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后不朽的王右木精神

郭子玖

革命先烈王右木,从实业救国到教育救国、科技救国,直到最后投身于社会革命,用实际行动给我们树立了榜样,用生命给我们谱写了一曲赞歌,尤其他那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客观地讲,王右木精神,既是我执念创作长篇历史小说《王右木传》的初衷,更是成都坚决贯彻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建设体现新发展理念公园城市示范区的精神动力。在创作时,我真切地体会到王右木先烈的革命情怀、革命斗志、革命精神,并深深地感染着激励着鞭策着我奋进不止。因此,我们要学习王右木先烈信仰坚定、理论先行、精业成事、俭朴立身的可贵品质,进而坚定人生信念,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拓奋进、攻坚克难,积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更大力量。

一、王右木先烈的光辉事迹,诠释了“信仰是人生的灯塔”这一重要命题,为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注入精神养分

王右木信仰的成型,历经了曲折的过程,但共产主义信念在脑海里一旦形成,他的行动便如航行在大海里的船有了一座指路的灯塔,正如哲人所说:信念的力量在于即使身处逆境,亦能帮助你鼓起前进的船帆;信念的魅力在于即使遇到险阻,亦能召唤你鼓起生活的勇气;信念的伟大在于即使遭遇不幸,亦能促使你保持崇高的心灵。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王右木1918年秋从明治大学毕业遂踏上回归祖国的航轮。归国后的王右木本想落脚革命前沿上海,专程拜访《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并希望能直接参加到爱国运动的实际斗争中去;因为当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加急迫,中华民族处于岌岌可危之中,尤其北洋军阀政府对外屈辱、软弱无力,对国内人民却加紧压迫、残暴不仁,大上海的形势更加严重。后在陈独秀的劝导下,他才回到成都。

王初龄知道弟弟闹革命后,生怕受牵连被杀头,先是劝阻王右木“迷途知返”,可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却没有说服王右木,因为此时的王右木共产主义信念特别坚定。王初龄见此,生怕惹火烧身,便与王右木断绝兄弟关系。王右木也不想连累家人,毅然决然地同意了,并带着王初龄分给他的250块银元,携妻儿来到四川新文化运动中心——省会成都,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

王右木的信仰是坚定的。杨森可谓是当时四川红得发紫的人物,他驻成都后,特别重视发掘人才,恰王右木协助秦正树创办《甲子日刊》。杨森发现王右木在群众中有号召力,在学生、工人中有威望,便想将他纳入自己麾下,协助自己实现人生理想。随后,他安排副官带着全副武装的士兵,抬着一大箱银元,给王右木送去一张军部督办署高等顾问委任状。但王右木深知他的信仰、主张与杨森水火不容,毅然拒绝了杨森高官厚禄的收买。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王右木在没有系统接收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前,他的革命意识是模糊的游离的。起初,王右木看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整个大清帝国摇摇欲坠,心里便滋生了实业救国的想法。可是,他在深入了解社会后发现,实业救国已无济于事,继而产生教育救国的思想,便勤奋学习、发奋读书,立志当个好老师,用知识教育国民、拯救民族。但是,他慢慢地发现,教育也不能解决国势衰微的局面,因为腐败的大清政府早已失信于民,启发民智难以凝心聚力。

正在成都复读的王右木从日本来华留学的小川同学处了解到,日本过去也特别落后,可经明治维新大兴科技后国力大增,逐步走进世界强国之林,王右木由此滋生科技救国的思想,随后便奔赴日本学习。正是在日留学期间,王右木认识了李大钊、陈独秀、杨闇公、郭沫若等革命人士,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和启发,尤其系统地学习掌握了马克思主义,逐渐认识到中国要走向富强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遂在心中诞生了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

王右木把学习理论指导实践放在首要位置。王右木深知,要给别人半桶水,自己首先得有一桶水。在留学日本期间,他坚持参加进步集会,认真倾听进步人士的革命斗争理论,特别是为潜心研读各派社会主义经典著作,以期从中找到中华民族未来的方向,他还冒昧地将自己转到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法治经济科,由此从明治大学教授处学到不少知识,进一步系统性地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观点与主张,并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无产阶级革命主张有了更深的理解。为学习革命理论,王右木将韩愈“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的思想铭记于心,假日很少出门,坚持深居陋室,耐心细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领会其中精髓;同时还不忘向大师请教,经常到京都大学去聆听河上肇先生的《政治经济学史》,主动拜访山川菊夫妇、上杉荣以及俄国诗人爱罗先珂等进步学者。

