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一个身负特殊使命的县长

陈学林 

从一份档案说起

四川省档案馆第42全宗保存有《1937年川省县长考试及格人员资历职情况表》与《1937年川省县长考试及格人员任县职情况表》。据该档案记载：游伯镛，四川涪陵，34岁，四川省立第四中学旧制毕业，国立广东大学修业四年，曾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30师师部中校军法处长，陆军28军第5师师部中校秘书，四川忠县第□区区长；1938年5月任天全县长，9月西康建省天全县划入西康改任成都执行会委员；1940年6月4日以甄审合格县长身份任蒲江县长至1944年8月；1944年8月任资中县长至1948年7月30日辞职。

1937年四川省举行第一次县长考试，该试取录9人，游伯镛位列第5名。民国时，他历任天全县、蒲江县、资中县国民党政府县长。谁曾想到，这位做过三个地方国民党县长的官僚，竟然是一个具有特殊身份的中共秘密党员。

游伯镛（1907-1968），别名游元亮，字普右，重庆涪陵县鹤游坪（今属垫江县）人。早年就学于位于涪陵的四川省立第四中学。1924年国共合作领导的的大革命运动兴起，他赴南方考入国立广东大学，于1925年毕业，1927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在校期间，他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因倾向革命，被判刑3年。据《涪陵辞典》（涪陵辞典编纂委员会，重庆出版社，2003年）中的“游元亮”条记载：“1927年在黄埔军校三期学习时，以参加共产党嫌疑案被捕坐牢3年。”（按：1927年黄埔军校为第五期，该条中的三期应为五期之误）

1930年游回川，历任国民革命军20军30师师部秘书、《民强日报》主笔、川东边防军少校参谋、第28军第5师师部中校秘书。1932年，他在《重庆晚报》四周年纪念特刊发表《中国新闻记者之任务》，1934年，在《新蜀报》四千号纪念特刊发表《妇女运动与妇女解放》。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上海执行局情报处特派员、中共川康特委统战部部长张曙时创办《建设晚报》，宣传抗日民主。该报以王伯杰为社长，钟汝为为总编辑，甘树人为总主笔，游元亮、甘道生为编辑。是年底，游元亮经张曙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肩负特殊使命的中共秘密党员，与张曙时保持单线联系。

张曙时回忆说：“我在成都地下工作时，始由廖向晨介绍认识他。当时，游是青年学生，聪明好学、思想进步，以后经常与我接头。到冬季，我们办了个晚报，专为宣传抗日的刊物，要他参加编辑工作，在一段工作中表现很好，就吸收入党。”

1937年1月，四川省决定举行第一次县长考试。张曙时指示游伯镛参加考试，说：“在县长考试中，可以灰色面目为掩护，做各种活动。”此次县长考试报名应考者467人，实际参与考试者428人。最终取录9人，第一名为陈文藻，第二名叶楷，第三名刘士笃，第四名史思放，第五名游伯镛，第六名张豁然，第七名李之青，第八名龚万材，第九名张会鑫。张曙时说，他“为当时很器重的青年”。

抗战全面爆发后，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于1937年7月21日成立，游伯镛受组织之命担任该会秘书。随即，党组织安排他担任《新蜀报》《国难三日刊》《时事新刊》编辑，大力宣传抗日救亡主张。1938年4月，全国青年记者学会成都分会筹建，他是7名筹备之一。张曙时说：“他的文章写的还策略，但与国民党所出的刊物论调不同，为反对派所注意，他在成都不好工作。”为掩护自己身份，继续开展工作，他到四川省政府登记要求分发地方去当县长。

1938年5月，游伯镛被分派到天全任县长，党组织给他的任务为：“以做官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

1938年9月，西康建省，天全县划入西康，他改任国民党成都市党部执行会委员。当时，他与成都市国民党党部实力派人物陈紫舆为旧友，私交很好，陈拉他去做党部执委。

游伯镛向张曙时汇报，考虑到如果一再拒绝的话，怕要引起陈的怀疑，而且不好通过陈获得情报。就这样，党组织命令他打入国民党党部，执行特殊任务。张曙时回忆：“当时，要他以灰色面目去就市党部的事，这样情况下给他说明过，国民党所有东西些要给我们知道，以定应付办法。”他说，“因此这种特殊任务要他去做，他应了这个职的名义，将所得的文件及什么消息些报告给我们，有时得到秘密东西也拿给我看。”

