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剧团在“大后方”的抗日救亡巡演纪实

陈学林

1937年12月，战区学生移动剧团在武汉成立，成员主要由流亡学生、延安抗大学生、难童组成。1938年5月，国民党中央政治部成立10个演剧团，该剧团改编为抗敌演剧队第六队。

1938年9月，剧团经天门、当阳、荆门、沙市巡演，抵达重庆。13日，剧团向国民党中央教育部递交《民族剧团致教育部呈》，云：“呈为报告工作状况及成绩，请求准予备查，并呈报四川农村工作计划大纲，请求赐予津贴，以利抗敌工作事。”经国民党中宣部、社会部、教育部批准备案，每月发给300元经费，民族剧团正式成立。剧团设总务、剧务、宣传、研究4组，虞文任团长。剧团宗旨为：“基于民族主义精神，上演呈准之抗敌话剧，加强民族抗敌意识。”他们在《民族剧团农村工作计划大纲》中认为，“夫民众为抗战之栋梁，农村为建国之基础，倘若争取最后胜利，则农村工作诚不能加以忽视”，表示“誓愿竭尽一得之愚，深入农村唤醒民众”，提出“抗敌宣传为本团之首要工作”，开展“节约、禁毒、科学化运动”宣传，进行“农村社会调查”。

剧团成立时，中共南方局领导董必武数次接见剧团骨干，并给予亲切关怀和指导。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兵作家谢冰莹在《我所知道的民族剧团》一文中，盛赞剧团“每个同志大都能吃苦耐劳，团结一致，能穷干、实干”“了解民众的生活和痛苦，处处和民众打成一片”。

1938年10月10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重庆主办中华民国第一届戏剧节。黄中模的《第一届戏剧纪实》记载，街头演剧队25个，民族剧团的演出次序为第四队，演出地点中央公园，演出时间为上午9时，节目《盲哑恨》《抗战小调》《募寒衣》《破棉袄》。“一二·九”之际，民族剧团发表《一二·九第三周年纪念宣言》，号召：“以加倍的努力与热忱，在抗战的前线与后方，一切抗战的工作里，为发扬光大‘一二·九’精神而奋斗努力！”

1938年10月，赴江津演出街头剧《盲哑恨》等，演唱抗战歌曲。廖掀的《吴太仁在乡村师范》记载：“由平津流亡大学生组织的民族剧团，就曾来白沙，在学校的剧场连续演出两个晚上。”12月，剧团返回重庆，推举彭善宝担任团长。经北碚前往合川，在合川县城、云门、思居、大星、钱塘、小沔等地，通过戏剧、歌咏、壁报、漫画、通俗演讲、家庭走访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

1939年1月8—14日，值合川举办抗战总动员周，民族剧团举行“公开讲演周”，每日午后7—8点，作题为《活地狱的新闻》《我们为什么要打日本》《四川人从前的光荣》等专题演讲。谢伯淳的《合川人民抗日宣传活动拾零》记载，民族剧团“在体育场、瑞山公园、城隍庙、河坝、民教馆、茶馆、新兵训练处及街头演出话剧《日本暴行》《骂日本》《最后胜利》《东北一角》《马百计》《转变》《烙痕》《张家店》《模范军人》，街头剧《流亡到合川》，活报剧《汪精卫叛国》等”。《合川日报》发表短评，说：民族剧团为时两月的抗日宣传，承受很多艰辛，也受到农民的爱戴与赞扬。1939年2月下旬，剧团赴潼南城乡开展演出。

1939年夏，巡演至遂宁，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1939年8月3日，国民党中统局《关于重庆文化救国团体及共产党人活动情况的通报》云：“自出发合川移动演剧，现已至遂宁，作甚热烈，开幕前报告，势多在左倾。”国民党特务认为剧团“流动公演，共党之宣传亦随而伸入各地”，剧团被视为共产党之外围团体。

1939年8月，到达乐至、简阳。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98辑《抗战建国史料——社会建设（三）》在“边疆文化工作”中称赞：民族剧团“从重庆出发，历经合川、潼南、遂宁、乐至、简阳，颇具苦干精神”。《中央党务公报》第一卷第14期记载：民族剧团“能深入农村，普及宣传”。在“九一八”事变8周年之际，简阳抗敌剧团与民族剧团在县城联合演出《渡黄河》等优秀剧目。黎华地在《简阳民众抗敌剧团》一文回忆：民族剧团“演技高，服装道具齐全，乐器更是吸引人，效果特佳”。

