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姑母钟文玉

——一位中共老党员的经历

钟昌耀 

我老家世居渠县清溪场。祖父钟玉成，务农早逝，祖母唐氏带着儿女艰苦度日。父亲钟永如和姑母钟文玉的童年，是在穷愁潦倒中度过的。父亲自幼以卖火柴、豆腐干营生，待积攒些许，便供姑母到渠县李渡潜德女子中学读书。

1937年姑母中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清溪场中心小学教书。由于当时我是独生子，承受着全家人的宠爱。姑母表达爱的方式，则是严格要求，严格教育，至今还记得她把我关在学校背书的情景。同时，也给了我的童年生活许多快乐，至今难忘。

印象最深的是当时老师们演抗日救国“文明戏”，舞台上满布披着碧绿的翠竹和柏树枝，在煤气灯灯光下摇曳。姑母装扮成流亡难民，行走在林荫深处，唱道：“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凄凉的歌声催人泪下。台下一片沉寂，接着，便爆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吼声。

有一年，学校组织提灯游行，五颜六色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灯笼，组成一条长长的光芒四射的龙，蜿蜒游行于清溪河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的口号声，伴随着“向前走，别退后，牺牲己到最后关头，拿起了刀枪，举起了锄头。我们再也不能忍受！”的歌声。那响彻云霄抗日的怒吼，至今还在耳边回荡。

姑母还参加扮演当时流行全国的抗日剧《放下你的鞭子》，先后到营山、广安、渠县的20多个乡镇开展抗日宣传。在街头或讲演，或演抗日剧，声讨日寇侵略罪行，为抗日将士募捐。在营山演出时，围观群众声泪俱下，纷纷解囊捐款，支援抗战。她还与同事利用课余时间，创办妇女识字班，为出征抗日军人家属义务代写书信，并在清溪街道开办墙报，报道抗战消息，介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与进步师生一道自筹经费，编印传单，宣传抗日救国。然而，姑母的这些活动却遭到世俗偏见的责难，祖母认为有违家风，坚决反对。要知道，上世纪30年代川东北家乡的农村，年轻女子是不能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的。几千年留下的封建习俗像坚固的幕墙，冲破这个幕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尽管如此，姑母没有丝毫退缩。

原来，那时姑母钟文玉己是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宣传团”骨干。在此之前，姑母参加了党领导的“爱国知识青年读书会”，读过《联共（布）党史》《新哲学大纲》《大众哲学》，还读了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等进步书籍。延安出版的革命刊物和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等也不断传入家乡。我上中学时，还看见我家老屋楼上存放有几大捆《新华日报》。父亲说，那是姑母留下的，要好好保存。直到1949年暑假中，因国民党罗广文部队清乡才被迫销毁。

在这些抗日宣传活动和进步思想影响下，姑母渐渐树立革命理想，坚定革命信念。1938年，对于姑母是一个命运攸关的年头。这一年冬天，为寻求革命真理，她与共产党员唐虚谷、张静芳夫妇等人商议，决定投奔革命圣地延安。他们给重庆《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去信，请他作介绍。潘回信说：“你们为抗日救国去延安，不用介绍，到了那里一定会受欢迎的。”并提醒路途遥远，环境艰险，要做好克服困难的思想准备。大家很快筹集了路费，一切准备就绪，正准备出发时，不料张静芳因身孕未能成行，造成终身遗憾。事隔多年，每当姑母忆及这次未能去延安实现参加革命的愿望时，眼眶便会闪动着晶莹泪花。

1939年1月，周恩来主持的中共南方局在重庆成立，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工作迅即活跃起来。这时姑母经过抗日救国活动的锻炼，政治上思想上逐渐成熟。是年9月，在渠县清溪小学由邹联谱介绍，经中共南充中心县委批准，并由县委书记杨德远主持，举行了入党宣誓，姑母钟文玉终于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她是我们这个家族中最早的党员，也是家乡渠县清溪场早期的党员之一。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根据上级关于“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党组织要求党员从公开转入地下活动。根据组织安排，姑母钟文玉和姑父邹联谱一起转移到重庆。姑父经由在国民党省党部的地下党员介绍，打入南岸三十兵工厂任会计，姑母则在江北人和场私立善济小学任教员。组织上通知，到那里后，会有人来接头，要他俩耐心等待。在此期间，他们虽失去了组织联系，但仍以共产党员的姿态，继续坚持战斗。夫妻俩以合法职业身份为掩护，秘密传递《新华日报》和其他革命书刊，尽力掩护和支持地下党员活动。

那时候，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后来姑母带着3个孩子在家赋闲，仅靠姑父一个人的收入勉强维持一家5口生计。即使如此，对前来要求避难的同志，他俩总是克服重重困难，冒着生命危险，予以保护。来他们家寻求掩护的地下党员，少则住几天，多则数月。其中有一位刚出狱的同志，身患严重肺结核，在姑母耐心照料下，历时半年多，直到病情好转后方才归队。姑母为了节省开支，常常把3个孩子锁在家中，一个人到附近农村买萝卜、红薯，艰难度日。遗憾的是，虽经数年等待，仍未能与党组织联系上。当时白色恐怖严重，如果贸然寻找联系，不仅十分危险，而且这也是党的地下工作纪律不能容许的。