1940年6月，张曙时奉命撤回延安，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副部长。张临行前，将游伯镛的组织关系交与田一平。田一平回忆：“1940年春，张曙时要我去联系游元亮。当时知道游曾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做过工作，伪四川省政府已委游作蒲江县长，即将赴任。”

1940年6月，四川省政府以“办理禁政不力”为由，免去蒲江县长谢从根职务，委游伯镛为县长。

游伯镛赴任前，田一平到游的家中，转达张曙时指令：“帮助进步活动，维护进步人士，注意地方力量的掌握。”据《蒲江县志》（蒲江县志编纂委员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中的“大事记”记载，1949年7月，根据中共川康特委指示，游在蒲江的任务是：“为党筹集活动经费，保护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

与此同时，游伯镛又领受到一份来自国民党方面的指令。据田一平回忆，“大约几个月后，游回成都来看我。他对我说，他临去蒲江之前，伪四川省政府代主席兼秘书长贺匪国光对他说：蒲江共产党活动很厉害，要游注意。” 

保护进步力量

1940年6月24日至1944年5月14日，游伯镛在蒲江任上，按中共地下组织关于“帮助进步活动，维护进步人士”的指示，为保护蒲江共产党力量做了大量工作。

1939年7月，中共蒲江特支发动县各界人士成立“蒲江县川康公路南龙段筑路经费清算委员会”，清算揭发县长谢从根等贪污筑路公款。1940年1月，谢以“贩运烟毒”为名，逮捕中共蒲江特支委员廖学贵、黄鹤纯与党员王卓然，查封秘密活动地点旭东石印社。随即，判处廖学贵、王卓然、黄鹤纯等人12年徒刑。据1940年2月29日四川省政府秘字第二0九二号文件《蒲江县政府：为密呈审讯异党情形请予核示办理一案》，谢还向当时兼任四川省主席的蒋介石密告，“查获异党廖学贵、黄鹤纯一案”，“土劣李象贤联络异党份子”，“县属大塘、甘溪等联保发现合作社之组织，西崃等联保发现三友社之组织，中兴、寿安、高河等联保发现青年会之组织”，“异党较主要份子宋其康均于此时被派回县领导工作”，并呈报缴获的《斯大林言论选集》《列宁概论》等进步书籍26种，川康特委通讯员、邛崃特支书记谭竞平的往来信件2件。幸而，是年6月，谢从根贪赃事露，被免去县长一职。

1941年2月，经县知名人士袁至诚、戴成章等12人联名作保，游伯镛以“取保就医”为由，借故开释被捕的中共党员廖学贵、黄鹤纯、王卓然等人。据蒲江县档案馆藏的1941年2月14日蒲江县军法监狱呈监字第5号文件，县长兼军法官游伯镛称：“经延医调治，服药罔效，病势确实危急，可否提验保外就医之处理，合具呈报。”1940年9月7日，四川省禁烟督办公署兼理督办蒋中正、会办贺国光与徐孝刚，就廖学贵一案，要求蒲江县“除咨复外，理合具文呈请”。据县档案馆藏1942年1月27日军法字第13号、2月18日军法字第31号《蒲江县县政府指令》，游伯镛再令典狱员韩福光继续开释廖学贵、王卓然一干人等。

游伯镛的秘书余致和回忆，他们往往以“所谓异党嫌疑案的例子都罪证不足，决不容许牵连多人”为理由，保护共产党人。余说，游到蒲江把在监狱的共产党、嫌疑犯绝大部分都释放了，只有廖学贵因系抗大学生为积极分子，被关一年多，最后仍借故释放。有个丹棱女学生姓王，在路过蒲江时警丁查获，承认是共产党，游为转移视线把她送到成都的宪兵四连处理，并事先通知组织，在公文中说明此人是神经病，最后获释。新津县共产党人郑汉宗，在蒲江活动时，身份暴露，先故意将其拘留，经蒲江特支书记彭似佛联保，让其写个具结书，就释放回新津。前任县长谢从根曾逮捕蒲江县共产党人李力生，游指示中兴乡长李烈辉不应制造地方争端，让李承保将其释放。蒲江中兴场张黎群兄弟是著名的共产党人，游伯镛不仅没有前去扣捕，反而通知其家人喊他们赶快离开，隐藏在黎家的共产党人由此闻讯转移。