王右木特别重视学以致用,在认真学习革命理论的基础上,他还积极开展理论推广活动。王右木从江油来到成都,正是成都青年革命实践需要理论指导之时,尤其成都不仅有全省最高军政机关,还有10个专门学校、20多个旧制中等学校,无数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渴望着“五四”运动传播而来的新文化新思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王右木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明白了陈独秀所说的四川也有用武之地。于是,他利用三尺讲台,在教学中巧妙地传播着马克思主义。王右木在给青年学生讲课时潜移默化宣传灌输革命思想,还经常把进步青年集结起来,一起学习《新青年》《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学说等重要文献;特别是王右木策划并建立起读书会后,坚持定期不定期组织进步青年到皇城庙、浣花溪、武侯祠等地学习革命理论知识,进而在全省范围内撒播革命的火种,以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除了讲,王右木还注重应用宣传工具为革命斗争营造良好氛围,他省吃俭用创办《新四川旬刊》,以此积极宣传革命思想,极尽所能地揭露反动统治罪行,极大地鼓舞民众士气,进一步把反帝反封建斗争引向深入。与此同时,王右木还邀请吴玉章先生来成都给进步青年讲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从理论上揭露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罪恶,进而明白斗争不息、日新又新的道理。当时思想界的精英恽代英、刘愿庵等也是读书会的座上宾。

王右木学习、宣传革命理论,其目的在于用理论指导革命实践。为掌握成都工人运动状况,王右木不怕困难,更不畏惧危险,除组织读书会成员深入工厂调研宣传,自己还乔装打扮成普通工人,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考察了解实情。王右木到四川造币厂,见工人工作强度特别大,而且环境很差,便悄悄地给工人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他坚持对症施治,组织进步青年开展动员工作,随后启动罢工运动,帮助被压迫被剥削劳工争取生存的基本权益。由于有先进的革命的思想作指导,罢工斗争取得胜利,沉重地打击了资本家剥削压榨劳工的根基。当时,四川国家税收及地方税每年合计不下3000余万元,且国税数年来从未上解中央,但却无法保证每年不过60余万元的教育费。王右木针对教师工资不能足额按时发放问题,利用四川省青年学生联合会这一平台,动员读书会里的进步青年,坚决地与反动当局开展斗争,即便遭到反动政府镇压通缉,王右木也丝毫没有退缩,因为他的心中特别清楚明了自己的人生方位。

三、王右木先烈的俭朴作风,弘扬了“俭朴是立身的根本”这一重要思想,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共产党人的革命底色

革命先烈的俭朴生活,是我们时代的丰碑,更是共产党人的衣钵,因为它能为我们蓄积充盈的成事能量。王右木到上海向党组织汇报工作,他没有搞特殊,而是轻车简从,头上戴的是在日本留学时买的早已旧得发黄的草帽,身上穿的是一件早已不合身的白夏布长衫,手里提的是一口小竹箱子和一个大网篮,一点看不出教授的身份,更没有四川地下党领导的气魄,完全像个小商贩。尤其王右木到达上海后,夏天的汗渍将夏布长衫染得略带黑黄色,身上散发着一阵阵汗腥臭味,林如稷主动提出给王右木买几件新衣服,却被委婉谢绝。他每天晚上将长衫洗好晒干第二天又穿着去拜见领导,其俭朴的作风简直到了令人心酸的地步。

创办革命刊物《人声》报,为节约开支,他不仅当写手,还要当编辑,甚至当印刷工,简直累得精疲力竭,可办报经费仍旧日渐困难。当他积蓄用完时,又逢学校薪水拖延,他家里吃饭常常是咸菜充饥,实在难以为继,于是就到典当行去典当衣物。虽然如此,但他仍坚持不懈,苦苦经营,把俭朴的生活当成享受。有一次,王右木身无分文,真是等米下锅,他便想把家中盘碟拿去换钱。妻子王丹木一听要拿一日三餐都得用的东西换钱,一下子急了,便与王右木大吵一场,这就是为了革命俭朴至极的先驱形象。其实,王右木作为成都高师教授,其月薪将近200个银元,而每月他只给老婆孩子20个银元做生活费,其余钱全部用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办报、组织马克思主义读书会活动上,导致生活特别拮据,但他却乐此不疲。

王右木虽然从小喜欢锻炼,身体素质不错,但因经济每况愈下,尤其为创办《人声》报更是拮据,导致营养跟不上,加之没日没夜辛劳,尤其在从汉口到上海的长江轮船统舱中饱受暑热之苦,到上海时出现头晕、双眼红肿和高烧不退。可是,等高烧退下来,两只脚又由浮肿发展到溃烂并流出黄水来。林如稷知道清稀粥对脚气病不宜,便每天到霞飞路一家越南人开的面包店给王右木购买7分小洋一磅的面包。王右木看到这些美味佳肴,心里自然感动,但他仍嘱咐林如稷不要再买。林如稷没有照办,王右木便把林如稷叫过来进行严肃批评。后来,林如稷了解到清炖鳖鱼汤可治疗脚气病,便请胡懋昭先生家人给王右木弄过几次清炖鳖鱼汤。王右木感觉有点贵,便叫林如稷不要再做。林如稷没有告诉王右木实话,说不贵,其实当时做清炖鳖鱼汤需要两块钱之多。后来,王右木外出会人回来晚点,便在附近餐馆随便吃点饭。吃完饭,他看见菜单上有这道菜,一问厨子才知道这清炖鳖鱼汤需要多少钱。回到住地,王右木特别严厉地批评了林如稷:“如稷,这钱啊,一定要用在刀刃上,用在急需用的地方。这两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或许你是当惯了少爷,对这点钱满不在乎,可对穷人来说,却够他们吃半月一月的啦!”

