经济落后，又多为少数民族聚集地，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多有不同，红军主力长久停留在这一地区，建立苏区根据地，显然不太可能。基于以上分析，党中央迅速改变原定在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未来向何处走，是当前亟待解决的最大问题。

6月16日，中共中央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4 名义，就战略方针问题致电红四方面军。电报正式提出建立川陕甘苏区的新方针：“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党中央关于集中力量向东进攻、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一提出，立即遭到张国焘的反对。张国焘片面强调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坚决主张党的战略方针应是施行退却，避开国民党军主力，向偏僻的四川山区和西康、青海等偏远地区退却。

6月18日，为说服张国焘放弃退却逃跑的错误主张，团结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共同北上，党中央又电告张国焘：“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 望即下决心为要。”6月20日，中央再次电告张国焘：“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打田敌方面是否尚有若干可能？如尚有可能，则须力争此着。” 并要求张国焘立即与中央会合，以便商决一切。

会议经过及主要内容

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为红军两大主力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领导下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懋功所在的川西北人烟稀少，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发展，红军接下来往哪走就成了问题。为统一战略方针，根据形势变化决定红军的战略行动，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的一座关帝庙中召开扩大会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两河口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张国焘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和决定会师后的战略行动方针。

会议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周恩来的报告首先回顾红一方面军自离开中央苏区后，在长征路上经历的几次战略方针的变化，并从当前局势出发，从战略方针、行动方针和战略指挥3个角度入手，对会师后红军未来部署作了分析。

（一）关于战略方针

周恩来指出，会师前，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战略方针不同，现在两军会师，之后怎么行动，在什么地区创建新根据地，需要共同商议决定。战略方针的制定首先要有利于我军作战， 最好能满足以下3个条件：

1.地域宽大，有利于队伍机动运动。松潘、懋功等地面积虽大，但道路狭窄，敌人容易建立封锁，我方不易反攻。

2.群众条件好，汉族人口较多。松潘、懋功等地人口稀少，且其中少数民族占多数，文化上存在差异，群众条件不算太好。3. 经济条件比较好， 比较宽裕。松潘、懋功一带缺少粮食，牛羊等牲畜也有限，军事补给困难，那里的大草原和游牧地既不方便行动，对于不熟悉这里地质环境的红军来说也并不安全。鉴于此，应当继续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且必须迅速决断，尽早开始行军。

（二）关于行动方针

周恩来指出，未来红一、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转移方向不能向南，也不可能向东过岷江， 因为岷江东岸有大量敌方兵力，西北方向是广大草原，同样不利于前进。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只有一个适合的方向，就是转向甘肃。可以借道岷山山脉以北背向西方向向甘南进军，这里的地质条件较为方便我军用运动战消灭敌人， 有利于作战；未来则可向陕西迎击敌人，再向北行动背向西发展，并以青海南部作为依靠。四川现有地区可作为游击区继续发挥功效。至于之后前往的地区如何发展，要到那里之后再决定。我们现在是反攻，是无后方的运动战， 无法长久，必须勇猛果敢、巧妙机动、毫不迟疑地打击敌人。红军战略转移有着几点要求：

1. 向松潘与胡宗南作战，向松北转移，基本条件是要当机立断、快速迅速。

2. 高度机动。现在敌方先于我方部署，因此我方更应高度机动，不被敌方牵制，使敌方对我方的估计发生动摇， 最终使其部署赶不上我们，这样才能消灭敌人。

3.坚决统一意志，遇到困难也要统一意志来克服。这3条中第 3 条是最高原则，必须实现。

（三）关于战略指挥

在战略指挥方面，周恩来指出几条应该坚持的原则：第一，会师后的两军应统一思想制定战略，指挥权要集中到军委手中来；第二， 为使作战更有效率，在具体作战方针上可组成左、中、右3个纵队共同行动；第三，实现战略计划要有政治保证，必须加强政治工作。

周恩来报告完毕后会议进行了讨论。张国焘首先发言，他对中央北上战略方针仍持半信半疑态度，依旧提出南下避开胡宗南、向川康边方向进攻的主张。针对张国焘的“南下”错误主张，毛泽东在会上作重要发言。他首先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提出5点意见。

1.关于根据地问题。川陕甘区域有它的好处，能为苏维埃运动打下更牢固的基础，向川陕甘方向进军是一个向前的方针。同时要对四方面军同志做好解释工作，他们之前的计划是攻打成都， 现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才有了向北发展的可能。

2.战争的性质不是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必须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建立新的根据地。

3.应当分析当前敌我局势中不利于我方的因素，并针对性地去打破它。作战中必须高度机动，选好向北进发的路线，先机夺人， 让敌人来不及部署反应。

4.要集中兵力，明确主攻方向。当前的主攻方向就是打破胡宗南部向前，今天决定，明天就必须行动；应力争快速突破，经松潘到川陕甘地区去。

5.统一指挥问题，这一问题责成常委、军委解决。

随后，彭德怀、博古、王稼祥、朱德、刘伯承等人都作了发言，大家一致同意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认为要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关键就在于迅速攻打松潘、进占甘南，并建立革命根据地。在这一过程中，要想战略方针能落到实处、行动能取得胜利，统一组织与指挥两个方面军有着极为重要与迫切的意义，必须团结力量，凝聚共识，共同北上。最后，会议一致通过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战略方针，并决定由张闻天代中央政治局起草会议决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28日根据会议精神起草并发布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此，“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 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6月29日，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 为解决两军会合后的统一指挥、实现北上战略方针提供了组织保证。

会议意义

两河口会议是两大红军主力会师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在战略方针出现严重分歧的情况下，党中央及时召开了这一次政治局会议，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一）统一思想，初步制定会师后“北上” 重大战略方针

两河口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决定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的战略，重点是讨论要不要攻打松潘，关系到战略上向北还是向南问题。“北上” 还是“南下”，在当时是现实地存在于党内的战略意见分歧，其实质是继续北上、建立苏维埃根据地，还是向西南部边陲地区退却、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旗帜的问题。为解决这一分歧，会议充分分析国内的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分析两军会师后的形势和川陕甘、川康边的实际情况，强调坚持党对红军的领导，最终为党和红军指出了北上的大方向，制定了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未来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日运动指明了方向；会议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也为党和红军这一系列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基础。两河口会议解决了两个方面军会师后所面临的紧迫和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是会师后首先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因此两河口会议被认为是红军长征史上具有十分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

两河口会议纪念馆里的“红军北上”雕像（来源：四川省情网）

红军长征从最开始的战略撤退，到北上抗日取得积极结果，这一过程充满曲折，战略方针的正确选择无疑起到决定性作用。红军长征战略方针的选择，是事关中国革命兴衰的重大问题，历经艰难曲折的变化过程。两河口会议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因势利导， 确立北上的战略方针，为开创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作出了重大历史性贡献。

（二）战胜分裂，坚持党中央对红军的领导

“北上”“南下”背后的分歧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还可以理解为是中央服从张国焘，还是张国焘服从中央的问题。张国焘提出南下的错误主张仅仅是表象，问题实质在于自恃兵强马壮与中央分庭抗礼，另立“中央”，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历史事实证明，张国焘坚持“南下”的方针是错误的，这一方针在军事上使红四方面军从南下开始的 8 万多人锐减到 4 万余人，也给党在长征中的统一领导带来曲折；而“北上”方针则取得节节胜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适时确定“北上”，并进行正确斗争，这是长征最终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团结凝聚力量，分裂祸害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 两河口会议坚持北上方针，否定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对坚持党中央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载《巴蜀史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帅  倩（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