1941年，游伯镛在蒲江组建防奸五人小组，成员有：军事科长刘瑜、一区指导员马道宣、助理秘书赵敦厚、国民宪兵团团附傅甚言、教育科长曾钊贤，游兼任组长。该小组支部委员有杜亚东、彭少襄、张绍旭、刘举，并设组织人员，以刘瑜、杨平之、曾钊贤、胡明礼、韦在兹、敬首正、李万镒、曾麟、吴谭、胡馨为成员。同时，游还改组成立于1938年的蒲江县特种委员会即党政军联合会，成员为：县长游伯镛、秘书余致和、教育科长曾钊贤、党部书记长刘峰、党部秘书杜长中、民政科长胡明礼、一区指导员马道宣。同时，他还兼任国民兵团团长、蒲江县国民党第二区分部候补委员等职。

这两个组织的主要任务就是“所谓的防止异党活动”。殊不知，掌握其运转的主要负责人游伯镛，竟然就是川康特委派到蒲江执行特别任务的“最大”共产党。

据诗人杜谷回忆，1943年春至1944年夏，徐明维、杜谷、芦甸夫妇、阳云、葛珍、繆恒苏等进步人士到蒲江中学任教，其中徐明维为共产党员。他们对学生进行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的启蒙教育，大唱革命歌曲，创作一批时代诗歌。游伯镛派侄儿到校，暗地里对他们进行保护。刘令蒙回忆，当时是徐明维介绍他到蒲江中学，到蒲中任教的进步人士还有覃钖之、尹正宇、陈道钊。他说：“当时的县长游伯镛是共产党，开始不知道后来才听说的。游发现我们后，便让他侄儿来与我们接近，告诉我们县上的信息，介绍县上的情况。游还让他的侄儿在蒲中兼课，直接与我们生活在一起。”

游伯镛回成都述职时，向四川省代理主席贺国光汇报说：“蒲江共产党的活动，不如外传之盛。”由此，贺改变原来的印象，使国民党四川省政府放松对蒲江的注意，极大地掩护蒲江党组织的活动。

据《四川省公务员三十二年度四至九月奖惩表》，1943年4月21日，蒲江县长游伯镛因为“违令徇庇要犯”，被记过一次。 

振兴教育事业

其时，蒲江地理偏僻、交通闭塞、教育落后。蒲江县城仅有男女小学一所，寿安镇有完小一所，其余各乡只有初级小学。蒲江的富家子弟读高中，只能到邛崃、雅安、成都等地。高中学生屈指可数，大学生寥寥无几。

游伯镛见此，决定传承鹤山之学，大力振兴蒲江教育。

他以蒲江乡绅戴成章、袁志诚、李象贤为建校委员，监督县财务局长杨绍清清查田赋收入，将李家钰同意的筹办中学基金交出。1941年，蒲江县立初级中学校在鹤山书院旧址开办。是年，该校招男生两班98人，女生一班53人，延聘教师11人。1943年，该校实行春、秋两季招生，常年开设9个班，在校学生300余人，教师20余人。任上，他力排众议，相继聘请知名人士杨寿康、谢怀清、谭季卿担任蒲江中学校长。此举，改变蒲江教育史上没有中学的历史。时人赞曰：“此蒲江中学始创矣，为全县学生及家长们渴望多年之成功也！”1944年，蒲江中学第一班学生举行毕业典礼，他受邀参加观礼。

同时，他在县内乡镇设中心国民学校，保设保国民学校，男女兼收，推行普及教育。每年，全县举办小学生劳美成绩展览一次。他请曾钊贤担任教育科长巡视学校，监督招考校长、教师，要求须具备师资训练班学历，且文理通顺、品行端正。为提高蒲江的师资质量，他举办短期师范，利用寒暑假办小学教师讲习所，集中到城区学习一个月，请秘书、教育科长与县内名流授课。对蒲江选派的第四行政专署师资训练班与名山、丹棱、蒲江三县师资训练班学员，游伯镛与余致和亲自主持笔试与口试考核，“以品学均优、无不良嗜好者充任之”。

