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蒲江高桥农民运动探寻

成都市蒲江县史志办公室

1927年兴起于蒲江高桥的农民运动，虽已过去94年，但至今回想起来，仍令人心潮澎湃。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背后，深蕴着许多值得人们去探索的意义，譬如，这场疾风暴雨般农民运动有其怎样的必然性？运动的本身蕴含了怎样的精神？本文就这些问题做一些探索，以成一家之言。

一、高桥农民运动的概况

高桥农民运动大致分为自发行动、自觉斗争、转移斗争三个阶段。

（一）自发行动阶段

此次农民运动发起于上世纪20年代的蒲江高桥育才小学。当时，苛捐杂税、田赋捐款多如牛毛，地主豪绅连年加租盘利，地痞流氓、土匪盗贼横行霸道、为害乡里，蒲江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高桥小学教师陈绍周面对这些现实，对黑暗势力的愤恨、对穷苦百姓的同情与日俱增。一方面，他教书育人，向学生传播先进的文化思想；另一方面，他与学生和家长以及当地百姓紧密联系，决心发动群众起来抗粮抗捐。为此，陈绍周先是召回正在川军邓锡侯部任连长的儿子陈德泉，回到高桥育才小学教书。接着，又邀请在成都求学回乡的青年谢育生来到学校任教，为高桥农民运动聚集力量。

1926年，在成都求学回乡的蒲江青年王尧钦、龚仲卿、李东明、罗谦、杜伯龙等人，在蒲江县寿安镇报本祠组织成立30余人的“学友互助社”，传播革命思想，开展秘密革命活动。陈绍周与他们取得联系，并邀请他们先后来到育才小学，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开展革命活动，发动群众抗粮抗捐。

为更好地开展农民运动，陈绍周决定成立农民协会，他们分头联络和组织学校的师生及家长，讲解翻身求幸福的道理，教唱革命歌曲，当时广泛流行的如：

农民革命歌

红日升，天地晓，举义旗，把革命闹。

庄稼佬，起得早，觉悟也最早。

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

铲除不平等条约！把世界坏蛋一帚扫！

农工歌

青的山，绿的田，灿烂的山河。

美的衣，鲜的食，玲珑的楼阁。

谁的功，谁的力，劳动的结果。

全世界劳工们联合起来啊！

1927年3月12日，由陈绍周主持，蒲江高桥育才小学在大操场上隆重召开“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大会。全县各场镇农民代表和眉山、彭山、丹棱、名山、邛崃等30多个场镇的农民上千人，前来参加大会。会场上，以木犁、铁锄为标志的农民协会红旗高高飘扬；操场四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抗粮抗捐！”等大红标语格外醒目。王尧钦慷慨激昂地宣讲抗粮抗捐的革命道理，雄浑豪迈的口号声在高桥场镇上空震响。

大会宣布成立“高桥农民协会”，陈绍周任主席，王尧钦负责政治工作，龚仲卿、李东明、罗谦负责宣传工作，谢育生负责青年工作，陈德泉负责军事工作并兼任农民自卫武装总队队长。

（二）自觉斗争阶段

党组织在得知蒲江高桥农民运动成立的消息后，中共成都特支委书记黄映湖于1927年4月委派中共党员、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第6期毕业生石兆祥，到蒲江指导抗粮抗捐斗争。石兆祥到蒲江后，马不停蹄地组建了蒲江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蒲江支部委员会。王尧钦任支部书记，龚仲卿负责宣传工作，谢育生负责青年工作。同时，中共蒲江支部委员会委派谢育生打入县民团大队任大队长，并在县城建立党的外围组织“青年社”，积极发展“青年社”社员和共青团员。中共蒲江支部委员会在中共成都地下党的序列里编为第十三支部，于是就以“十三支”谐音“石善之”作为代号。至此，蒲江农民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开展。

