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

中国水电第一人

——税西恒 救国思想的三次转变

丁小珊

 税西恒（1889-1980），又名税绍圣，四川泸州人，我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九三学社重要创始人，杰出的水电工程专家和教育家，被称为中国水电第一人。

税西恒一生经历晚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3 个历史时期，早年参加同盟会，1912年公费考入柏林大学学习，1919年回国。1925年建成济和水电站，1932年建成重庆第一个自来水厂。作为近代四川有名望的人物，税西恒一生救国思想经历了3次转变，这种转变正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转变历程的缩影，也体现了旧式知识分子积极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努力。

第一次转变 ：革命青年的科学、实业救国路

少年时期，税西恒以为变法、维新可以救中国，康梁是能救中国的人物。经过中学阶段的革命启蒙，他认识到必须暴力推翻清朝政府，并积极投身辛亥革命，参与汪精卫的革命暗杀团体。民国成立，税西恒作为在革命中立功的青年，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到国民革命政府任职，二是公费赴德国留学。民国之初，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留法俭学会”，以达到“输世界文明于国内”“改良社会”之目的。那时，爱国青年们普遍的认知是国家治理应该由那些年长的具有一点世故经验的同志们，也就是政治家担负，年轻人应该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安心作一名技术人员就可以报效国家，所以当时青年多以学实用自然科学、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为己任。税西恒当时的想法跟同时代青年一样，“就照预定计划作一个纯粹的技术人员”。

对税西恒产生深刻影响的实业救国思想发轫于洋务运动时期，盛行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前后。在洋务运动时期，郑观应兴办实业，提倡“商战”；他认为发展商业能够富国，富国就能御侮，从而达到救国的目的。辛亥革命时期，各类报刊竞相宣传“实业救国”，并提出国家振兴实业重在收集才智之民归实业界、制定特别保护奖励法规，形成比较完整的“实业救国”论。

1912年，时年23岁的税西恒做出一个重大选择：与朱家骅、周均时等有志青年同行，怀揣实业救国理想，飘洋过海，进入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机电系学习。在德国留学的5年期间，税西恒勤奋攻读，学业不曾有丝毫懈怠，在完成本专业机电系学业的同时，还选修水利、建筑、采矿等多门课程。经过5年艰苦学习，税西恒以优异成绩从柏林工业大学毕业，获得德国国家工程师称号。

五四运动前后，民族资本家提出“振兴实业，挽回权利”，大力提倡国货，抵制外国经济掠夺，维护民族利益。1919年11月，孙中山在上海接见一批候轮赴法勤工俭学学生时谈道，“我们中国虽然已经推翻了清朝专制政体，建立了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可是我们的立国基础还没有巩固”，鼓励他们投身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事业中。税西恒留学德国，感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和发达的科学技术，目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就是军力、财力的竞争，就是国力的竞争。因此，尽管国外的工作、生活环境极为优渥，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科学救国的学习目的。当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到中国的航运开通，他便毅然放弃德国优厚的待遇，回到四川；先是担任成都兵工厂总工程师和在四川专门学校教学，后又放弃大城市的舒适生活，选择回到地处偏僻落后的家乡——泸州创建水电厂。

税西恒为了事业，常常废寝忘食，将自己的生活与生命置之度外。一个旧社会的海归学者，回来仅用13年（1919—1932）时间，就完成两项大的工程——泸州济和水力发电厂（1939年更名为洞窝水电站）和重庆自来水厂（1932年更名为重庆自来水公司），其中泸州济和水力发电厂是四川第一个、我国第二个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建设的水电厂。这座在全川率先赶走城市黑暗、为人们带来光明的水电站尽管已近百岁高龄，至今仍在运转，2019年被评为“国家工业遗产”。此外，税西恒还在当时的四川创办卷烟厂、机械厂，设计修建泸州钟鼓楼，身体力行实践实业救国梦想。

第二次转变 ：教育救国的探索

 20世纪30年代，税西恒从实业救国转而开始教育救国的探索。他曾在重庆报刊上发表文章，对自己的思想转变作了回顾：“自1919年到1935年这16年间，埋头苦干搞建设工作，不管工资多少，不计报酬，有时为创办一件事，在发起组织阶段中，常有一二年之久毫无报酬，我也自掏腰包或竟向朋友借贷度日地干，但结果并不好。不但成功甚难，就是已成功的事交与别人去办，仍然被破坏了。1935年以后我感觉到纯技术家的立场对国家的建设帮助并不大，技术家要同时能掌握整个经济才行，于是转而注意到经济计划、经济政策及教育人才的方面。”于是，税西恒致力于把实业救国跟教育救国统一，通过发展教育，培养和动员有理想、有知识的人齐心协力建设国家。

 20世纪30年代初，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的资助下，中国一些大学和学会得以迅速发展，科研活动非常活跃。这一时期的科技人员无不以所学贡献祖国，各科学团体亦纷纷涉足社会事业。他们达成共识：要根据现实社会的需要调整研究方向和内容，使科学与技术得以真正结合，科学事业与社会事业才能互相交织、共同发展。在这一思潮影响下，税西恒于1935年秋，毅然辞去重庆自来水公司工程师职务，在好友重庆大学理学院院长何鲁邀请下，应聘到重庆大学教书，筹建工学院，并任第一任工学院院长兼电机系主任，以期培养更多的实用工程人才。