据民国时任蒲江县西南镇中心学校的教导主任安应坤讲述，游伯镛在县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也优先拨款维修学校。1940年秋，县立女子小学校与模范小学合并，校址由东街凤公祠迁南街禹王庙，改名为西南镇中心国民学校。安应坤说：“当时学生人数激增，教室与师生寝室急待添补整修。游伯镛即拨款800元到学校，不料该校出纳邓文光推三阻四说没有钱，最后游县长限令其三天之内如数交出，学校修建顺利完成。”

当时，蒲江教职员工工资来源于税收及公学谷供给，由县经收处管理。前任主任邓首民有贪污劣迹，游伯镛将其撤换。他对临时参议会拟选出的赵敦厚素为不喜，认为其极善钻营，表示：“就是选出赵敦厚，我也不同意。”最后，选出深孚地方众望的卢荫云为主任。他指示，财政科长吴谭、会计室主任郭榷宗协助清查，将各乡镇的斗息、行息、公学田租收缴入库，以确保教职工工资每月按时发放。

剿匪安境关注民生

蒲江匪患历来已久，土匪聚集山林，经常白天抢劫行人，晚上打家劫舍，旧有“邛蒲大，鬼害怕”之说。

游伯镛上任时，成佳、霖雨、大兴一带土匪尤为猖獗，百姓不能正常生产生活，就连城郊的东北、西南两镇百姓也常被抢劫，每天临晚都要把耕牛牵进城里。土匪的线子客牟歪嘴住城内东街，公然将西南中心校学生祝有新骗到城外绑架而去。

1942年，游伯镛决定大举剿匪，成立清乡司令部，设立临时剿匪指挥部于霖雨，自任司令，国民兵团副团长傅盛言为副司令。游亲自率队督剿，张贴布告称：“投诚不究，顽抗必杀”。一次，游带护兵十来人下乡查访，与匪相遇，由于匪徒众多，不能与之硬拼，乃边打边撤，撤退中游的草鞋被追掉，险些为土匪所擒。他在霖雨场捕杀惯匪高登云、牟歪嘴、何仁甫、朱世元、王志尧等，成佳、大兴之匪闻风逃到高桥。随即，他将指挥部迁往高桥，击毙匪首杜少清等。他率领的剿匪兵丁，系十五个乡镇调来之团队，未经训练、纪律不良，昔年蒲江农民协会的领导人陈绍周骂他也是土匪。游没有与之计较、追究，乃整顿军容，指挥部再迁大兴，将蒲江要匪徐开选清剿，匪众遣散回家种田为生。经数月，霖雨、成佳、大兴匪患告平，农民乃以安心生产。

不久，复兴、西来匪首赵炎武、李光光、李光斗又四处抢劫。时值蒲江银行成立，李光光、李光斗率领匪徒趁夜从北门城墙沿梯而下，至小北街徐祠堂抢劫银行办事处。因银行大门坚固一时不能破，匪徒不敢久留，乃改抢陈竹云家。事发后，游责令各乡严查，并派秘书余致和率队往复兴、西来侦查，逮捕李光斗将其正法于小北街银行门外。随后，又将赵炎武、李光光捕回法办。由是，全县匪徒闻风丧胆，蒲境多年匪患方始平息。

1940年游伯镛下车伊始，地方势力汤和之前去拜见。汤对游大肆吹捧，为其子汤仕仁谋利，被游冷落当场。汤乃与恶霸张俊文勾结，决定给游一点厉害看。张系蒲江著名的袍哥头目，以“振华俱乐部”名义在县城南街摆设赌场，招众聚赌，贩卖烟毒，大肆攫取民财，许多人因此破财、借债，直至铤而走险。是年7月，他下令将包庇烟毒、违法舞弊的县府办事员任祥麟撤职查办，并让受害者呈报证据，以“彰法纪，平冤抑”。春节来临，县政府布告市民不准在街上燃放花炮，不准聚众赌博。但张俊文竟公然在俱乐部开设红宝牌九等进行赌博，并大放花炮，还唆使一群流氓将一串花炮丢入游县长娃儿奶妈的颈项内。第二天，游即派保安队将俱乐部包围查封，封条上写：“会聚流氓，扰乱秩序”，并四处逮捕流氓，将头目唐明清正法。此举，立刻刹住烟赌之风，张汤二人气嚣稍减，地方治安大好，社会风尚为之一新。然而，非常可笑的是，1943年9月24日，四川省政府以“该县罗坪地方发现野生烟苗”，予以游铂镛记过一次。