为争取青年教师和学生支持农民运动，中共蒲江支部委员会到蒲江县立高等小学校开展革命宣传，讲解高桥农民协会宗旨，号召师生行动起来，声援农民协会的正义斗争；同时，领导学生成立“蒲江高小学生自治会”。“蒲江高小学生自治会”联合蒲江女子小学200余师生，在县城举行声援高桥农民协会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从东街出发，经过政府街、南街、西街到小北街、文庙街、驭虹桥，沿途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齐奋斗！”等革命歌曲，市民纷纷走出家门站在街道两旁围观，引起全县轰动。游行队伍还在城内外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在此基础上，促成蒲江高小、蒲江女子小学、高桥育才小学、寿安成平小学、大兴其相小学的学生大联合，继而组织成立“蒲江学生联合自治会”。与此同时，高桥农民协会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在高桥开办武装训练班，培训农运武装骨干。在农会控制的地区各甲设立基层小组和自卫武装分队，并规定通讯联络办法，要求各基层组织服从统一指挥、团结起来，一方出事、八方支援，坚持抗粮抗捐斗争。

高桥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造成很大影响，蒲江周边的邛崃、名山、大邑、丹棱、眉山、彭山、新津、青神等地的农民纷纷派代表到蒲江开展联络工作，高桥成为川南10余县的“农运”中心，引起蒲江、邛崃等地反动势力的极大恐慌。1927年4月29日，蒲江驻军旅长徐昌荣亲率一营兵力捣毁高桥育才小学校，杀害6名农民协会武装队员，纵火烧毁陈绍周及20余户农民协会会员住房，捆绑吊打农民协会会员家属。针对反动势力暴行，各地农民协会武装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迅速汇聚于高桥，向徐昌荣的反动军队发动进攻，徐昌荣抵挡不住农民协会武装的攻击，仓皇退回蒲江县城。农民协会武装乘胜追击，掀起万名农民协会武装力量攻打蒲江县城的革命风暴。后因农民协会武装力量的武器落后、粮弹缺乏和缺乏军事斗争经验，未能攻下县城。

（三）转移斗争阶段

1927年9月，党组织总结蒲江高桥农民协会和围城失败的经验教训，将农民协会活动中心由高桥转移到山高林密、犬牙交错的蒲江、眉山两县结合部之长秋山主峰太清观，以此为根据地，深入开展农民运动斗争。为利于开展工作，采取分散隐蔽又方便集中联系的措施，石兆祥住玉龙寺，龚仲卿住寿安镇，王尧钦、陈绍周、陈德泉住太清观，谢育生打进县民团大队任大队长，利用社会关系，并以“青年社”为联络点，团结进步青年、联络各界人士开展活动。

在此期间，农民武装斗争在党的领导下，主要开展以下活动：

一是充分发动群众，壮大农民运动队伍。

王尧钦、陈绍周等会同眉山晋凤农民协会负责人邹晓廷、王绍荣，带领农民协会武装队员走乡串户，进场镇、贴标语、发传单，广为宣传革命道理。当年的农民协会，流传如下革命歌曲：

农友们，快联合，若不联合受剥削；

农友们，有势力，从此不受恶人欺；

若不信，请你看，广东湖南和武汉；

军阀多，胡乱干，一年四季打内战；

放委员，安县官，乌七八糟一摊摊；

整农人，提公款，苛捐杂税说不完；

遇天灾，和水旱，不得让你一升半；

农友们，快起来，团结战斗不怕难；

只要你，敢斗争，将来一定会翻身。

通过努力，太清观周边场镇的农民充分发动起来，农民协会的影响越来越大，郑兴的张赞春、马万明、雷洪顺、郑吉山，天池的向子章、李从云，天成寺的邓国华（区团防队长），广济的温华山（团正）、中兴士绅戴公甫、叶绍轩等人，纷纷带人带枪，参加农会武装。

二是农民武装在党组织领导下，同反动势力斗争。

1927年冬，在王尧钦、陈绍周等人带领下，农民协会武装对住在蒲江陶坝、作恶多端的甲长陶焕廷，以及恶霸陶金旭、陶鸿江等进行惩办。陈绍周带领农民协会武装到眉山晋凤，惩治横行乡里、残害百姓的黄慎斋，并没收其家产。

1928年1月，石兆祥、王尧钦、周成龙等人率一部农民协会武装袭击眉山万胜驻军，农民协会武装队员用石灰水在肩头打标记以识别敌我，向敌驻军发起突然攻击，击毙敌军2人，打伤多人，缴获大量枪弹；另一部农民协会武装于凌晨，乘敌不备，缴获眉山盘鳌驻军一个排的枪弹。