税西恒在重庆大学任工学院院长期间，尤为重视教学与实践相结合。他认为单纯搞教育，从宏观上讲对国家建设帮助并不大，当务之急是要把普及技术与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这其实也是为了更好地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为国家建设打好基础。税西恒选择他所熟悉的水电资源调研为突破口，利用假期带领师生开展四川水电资源调查。1936年，为勘测乌江中游及川黔边沿彭水龚滩等地的水电资源，他自费约请重庆大学教授刁泰乾和学生熊光义、黄松霖等人，利用寒暑假勘测我国西南水利、矿产资源。勘测过程历尽艰辛，他们奔波在四川境内的龙溪河、大渡河、岷江、万县、江津、长寿狮子滩、乌江和贵州的二郎滩等地，考察评估合川、铜梁、荣昌、万县、长寿、白沙一带水利价值，并对勘测过的大小河流和水力基地写出建设方案及规划。

税西恒在任期间，因其业务精湛、品德高尚、治学严谨、平易近人、关怀师生、为办学而不遗余力，深受师生敬仰和爱戴。其主持修建的由全石料建成的3层重庆大学工学院教学大楼依然屹立于嘉陵江江畔，成为为国家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优良基地。但是，个人的努力离不开时局大环境，当税西恒克服重重困难，完成对乌江龚滩水电站的第一次勘测时，却由于政府财政无力，使得他开发水力资源的宏伟计划未能实现。这也引起他深深的思考：仅靠技术、教育能救国吗？为什么千辛万苦拟定的计划却频频流产？乱世中如何为国家为人民谋福利？这也为他之后思想观念的转变打下了基础。

重庆大学A区第二教学大楼（原工学院）

第三次转变 ：民主救国的斗士

20世纪40年代初期，税西恒完成了从一个立志实业、教育救国的社会精英向有政治理想的爱国民主人士的转变。转变源于对国民政府的失望和共产党的感召。

 1938年，税西恒辞去重庆大学教职，以泸州代表身份，被推为四川省临时议会参议员，任职2年之久。同年，他还出任防控工程组设计委员会设计委员。之后，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成立。1941年冬，税西恒应聘任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技术室主任。作为技术室主任，他负 责川康两省经济建设的国土规划。他延揽李斌 都、赵生信、唐云鸿、冯路先、熊光义等专家，广泛收集川康两省各地矿产、农业、交通等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资料。同时，为掌握第一手 资料，他不辞辛劳，深入边远地区考察，并在此基础上，组织编写川康经济建设五年规划和十年规划，报送经济部备用，这些规划被誉为 “西南建设之张本”。1942年2月，国民政府和川康两省决定成立川康兴业特种股份有限公司。1942—1947年，税西恒担任川康兴业公司技术室主任。也正是这一时期，税西恒受到很大触动。公司创办的5年时间并没让川康地方发生多大变化。国民党当局只知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贪污勒索、中饱私囊，毫不顾及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税西恒眼见自己设计的灌县水电厂开工无望，自己的抱负无法实现，只得在1945年愤而辞职。这一段经历更是让税西恒对国民政府深感失望。

抗战内迁也为东部与西部的先进知识分子融合与交流提供了有利时机，税西恒得以在重庆结识更多地域的知识分子。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中共为引领思想潮流，团结各种力量共同抗日，深入西南地区开展地下工作，保留国统区革命力量，壮大民族抗战阵线，拯救国家于水火之中。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报告中指出，“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 期的极重要的任务”。在国统区工作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等，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在重庆经常同爱国民主人士接触，参加他们的活动，分析国内外形势，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对他们给 予鼓励、支持和推动。

税西恒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不断交流中思想发生较大变化，成为走在时代前列的民主人士，对国家民族命运何去何从有了更清晰的思路，进而在20世纪40年代创办蜀都中学，创建了九三学社。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曾以留德同学名义邀请他出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他不愿同流合污，以“不会做官，只能教书”为由坚拒不任。但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筹建的蜀都中学邀请他做学校董事长时，他则不畏风险，欣然就任。遵照周恩来、董必武等指示，把蜀都中学办成中共地下党的工作据点。

税西恒曾撰文讲述他的思想转变：虽然国民党的朋友们仍认为我是同党，事实上那一段漫长的时间国民党在四川是极端混乱的，从前的反动军阀土豪劣绅也加入了国民党，而且还有力地控制及运用了国民党，从前的老同志们有的被挤得有气无力，有的也腐化消极了…… 我那时的革命思想更是一落千丈。在抗战中看到政治一天比一天糟，从前认为是政治家的人们一点政治也不懂把国家断送了，还恬不知羞的，我才感觉到政治是最高的领导者，在政治领导不好时，谈建设谈经济与教育一样是徒劳的，我们是应当过问，参加乃至掌握政治的。不但要在消极方面不让那些无能力的腐化分子掌握政治，而且要全体民众积极地拿出力量来帮助好的政府才搞得好。但我没有学政治科学，二十几年又缺乏政治经验，只好在口头及文字上作宣传作主张而已。当时我虽感觉到民众力量为政治基础，我们要打倒腐化政权只有靠民众力量来干，但认为要发动四万万人积极起来，不是短时间可以办到的，所以认为只有靠办到国家和平团结再来教育组织民众，来作国家的主人翁。我有几次在重庆报上发表过这些主张，自从组织九三学社以后，才自觉投入更为有组织的活动。

税西恒一生功绩显赫，为四川建设和工业现代化作出卓有成效的贡献，他的实业救国、爱国义举体现了旧式知识分子为中华民族做出的不懈努力。他一生积极参加民主进步运动，努力实践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争取民主、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他在3个历史时期的经历——革命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联共救国也反映出旧式知识分子的转变。

（本文载《巴蜀史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丁小珊（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