1941年4月，游铂镛主持成立蒲江县银行筹备会，以袁志诚、李阳修、汤和云、毛焕然、郑雨材，周寿山，钟攸明等人为委员，股金30万元、1000股，官商各半，并将特种工程款拨入银行。1942年5月16日银行开业，袁志诚为董事长，李象贤为驻行监察，汤和云为经理，罗阶平为副经理。该行，为农民提供小额贷款，对成都市行、新津县行开展汇兑，极大地活跃城乡经济。

1942年，县人华西大学副教授徐国熙从西北考察疫情回到蒲江。游闻讯，立即赴徐家请其提出治疗疫疾之方，并与徐一道到东门取水化验。徐提出，县府应拨款成立卫生院，将城内井水消毒使用，东门河严禁倾倒垃圾及污物。由于当时县府经费困难，游县长只得怏怏作罢，但其关心民生疾苦之心日月可鉴。

1943年夏，蒲江大旱，稻田龟裂，县民群集到霖雨场祈雨。游伯镛听民声、体民情、顺民意、解民忧，乃徒步以行与群众一道共同祈雨，祷告甘霖早降润泽田禾，稻粱丰收以遂民生。是年，栽秧子时天旱缺水，中兴乡所属朱木堰、两名堰争水，互不相让，两堰用水农户各持枪开火。乡公所报到县府后，游赶紧与县农田水利委员会副委员长安应坤一道，坐黄包车到中兴场去制止争端，防止事态扩大，没有酿成流血事件。幸而，第二天晚上下雨，蒲江河涨水，争水问题解决。

据蒲江乡贤徐翰香回忆，一次他去县府拜见游，问：“传说省上催粮款大急，县长阁下，近来一定很忙吧？”游便风趣地说：“是的，是的，省上有员坐催，可惜蒲江烂粮比重大，成效欠佳。我为存心宁事之臣，不求聚敛之臣，总有挨批评的事，胜利在望！胜利在望！”说毕，两人相顾大笑。

抗日救亡与德政碑

游伯镛署蒲期间，正值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卓越之时期，他往往事必躬亲忙于各项抗日救亡事务。

1940年7月7日，他率众在公园民众教育台举行抗战3周年纪念大会，赴文庙忠烈祠公祭抗日阵亡烈士。8月，蒲江县征购粮食监察委员会成立，游伯镛兼任田管处处长。10月，派民工2000余名修筑乐山至西昌公路，31日他经名山、雅安、荥经、汉源亲到峨边冷竹坪蒲江民工总队工地看望，至11月18日方才返回蒲江。是年，发行“军需公债”。

1941年3月，调民工1500人，赶修乐西公路峨边县寿屏山段。4月，蒲江县捐款献机委员会成立，游铂镛兼任主任委员。8月，全国节约建国储蓄劝储委员会蒲江县支会成立，游兼任支会长，发行储蓄券。秋，发行“胜利同盟公债”。是年，派民工1500名，补修乐山至西昌公路。

1942年2月26日，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的夫人刘湘云去世，5月李家钰由前线返蒲，游率众在公园坝、蒲江中学礼堂聆听其讲话。是年7月1日，游去成都拜访李将军，5日赴荣乐园出席李将军欢送宴会。7月7日，举行七七抗战五周年纪念大会，派员检阅各区国民兵818人。

1943年8月16日，游率全县保甲人员、各学校代表在蒲江鹤山公园民众教育馆举行哀悼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是年，四川省政府以“办理征实，于限期内完成，成绩优异”，给予“以专员存记”奖励。