1928年秋，农民协会武装在眉山万胜、盘鳖、多悦等地，同驻眉山24军第6旅以及蒲江、丹棱两县的反动武装多次进行围剿与反围剿的艰苦斗争。

太清观农民协会领导的抗粮抗捐和武装斗争，轰动蒲江、眉山、丹棱等地，反动势力坐立不安，土豪劣绅或逃或躲；贫苦农民扬眉吐气，踊跃参加农协组织。

1929年夏，四川军阀在蒋介石的频繁电令下，加紧对共产党组织的破坏和对革命的镇压。蒲江、眉山、丹棱三县的国民党驻军与三地官府相互勾联，精心策划，调集重兵，向农民运动领导中心——长秋山太清观实行疯狂联合围剿。中共蒲江支部委员会和农民协会领导人王尧钦、陈绍周、陈德泉、王绍荣等人，带领农民协会武装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虽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只好趁黄昏从卧牛寺山下悬崖、荆棘丛生的密林中分散突围。农民协会武装突围后，反动势力见山上毫无动静，才胆颤心惊搜索上山，进入太清观内，未见有人，纵火烧毁了这座雄踞长秋山高峰的千年古道观。在军阀、官府疯狂镇压下，蒲江一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王尧钦等特支领导人和部分中共党员在组织安排下，分别离开蒲江隐蔽。蒲江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掀起的武装抗粮抗捐运动和反豪绅斗争转入低潮。

蒲江高桥农民协会掀起的武装抗粮抗捐斗争，历时2年多，革命活动发展至上川南的眉山、彭山、丹校、邛崃、名山等地的32个场镇，威震全川，为上川南农民运动树立了榜样，也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革命斗争积累了经验教训。

二、高桥农民运动兴起的必然性

蒲江位于四川盆地西南部、成都平原西南边缘，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地域环境相对封闭。而高桥西倚蒲江县城、东接西来古镇，浅丘连绵、阡陌交错、民风淳朴。上世纪20年代的农民运动发生在这里，看似巧遇，但深究其间，却有无法抹去的必然因素。

其一，半封建社会恶劣的政治环境。20世纪初，腐朽的清朝统治虽已被推翻，民国也已成立，但全国仍处于军阀混战下的分裂和动乱之中。当时的四川，西南军阀、北洋军阀各自为巩固和扩大地盘进行着频繁争夺和战争，战乱连年不断，百姓苦不堪言。民国初年，在四川发生的战争主要有：1915年12月至1916年5月，蔡锷率护国军入川讨伐袁世凯的战争；1917年4月，川军刘存厚和滇军在成都发生激战；1918年初春，熊克武率部讨伐刘存厚，川、滇两军转战隆昌一带；1918年5月22日，熊克武整编川军，7月以总司令名义发布《四川靖国各军卫戍及清剿匪区城表》，明文规定：各部军饷在其防区内自筹。大令传下，拥兵自重的四川大小军阀为争夺防管区，周而复始地上演着一幕幕军阀混战的丑剧。

地处四川西南边陲的蒲江，在防区制下，先后历经刘禹九、杨森、刘文辉、刘湘等各大军阀的控制，他们巧立名目，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田赋捐款，由一年数征，发展到一月数征。地主豪绅连年加租盘利，地痞流氓横行乡里，土匪盗贼此消彼现，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给本就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蒲江人民，带来雪上加霜的的灾难。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百姓为了生存，自然会萌生反抗生存环境的意识，这就是俗话说的“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反抗黑暗的“土壤”一旦形成，只要有一位有识之士振臂一呼，反抗的烈焰必会冲天而起。这就是高桥农民运动兴起的必然原因之一。

其二，厚实淳朴的群众根基。淳朴善良的蒲江百姓，在长期压迫与反压迫的历史过程中，牢固树立与黑暗势力做坚决斗争的意识，形成了为求生存而反抗黑暗的可贵精神。

1911年6月，蒲江民众积极响应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组织成立500余人参加的“四川省川汉铁路保路同志会蒲江分会”，张贴标语，发动罢市、罢课，甘冒杀头危险走上街头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掀起蒲江城乡保路风潮。