1949年12月渠县解放，姑父姑母迫不及待地带着全家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渠县清溪场，认为家乡地熟人熟，定能尽快恢复党组织关系。哪知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当时党处于地下活动，能证明他俩入党那段历史的人，本来就很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有的牺牲，有的不知下落，有的则因为与当事人亲情关系不能作为证明人。虽经多次申请恢复组织关系都无结果，事情就这样被搁置下来。

令人万分高兴的是，这时我又与姑母重聚，当时我们都在清溪镇中心小学当教员，成了同事。那是一个激情满怀的年代，刚刚解放，学校重建，教学任务十分繁重，更繁重的则是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等宣传工作。姑母的政治热情丝毫不减当年。正在这时，她的两岁小儿子突然患病。姑母每天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姑父又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工作教学集于一身，根本无暇照顾孩子，加之农村缺医少药，环境条件太差，不久小弟弟病逝。中年丧子，姑母悲痛欲绝。尽管如此，她擦干眼泪，忍着悲痛，仍然和大家一起积极工作。这件事在我年轻的心灵中引起了强烈震撼，从姑母身上，我看到了一位忍辱负重、公而忘私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

在那一年多的时间中，每当我教学上遇到困难，便向姑母请教；每当我出现思想疙瘩，姑母便耐心疏导。我的课时多，又担任学校社教组组长，宣传任务重，有的亲友认为这样没日没夜地工作是傻儿。姑母却总是鼓励我趁着年轻，为党多做工作，在实践中锻炼自己。不久，我光荣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共清溪场区委决定保送我去重庆西南公安干校学习。开始父亲还有些犹豫，在姑母姑父劝说下，父亲终于下了决心，方使我顺利踏上终身无悔的人民警察职业之路。

转眼就是20多年，一直警务繁忙，戎马倥偬，辗转于川渝康藏之间。大约是1972年夏，当时我正在理塘县毛垭牧区参加平叛、建政、复社的稳定边疆工作。因为动乱，那里是一片荒凉的牧场，近乎与世隔绝。好不容易盼到家信，弟弟昌明在信中说，父母身体尚好，姑母己不幸病故。惊闻噩耗，真如晴天霹雳。算来姑母尚未年及花甲，怎么会匆匆离去？原打算这次工作结束后便告假回乡探望长辈，不料姑母却先期而去。回忆起姑母对我无微不至关心爱护、教育帮助的许多往事，不禁潸然泪下。

1973年春，告假第一次回到阔别22年的家乡渠县。在县城表妹淑俐家中，见到姑父邹联谱。姑父又惊又喜，那一夕，我和姑父同室而宿，室内的上方，供着姑母的骨灰盒。姑父对姑母的深切怀念之情，令人动容！我们摆谈了许多，至凌晨姑父仍无倦意。从家事谈到当前形势，从他和姑母为党工作的过去谈到他的现在，谈得最多的还是关于他和姑母悬而未决党的组织关系问题。他很乐观很自信，他说：“我坚信，总有一天会实事求是地还原事实真象，恢复我们的党籍。”

原来那些日子每遇运动，都给姑母姑父发难。特别是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岁月，在“华蓥山地下党大都是叛徒”的错误导向下，姑父被送进“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姑母则一次又一次被迫写“认罪书”。姑母原本是位立场鲜明、生性耿直的人，哪能容忍这等事情，委曲气愤，懊恼沮丧，渐渐抑郁成疾，身染绝症，含恨九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党的政策，有关部门对姑父姑母的错误批判立即作了纠正，几经周折终于恢复了他俩的党籍。1983年7月，时任四川省妇联主席戴克宇到渠县视察工作，证明她自己解放前在重庆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时，曾得到姑父姑母的掩护，并曾在其家避难。中共渠县县委即组织专人，经反复调查核实，1984年，渠县县委作出决定：恢复姑父姑母的党籍。姑父邹联谱的党龄从1939年3月入党时算起，姑母钟文玉的党龄从1939年9月入党时算起，均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当姑父用颤抖的手，郑重签上自己和姑母的名字时，热泪夺眶而出。40多年的等待、期盼和愿望，终于实现了！

这时，姑母钟文玉己经去世十多年。姑父邹联谱也年逾古稀，不久突发脑溢血，一病不起。虽然组织上无微不至关照，经多方治疗无效，于1988年12月去世。组织上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出殡那天有六七百人为姑父送行。中共渠县县委老干部局送了挽联，对姑父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联曰：

投身革命，忠诚党的事业；

出生入死，争取民族解放。

特定的历史条件，形成了我的姑母姑父曲折、艰辛与坎坷的经历，也正因为有前辈们和无数革命者的付出，才有了我们的今天。作为晚辈，树立理想，坚定信念，爱党爱国，热爱生活，珍惜时光，就是对姑母姑父和先辈们的最好纪念，而这也正是他们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