1940年9月中旬，抵达成都。中共川康特委军委主席车耀先非常热情地对剧团工作进行指导，他提出：“要有艰苦奋斗的长期打算，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提高工作，工作第一，学习第一，健康第一。”经川康特委宣传部部长郑伯克批准，身份暴露的中共简阳支部书记杨咸枚（又名杨仲明）化名“韩枚”参加民族剧团。在蓉期间，剧团邀请文化名人邓初民、洪深、萧军、侯枫到剧团作报告。《萧军全集·第十八卷·日记》记载，9月20日“上午邓初民介绍民族剧团约我给他们演讲，我答应了”，9月22日“民族剧团的杨枝来了，八时半同去省党部，九时开始了座谈”。10月10日，剧团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演出《抓壮丁》的活报剧，无情揭露国统区征兵中的黑暗现象。

1939年秋，赴温江演出。川西农村有逢农历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赶场的传统风俗。演员们就利用集市下午散场时，为农民义务演出。有时，下午集市还未散尽，他们就将剧目延迟到太阳落山后上演。杨仲明在《救亡火种播千里——民族剧团纪事》一文中，回忆：“晚上没有灯光，除偶尔有煤气灯外，只有暗淡的油灯和松油烛之类，这样农民也看得十分投入，并不亚于今天的戏迷、歌迷。”

离开温江，进入崇庆地界。有个做过川军旅长的地方人士，为襄助剧团解决经费紧张问题，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发起募捐，代表“崇庆县民众”，赠送剧团横幅，上书“导民抗战的使者”。这时，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派一“专员”到崇庆。此人一到剧团，立即召开全团座谈会，调查团员政治面貌。当他得知全团居然没有一个国民党党员时，脸色顿时阴沉下来，随后悻悻地返回社会部汇报工作去了。

在大邑，以县一中校长李益九为代表的进步师生给予剧团大力支持与帮助。《大邑县志》（1992年版）“专题记述·抗日活动”一条记载：“28年，中共川康特委领导下的民族剧团来大邑宣传，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并到王泗乡辅导小学作抗日演出。”“师生进步活动”一条记载：“民族剧团到大邑演出，大邑县立初级中学许多学生表示支持，送钱送物，请来学校教唱抗日歌曲。”剧团在大邑的抗日演出引起国民党县长傅迪光的不满，他在一公文中称：“似有异党分子嫌疑，立予驱逐出境！”

1940年1月，到邛崃。剧团演员和当地进步青年组成联合巡演队伍，由固驿经牟礼到永丰、回龙再到羊安返县城，沿途义演。邛崃《普教》壁报编辑胡承治回忆：“他们自背行李和道具，步行各地，吃苦耐劳，竭尽己力，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每场义演，“主要由民族剧团演出抗日话剧，揭露日军侵略我国期间烧杀抢掠的暴行，形式短小精干，情节感人至深。”闭幕时，“全团演员都要站在前台高唱《保家乡》《河里水》等抗日救亡歌曲，歌声雄壮，催人奋进。”巡演结束，民众教育馆馆长张开阳召集邛崃进步人士与民族剧团团员召开座谈会。会上，团员杨枝饱含激情地朗诵自己作的诗歌：“同志们！装上子弹吧！”“用笔尖作为武器”“向日本帝国主义刺去！”国民党邛崃县党部表面支持民族剧团的巡演，派出“学生生活社”成员跟随剧团，名义为学习、帮助，实则为暗中监视，还说：“若有轨外，马上抓起来！”

1940年2月，到蒲江。川康特委决定在剧团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派出巡视员向韩枚了解剧团的政治面貌。韩建议剧团的骨干李振东、周起予、王克可以作为发展对象。经组织同意，正式批准3人入党，宣布：“剧团内的组织叫‘党团’，由韩枚作负责人。”剧团党组织在蒲江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蒲江县历史·第一卷（1927—1949）》记载：“剧团党组织与中共蒲江特支取得联系，在蒲江城乡开展抗日宣传演出活动，很受群众欢迎。来蒲期间，他们利用演出之余，多次对蒲江的抗日宣传队进行热情辅导，并同学校师生举办联欢会，为蒲江抗日宣传工作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剧团党组织在蒲江的活动被国民党特务怀疑，他们在报告中说：“延安派遣瞿旭辉、周起予等七人来渝潜伏案，后经我查悉大多数进入民族剧团。”