1916年4月3日，蒲江寿安“哥老会”首领余瑞云率哥老会武装，参加讨袁护国斗争，武装攻打蒲江县城，并迅速组织数百余人的武装，南下宜宾，迎接蔡锷的讨袁护国军进川。

时代的变革，造就了一批敢于与黑暗统治抗争的蒲江热血志士。尤其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巴山蜀水的传播，更唤起了蒲江有识之士的觉醒。

1920年11月，蒲江青年曹建章、徐春芳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远涉重洋赴法勤工俭学。1924年后，众多蒲江青年在成都求学，如：省立第一中学的王尧钦，成都美术学校的龚仲卿，叙州中学的罗谦、杜伯龙、张纪书，壁经堂的李东明，等等。他们常聚在一起，讨论家乡的现实状况，从国家和个人的前途命运进行痛苦的思索和探求。恰好此时，蒲江光明乡人刘亚雄已在成都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其时担任蒲江旅省（蓉）同乡会理事、《蒲江民治报》主编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市候补委员。他主动接近来自家乡的青年学生，并将《中国青年》《向导》等一些富有进步思想的报刊杂志，介绍给青年学生阅读，马列主义逐步影响到这些蒲江籍学生。正是这些热血青年，后来成为高桥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和中坚力量。

有一个更具有说服力的事实，高桥农民运动发起人陈绍周，原籍广东，自幼家贫，为生计奔波入川，定居蒲江高桥铁溪沟。后从军供职李家钰部，因厌恶官场腐败，忿而弃职还乡，自筹资金在高桥创办育才小学。1925年夏，陈绍周回原籍广东“朝祖”，亲眼目睹广大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掀起势如疾风暴雨般的大革命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南方农民运动深深触动了他的内心，才让他心底萌发了和穷苦百姓一起反抗黑暗现实的意识。加之当年秋天，陈绍周回到蒲江后，在高桥小学继续教书育人的同时，受到进步刊物《蒲江潮》的影响，组织农民抗粮抗捐、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在这一意念的驱动下，他马不停蹄地与在成都求学的王尧钦等人取得联系，邀请他们来育才小学任教，声言：“愿率育才小学健儿为诸君之后盾。”同时，召回正在川军邓锡侯部任连长的儿子陈德泉，回到高桥共同办学，为高桥农民运动聚集起力量。

蒲江人民历来就有着为追求自由与光明、为崭新生活奋起抗争的传统，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之所以发生在高桥，正是因为蒲江民众“骨子里”对黑暗、残酷的反动势力有着强烈的斗争意识，形成了高桥农民运动深厚的群众根基；正是有着一批乐意接受新思想、敢于向黑暗势力宣战的热血志士，形成了高桥农民运动的土壤。

其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1925年冬，蒲江第一个共产党员刘亚雄，给与在成都求学的王尧钦、龚仲卿、罗谦、李东明、杜伯龙等人支持和帮助，在他进步思想的影响下，青年们在成都创办《蒲江潮》刊物，抨击蒲江苛政。经由刘亚雄推荐，这群青年得到当时共产主义青年团成都特支书记刘坚予的重视和关怀，也因为刘坚予在思想上的引导，后来这些青年回蒲江，在寿安的报本寺组织成立“学友社”。恰恰就是这个“学友社”，为后来的高桥农民运动积聚起可贵的有生力量。

1927年4月，中共蒲江支部委员会成立后，在中共成都特支领导下，指派谢育生利用社会关系，打入县民团大队任大队长，并在县城建立党的外围组织“青年社”（对外称“英年社”）。石兆样、王尧钦、陈绍周等人分头带领农民协会会员和育才小学师生，携带自卫武器，赴县内各场镇和邻县的接壤场镇，广泛发动农民抗粮抗捐、发展农会组织，农民运动扩展到眉山、丹棱、邛崃、名山、彭山等毗邻地区。在蒲江的西来、高桥等地，农民协会数次与民团发生冲突，党支部组织领导农民协会武装进行有力斗争，扩大革命影响，并积极做好争取地方民团工作。这一事实说明，蒲江党组织的建立是开展如火如荼农民运动斗争的必然要求，而农民运动也只有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才完成从“自发到自觉”的根本转变，革命火种在秋山蒲水之间形成燎原之势，熊熊燃烧。