四、王右木先烈的牺牲精神,揭示了“精业是成事的法宝”这一重要论断,用行动为共产党人高高树起行动标杆

人盼雪中送炭多,可不巧却雪上加霜,让王右木生活一下子失去了常态。先是反动军阀搜家,弄得家无宁日,随后查办《人声》报。于是,王右木和刘先亮商量后决定租一间新集商场办公室办报,以便躲避反动军阀的骚扰。为此,王右木利用《人声》报无情批判“安娜其那主义”,驳斥胡适“少谈主义,多谈问题”谬论,尤其竭力反对四川军阀防区制,指出防区制不仅压迫人民而且残酷剥削人民的本质,导致反动军阀怨恨在心。1922年4月,驻防江油的军阀使江油父老乡亲怨声载道,王右木心里愤愤不平,遂在《人声》报“地方通讯栏目”揭露军阀刘膏腴与江油县知事大肆搜刮民财的罪恶。刘膏腴恼羞成怒,便将王右木二哥王荣昌抓起来严刑拷打,导致王荣昌当场毙命。接着,又逮捕王右木大哥王初龄,同样进行严刑拷打。王初龄见反动军阀残酷无情,遂给王右木写信请求营救;后在各方努力下,方才幸免于难。王右木兄长一死一伤的现实,并没有吓倒王右木,反倒激发了其斗志,更加强化了他为革命在所不惜的牺牲精神。

为做好青年学生的思想工作,王右木每次从成都高师到附中去上淉,总要牺牲掉自己的休息时间,从来不会去“教员准务室”享受工友给他打洗脸帕和泡盖碗茶的待遇,更不会到“学监室”或“教务处”去打学生的小报告,总是把一顶旧呢帽子戴得矮矮的,悄悄走到教室侧面找同学闲谈,直到上课铃声响起才去教室上课。下课后,他还会跟前来找他的同学交流思想,常常要谈到下一堂课的钟声响起才脱身。由此,同学们对这位日本明治大学“经济学士”特别亲近,特别愿意与他接近同他交流。

随着马克思主义日益深入人心,加之民权运动蓬勃发展,四川建党的条件基本成熟。特别是王右木被破格确定为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借机于1923年5月向党中央写信提出建立四川党的组织的请求,同时参加完广州会议后拜访党中央负责人,郑重地向陈独秀、李大钊等同志汇报四川革命斗争情况,再次向组织提出建立四川党的组织的请求。为了心中的理想,急性子的王右木见中央没有答复四川建立党组织的请示,他还到上海拜访恽代英,寄希望众人拾柴火焰高,早日促成四川建立党组织。王右木对革命的执着与热情,还有他对四川建党工作的充分准备,得到陈独秀等党中央负责同志的充分肯定。党中央随后便批准四川成立独立小组,直属中共中央领导,同时委派王右木在四川建党并担任书记。王右木不怕牺牲、不辞辛劳,终于在四川建立了第一个党的组织。

四川党组织建立不久,党中央便提出国共合作的决议。当时,年轻的共产党员都不赞成,因为国民党政府特别腐败,可王右木没有丝毫犹豫,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决贯彻中央决议,积极做好国共合作工作。他不仅要求其他党员积极参与支持,而且自己身先士率,于1923年11月带头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王右木加入国民党后,利用自身理论功底扎实的优势,积极接受国民党四川总支部的邀请,多次为国民党四川总支部作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国共合作意义的讲演;其品行、才华、胆识让国民党人折服,遂决定聘王右木为国民党四川总支部宣传科副科长。在这之前的1923年7月5日,孙中山已任命为国民党总支部长,因而王右木欣然接受了这一职务。王右木被聘为宣传科副科长后,了解到不少国民党的核心机密,并冒着生命危险把资料传给党中央。王右木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不仅努力工作,而且把生命也献给了党。他于1924年中秋节从广州回川途经贵州时,不幸被当地军阀秘密杀害。

作者简介

郭子玖,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成都市作家协会会员,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成都市青羊区政协文化和文史委员会副主任。30年间创作文稿500余万字,被《人民日报》等80余家媒体采用。专著《执政力》被陕西省安康市等地列为中心组理论学习选读教材,有多部书稿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出版有《李熙亭传》《总督丁宝桢》《寻味成都》《年轻父母育儿的西点法则》等长篇小说、散文集和论著20余部;《北巡日记》《王家塘街》《总理寻找的宽窄巷子》成书;青流三部曲《纪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成稿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郭子玖(成都市青羊区政协)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