1944年1月，征集民工9815名，修筑邛崃县桑园乡飞机场。徐翰香回忆，修建邛崃县桑园乡飞机场时，“游不辞辛苦，常前往桑园之蒲江民工队视察”，就连队上厨子也“盛赞游之为人”。

左承荣在《泪洒机场》（《秋山红叶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一文，讲述蒲江修建桑园飞机场的情景，他说：春节期间，人心浮动，为了稳定人心，蒲江县长游伯镛率领各乡慰问团，带着水烟、叶子烟和猪肉到机场慰问。他加派县临时参议会的正议长戴成章到机场加强督促领导。1944年5月8日蒲江完成任务，民工们赶回去栽秧子。

1944年7月，蒲江寿安镇正街上场口福德门外，人声鼎沸，人头攒动，人们在门外左侧立下一碑。该碑碑文曰：“下车摄箓莅吾蒲，盗贼潜踪靖里闾。召伯甘棠今再詠，龚公卖犊复耕歌。刑轻政简人民乐，税薄牢空士庶和。近来我邑贤县宰，游公而外实无多。”

原来，这是一通纪念县长游伯镛在蒲事迹的德政碑。

蒲江人，不知道游伯镛是一个共产党县长，他们只知道这是一个好县长。尤其是寿安镇的百姓，还记得两年前发生的抢粮事件与寿安减免房捐的事情。

1942年5月，蒲江松华、高河一带发生饥民抢劫储民仓粮食的抢粮事件。该年，实行田赋征实制度，由于未建仓库，征收来的粮食租民仓保存。邛崃迴龙场的陈光斗带领蒲江松华、高河及邛崃乔坎一带的农民，以饥饿为藉口抢劫粮仓。寿安警察所奉令前往镇压，在高河场与“饥民”发生战斗，警察班长杨大全当场被打死。警察捕获十余人，带回县城监禁。游伯镛亲自坐堂审讯，众人皆说是清秀才刘炳光之弟刘幺老师指使。游了解到刘已经七八十岁，为松华首户罗平之的岳父，所谓教人抢粮是黄立三嫁祸，罗与黄在军阀混战时均当过团长，二人素来不睦。于是，游亲往高河坐镇调查此事，逐步掌握有多少粮食被抢，有多少人贪污，有多少人挪用仓粮，有多少人乘机抢粮。他在处理此事件中，没有采取血腥手段镇压一人，责令涉事人等赔偿被抢粮食，并将逮捕的无辜百姓一律释放。为此，1943年6月2日四川省政府以“办理粮食节约，宣传运动未遵令具报”为由，予以申斥。

1942年7月5日，游伯镛呈文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为寿安镇居民冯天成等请求减免房捐。他在呈文中说，冯天成等居住的陈河坝街房属于偏街小巷，生活贫困，没有收入来源，且连遭火灾，房屋破烂，希望减免房捐“以苏民困”。

游伯镛下车伊始，即给蒲江人民的留下深刻印象，他衣着简朴，经常穿灰色中山服，黑色布底操鞋，望之如一学生。他工作勤劳，待人随和，不拿架子，出巡各乡镇，很少坐滑竿轿子。

1944年5月，游伯镛调任资中县长。离任前，县人以清水一盆、镜子一面，置于案前欢送，表示他清廉如镜。

蒲江乡老对其多有褒评，杜伯龙：“其为人廉明谨慎、宽厚待人，深知民困，洞悉民瘼，可谓亲民之官，用人行政亦属可嘉”，“不愧食民禄为民官，与民解倒悬”。安应坤：“其人有魄力，办事认真，行政效率高，对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徐翰香：“游仪表堂堂，待人有礼，事必躬亲。”张浩旭：“游君宰蒲之政绩，实为民国以来县令中之不可多得之人也。”

蔗农事件

据《资中县志》（四川省资中县志编纂委员会，巴蜀书社，1997年）记载，1944年9月至1948年7月，游伯镛任资中县长，兼任四川省特委会资中专区分会委员、党政军联席会主席。

1947年1月8日，资中发生一件全川震惊的蔗农事件，数百名蔗农在县农会理事长何衡久和理事李传瑞、欧子山等人的带领下，将县政府和警察局都捣毁。游采取妥协退让、翻墙“逃跑”的办法虚与委蛇，实际上起到暗中支持和保护的作用。