1927年4月29日，蒲江驻军旅长徐昌荣亲率一营兵力捣毁高桥育才小学校，企图将农民协会领导机关一网打尽。有了党组织的领导，农民协会武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向敌人，反动武装被打得溃不成军。农民协会武装乘胜追击，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万名农民协会武装攻打蒲江县城的革命风暴。

1927年8月，以傅烈为书记的四川省临时委员会（简称“省临委”）成立后，对中共蒲江支部委员会领导的轰轰烈烈农运工作十分重视，列为省临委工作重点，确定蒲江为全省农运发展集中地。为适应以蒲江为中心的农运斗争需要，省临委及时将中共蒲江支部委员会改组为中共蒲江县委，由王尧钦、龚仲卿、谢育生组成，王尧钦任书记，属中共成都市委和川西特委领导（两个机构是一套人马）。此间，中共蒲江县委根据省委发展党员的指示，在斗争中先后发展陈绍周、陈德兴、罗谦、张继云等15人为中共党员。同时，按照《四川临时省委通告（省字第十八号、组字第八号）》关于团员转党员的规定，将共青团员李东明、卢玉槐、胡开愚转为中共党员，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有力地强化了党对于农民运动的领导。

反动势力在蒲江非常顽固和凶狠，因蒲江农民运动的势力还相对单薄，加上斗争经验不足，使得农运斗争非常艰苦，发展过程困难重重、起伏曲折。然而，正是有党组织的领导，农运斗争才能够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1927年9月，万名农民协会武装力量攻打蒲江县城失败后，面对敌人疯狂“清剿”，党组织非常及时地总结了高桥农民协会和围城失败的经验教训，将农民协会活动中心由高桥转移至太清观，以此为根据地，深入开展农运斗争。

1929年2月，中共蒲江县委书记王尧钦出席中共四川省临时省委书记穆青在眉山县思蒙场刘文希家召开的上川南七县（眉山、青神、彭山、夹江、洪雅、蒲江、雅安）联席会议。会上，穆青传达党的“六大”会议精神，分析全川革命形势，对中共蒲江县委领导的抗粮抗捐斗争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同年3月，上级党组织派中共党员周成龙到蒲江，会同石兆祥、王尧钦等人，加强对蒲江春荒暴动斗争的领导。省临委根据《四川组织问题决议案》，将中共蒲江县委改建为中共蒲江特别支部委员会。中共蒲江特别支部委员会遵照思蒙会议精神和省临委“关于加紧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的指示，认真总结前期工作，从思想上、组织上对农民协会和农会武装进行整顿。中共蒲江特别支部委员会召集眉山晋风、万胜、盘鳌和丹棱张场、石桥的农民协会负责人，传达上级指示，要求发动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春荒暴动。

事实说明，历时2年多的蒲江高桥农民运动斗争史，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斗争史。高桥农民运动的勇士们以同反动势力殊死斗争的事实，告诉人们一个无可辩驳的铁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三、高桥农民运动的意义

时代已经跨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时期，回望高桥农民运动的斗争史，不能不让人心潮起伏。掩卷深思，其中有太多地方至今闪烁着耀人民的光，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交相辉映。

（一）不可忽视的历史影响

高桥农民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维护了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如火如荼的农运斗争让穷苦人民看到了希望，并从内心燃起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激发了奋起抗争的热情和斗志，使得反动势力极度恐慌与震惊。特别是党组织派出共产党员石兆祥到蒲江指导农民运动，拉开了威震全川的以抗粮抗捐为主的反帝反封建武装革命斗争的序幕。历时2年多的武装抗粮抗捐斗争，革命活动发展至眉山、彭山、丹棱、邛崃等县的32个场镇，威震全川。