1940年5月，到丹棱。据《中国共产党丹棱县历史》（2006版）记载，剧团在丹棱城乡作巡回演出大约1月。白天，到县城中小学及附近场镇绘制抗日壁画，张贴壁报，教唱抗日歌曲《生产大合唱》《到敌人后方去》《吕梁山上》《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红缨枪》《小朋友》等；晚上，在县城城隍庙戏台上演出抗日话剧《九一八以来》《放下你的鞭子》《东北一角》《渡黄河》《突击》等。1982年，中共丹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举行“民族剧团在丹活动情况座谈会”，彭维杰等回忆说：“演员们上台时，一律身穿蓝色背带裤，阵营十分整齐，表情充满激情，演出水平很高。特别是剧团教唱的红缨枪、小朋友两支歌，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全然记得歌词。”遵照车耀先的意见，剧团的剧务部、总务部、研究部分别改组为工作部、学习部、健康部，选举出李振东任团长。剧团党组织加强政治学习，阅读进步报刊和马列主义书籍。川康特委组织部部长于江震指示：提高警惕，注意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随时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在白色恐怖下，能够坚持下去，健康成长；不局限于演剧，还要进行家庭访问、农村调查，与各界人士交朋友。剧团在丹棱演出引起国民党丹棱党部戒心与监控，被迫离开丹棱前往洪雅。

1940年6月，到达洪雅。国民党洪雅党部和县政府采取一系列卑劣手段，阻挠、破坏剧团演出。他们检查扣留邮件，查抄没收进步刊物，无理抓押团员。据1940年7月15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每周重要工作报告摘录》“民族剧团调渝考察”云：“中央调查局函告，该团为共党把持。”剧团在洪雅城乡坚持巡演1个多月。《洪雅县志》（1997年版）记载：“中共川康特委领导的‘民族剧团’20多人来到洪川、将军、三宝等场公演抗日话剧、歌曲，张贴抗日救亡标语、壁报。”

1940年9月，抵达雅安，演出《突击》等十几个剧目，为时3天，并赴天全演出2天。《雅安市志·大事记》（1996年版）记载：“剧团以民众团体的合法地位为掩护，用文艺形式向民众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罪行，歌颂抗日军民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的丑恶嘴脸。”剧团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第三次紧急通知，要求立即撤回重庆，并威胁说，如不听从就要“撤销备案，停发补助费”。韩枚多次去信向川康特委请示，一直得不到回音。无奈，剧团骨干商议，放弃前往康定的计划，回重庆保住“团体”。

1940年10月，剧团东下乐山、宜宾，到达江津。为生计，低价售票演出大型五幕剧《战斗》等10余天。11月，返回重庆，国民党中宣部告之：“你们民族剧团在蒲江、丹棱一段时间，有人说闲话，是关于政治方面的。”经据理力争，中宣部表示暂时不遣散剧团，但只能在重庆卫戍区周围的江北、巴县演出。随即，剧团赴江北，在县城低价售票演出《战斗》《突击》等一个星期，其间屡次被伤兵与税务人员纠缠。

1940年12月，剧团应陆军第九师邀请去湖北巴东慰问演出，董仲达以代理团长名义率17人前往。李振东等8人留重庆与国民党中宣部交涉：“我们在卫戍区活动实在困难，经费也不能维持，只好解散了。”剧团三部备案被注销。第九师是蒋介石嫡系部队，剧团被指“通共”，钱运华、李振东相继被捕。1941年3月29日，第九师派武装士兵强制遣散剧团人员，并在重庆《大公报》刊登启事，声明：“民族剧团已经解散，其人员现已离境，今后在外如仍有活动，一切概与本师无关。”

1938年秋，民族剧团从重庆出发，开赴江津、北碚、合川、潼南、遂宁、乐至、简阳、成都、温江、崇庆、大邑、邛崃、蒲江、丹棱、洪雅、雅安、天全，至1940年秋取道乐山、宜宾、江津返回重庆，沿途开展抗日救亡巡演达2年之久。剧团党组织根据中共南方局和川康特委领导的指示，利用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利形势，以合法名义作掩护，执行党的统一战线策略。国难之际，他们在“大后方”的抗日救亡巡回演出，是中华民族不屈外侮、奋起呐喊的缩影。

（作者单位：成都市蒲江县史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