2021年4月8日，《内江日报》刊《内江百年大事记》一文记载，“1947年1月，资中糖商勾结官府，压低糖清收购价格，严重侵害蔗农利益，引起蔗农公愤，爆发了‘蔗农事件’。农会理事长何衡九等9人被反动当局逮捕。隐蔽在资中县国民政府担任县长的中共党员游伯镛，积极开展营救活动，以何衡九有病为名保释出狱，保护了‘蔗农事件’的领头人。”

田一平回忆，游到成都汇报工作时说，他采取适当措施，先劝群众退出，然后再研究种甘蔗问题。游在资中任上，田委托他推销《华西晚报》的订户并募股本，他募到一笔股金让秘书余致和到成都交给田。资中任上，按照组织安排，他还负责主持被军统特务注意的《工商导报》编辑发行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田一平将游的情况向领导人陈裕同汇报，并于1946年冬在重庆党的办事处，向组织汇报游的情况。1947年，田将游的关系转交蒲华辅，是年6月1日田不幸被捕。1948年7月30日游辞去资中县长一职，被组织上派到苏浙监察行署任主任秘书，一直潜伏到1949年。此间，时任川康特委书记的蒲华辅叛变，但没有供出游，蒲为小说《红岩》中的叛徒“甫志高”人物原型之一。1949年10月28日，蒲被国民党特务枪杀于大坪刑场。由此，游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被认为与党脱离关系。

秘书余致和

游伯镛任蒲江县长时的秘书是余致和，为游做地下党工作的战友与拍档，其真实身份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程子健回忆说，游是归川康特委统战部管，余是川康特委组织部派到蒲江去的。

余致和（1908—1961），四川温江人。1927年就读中山大学政治系，1929年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执行委员，1930年成都平报社任编辑。1931年广汉女子师范教员。1932年，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及成都市党部干事、秘书。1933年至1934年，广汉陈静珊部中尉秘书。1935年至1936年忠县任文职、仁寿县县政府任第一科科长。1937年，四川振务旬刊编辑，成都市政府文书股长。1938年天全县政府秘书，1939年至1940年荥经县政府秘书，1940年至1944年蒲江县政府秘书，1944年至1948年资中县政府秘书，1948年辞职。

结合游伯镛与余致和的简历，不难发现，他们是如影随形的校友、同事、战友。游伯镛任天全、蒲江、资中县长时的秘书都为余致和，他们是一对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最佳二人组。

田一平回忆，游因为政务缠身，多次派他的秘书余致和来成都汇报工作，游在信上说：“余也是张老相熟的朋友，可以深谈。”余致和向田谈蒲江情况，田把国际国内形势告余，要他转告游。

1942年，田一平将游伯镛、余致和的组织关系交给陈文心。他回忆说，游调任资中县长后，陈因行踪不定，游又来找田联系，余致和也来过几次。

1950年，余致和任成都市军管会秘书。那个特别的年代里，1955年他被捕，1957年6月被四川省公安厅送北碚劳动教养所民三队七组劳教，罪名之一“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和成都市执行委员时在学生及居民中发展国民党员100余人”。1961年12月9日，于劳教所病逝。

四川解放后，田一平将游伯镛的情况向马识途汇报。但，1950年西南革大成都分校党组织进行审查时，未承认其党籍。

游伯镛先后担任成都工商导报副社长兼总编、成都市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成都市政协常委兼秘书长、九三学社成都分社委员兼秘书长等职。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被撤销一切职务。1968年12月，游在成都下放劳动中因病逝世，享年62岁。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全国开展拨乱反正，成都晚报社即原工商导报社为他召开追悼会，对过去给他的错误处置进行平反昭雪，并恢复其中共党员党籍。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说道：“许许多多无怨无悔、倾情奉献的无名英雄，他们以普通人的平凡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大概，“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就是那段国家危难、民族存亡的峥嵘岁月里，与游伯镛一样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任务，长期默默坚持潜伏，机智勇敢地战斗在敌人阵营的那批共产党人的初心吧！

（作者单位：四川省蒲江县史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