尽管高桥农民运动前后仅有2年多时间，但它却重重打击了地主豪绅和反动武装，动摇了国民党统治的根基，唤醒了贫苦人民反抗压迫剥削、争取幸福自由的意识，更是丰厚了无产阶级革命土壤。1932年，由蒲江中兴场人、中共党员宋其康组织成立的“上川南抗捐大同盟”在蒲江地区的活动十分活跃，并分别在蒲江城区、寿安、青龙等地建立了党的组织。到1933年，蒲江寿安、成佳、松华等地的抗粮抗捐斗争此起彼伏。这些事实，看似与高桥农民运动彼此孤立、互无联系，但是仔细思考，前后之间有着隔不断的因果关联。前后二者同是被压迫民众对于黑暗统治的反抗斗争，而且都有党组织的领导，这说明通过高桥农民运动的斗争，蒲江贫困民众在党的引领下，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到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压在身上反动统治，穷人才会有出头的日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高桥农民运动为后来贫苦群众反抗反动统治作出了思想和行动铺垫。因此，后来贫苦群众反抗反动统治斗争的积极性更高、自觉性更强，斗争的方式也更为灵活。

（二）为人民谋福祉是共产党人的初心

回望高桥农民运动，有许多斗争场景足以让人惊心动魄，有许多斗争事迹足以让人热泪奔涌。激动之余，不能不深思这样一个问题，当初，农民运动的勇士们同比自己强大数十倍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时候，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是哪里来的胆量支撑着他们不惜拿生命和鲜血去战斗？

这个问题的答案，并非唯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究竟是怎样的原因，最符合事发之初的真实呢？还是用高桥农民运动参与者的真实事例，予以诠释最为贴切。

中共党组织派到蒲江的第一位共产党员石兆祥，于1925年在宜宾简易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党组织中积极活动。1926年1月，根据党组织安排，到广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第6期学习，聆听过毛泽东同志的讲课。正是党的教育与引领，引导他们为争取穷人翻身解放而斗争的信念在心中牢固树立。在高桥农民运动兴起之初，石兆祥受中共成都特支书记黄映湖派遣，到蒲江高桥育才小学校，以教书作掩护指导农运工作。在斗争中，为加强对农民协会的领导，石兆祥发展进步青年教师王尧钦、龚仲卿、谢育生等人入党，并及时建立了蒲江第一个党组织（支部）。当反动势力对农民协会进行残酷镇压时，在石兆祥的指导下，农民协会武装击退了反动武装，掀起万名农民协会武装攻打蒲江县城的风潮。当时黑暗势力非常残酷，要挺起胸膛与之斗争，不亚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就这一点而言，石兆祥心里非常明白，唯一说得通的理由就是：引导穷苦农民反抗剥削、反抗压迫，帮助他们通过斗争求得幸福生活。从石兆祥的人生经历中，看不到谋求个人利益的因素。1927年底，石兆祥因病回成都，后到下川南工作。1929年，在宜宾继续领导农民进行抗粮抗捐斗争。解放后，石兆祥先后担任宜宾县古罗乡农会副主席、红旗小学校长、宜宾县第六届人大代表。他当初冒着生命危险指导高桥农民运动，压根就没有想过自己将来要大富大贵、飞黄腾达，或许心中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让穷苦农民过上幸福生活。而这一朴素想法恰恰就是共产党人的初衷。

高桥农民运动的发起人陈绍周，有几个事实着实令人深思。

其一，为生计从祖籍广东奔波来到蒲江，曾在蒲江县城北街开设纸铺，后又从军，只因厌恶官场腐败，忿而弃职还乡，自筹资金，在高桥创办育才小学，教书育人。如果仅从个人生活而言，这一职业虽谈不上衣食丰裕，但也足以养家糊口，可以安安顺顺地居家过日子。然而，当他回原籍“朝祖”时，耳闻目睹广东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势如急风暴雨般的大革命运动，共产党人为穷苦大众翻身求解放而闹革命的情景深深感染了他，联系蒲江地主军阀横行下百姓苦不堪言的现实，发动群众起来抗粮抗捐的念头也就油然而生。

其二，1927年3月，他和王尧钦一起在高桥育才小学组织成立高桥农民协会，4月便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可以看出他的这一举动的思想基础，就是依靠党的力量去唤醒农民，反抗压迫、摆脱苦难。

其三，在他入党后不久，反动势力对高桥农民协会发动疯狂武装镇压，农民协会武装围攻县城失败后，陈绍周并没有偃旗息鼓，而是坚定地和其他农民协会领导一起，将农民协会活动中心转移至太清观，继续开展反苛捐杂税的武装斗争。由此足见共产党人，为穷苦群众出头的信念何其坚定！

1929年夏，太清观农民协会在蒲江、眉山、丹棱三县反动势力的联合围攻下而失败，陈绍周被迫辗转他乡，以卖字画为生。1942年返回高桥后，又继续办育才小学。难能可贵的是，虽历经曲折，但初心未改，1949年底蒲江解放，陈绍周即以家中粮食、肥猪等物资，支援解放军同国民党残余、土匪的斗争。

蒲江高桥农民运动中，像这样的人物岂止一二，类似的事迹不一而足，这些都无可辩驳的说明了同一个事实：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三）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共产党人斗争精神

高桥农民运动整个斗争过程，其实就是农会组织在共产党人带领下直面强大而残暴的统治，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斗争过程。

高桥农民协会成立之初，石兆祥等党员清楚地认识到，军阀势力、地主豪绅绝不会任由农民运动发展，必然会有与反动势力“硬碰硬”的斗争。为适应武装斗争需要，党组织领导农民协会在高桥开办武装训练班，培训农运武装骨干，在各甲设立基层小组和自卫武装分队，并规定了通讯联络办法，要求各基层组织服从统一指挥、团结起来，一方出事、八方支援，坚持抗粮抗捐斗争。

蒲江县民团头子张俊文千方百计阻止和破坏农民运动，他唆使其爪牙、亲侄子—张栋廷，率差役在高桥强行催粮逼款。其时，正值农村青黄不接之际，张栋廷将一些农民抓起来，关押在学校，并把两名农民协会会员吊在树上进行毒打。农民协会领导人陈绍周闻讯，立即组织农民协会会员与附近农民先后赶到现场，抓住张栋廷和差役痛打，张俊文见势不妙，只得狼狈逃回家中。

1927年4月，农民协会组织自卫武装和育才小学师生300余人，到西来开展武装发动工作，西来团总刘智成、副团总钱君太百般阻挠、持枪威胁，当场抓走农民协会会员3人、学生15人，并关押在刘紫杰住宅。陈绍周之子陈德泉令罗汉成、罗维安通知高桥、敦厚、寿安、中兴、大兴等附近场镇的农会武装火速汇集西来，将刘紫杰住宅包围，王尧钦、陈德泉带领农会武装攻打刘紫杰的炮楼。迫使刘智成、钱君太释放被抓农民协会会员。刘智成率团丁于次日拂晓仓惶而逃，顽固追随刘紫杰的团正张华山当场被农会武装活捉，后被押赴石桥铺枪决。王尧钦等人在西来召开农民大会，将缴获刘紫杰家中的粮食、财物分给贫苦农民。这一壮举，深得广大农民的称赞和拥护，高桥附近多地的群众踊跃参加农民协会，农会队伍不断壮大。

高桥农协武装与反动势力的斗争惊心动魄，甚至惨烈。1928年初，由石兆祥、王尧钦、周成龙等人率农会武装夜袭击眉山万胜、盘鳌驻军。战斗中农会武装队员牺牲10余人。1928年秋，驻眉山24军第6旅旅长高育宗与眉山县知事吴辛臣勾结，以各种卑劣的手段分化、镇压农民协会，蒲江、丹棱两县反动武装亦积极配合围攻。农会武装在封锁围困下，粮食、弹药等物资供给日渐困难，为解决这些困难，邹晓廷、王绍荣带领农协队伍袭击蒲江寿安土豪傅南村、袁子敬，截获大量财物。在战斗结束撤退时，邹晓廷在掩护队员撤退中，被敌人收买的内奸邹松山背后开枪，重伤倒地，苏醒后坚持追赶队伍，因伤势太重不幸被捕，后被警备中队长李奎武惨无人道地剖腹挖心。其后，在敌人疯狂围剿中，农协队员温华山、郑吉山先后被捕，被斩首示众。

太多的故事，可歌可泣。在深深地为高桥农民运动中英勇斗争的人和事感动之时，领悟其深层次的意义。高桥农民运动折射出的不单单是斗争的艰苦与残酷，更为让人感动的应该是含蕴其中的共产党人不畏强暴、一往无前的斗志与牺牲精神。

（撰稿：严瑞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