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辉煌话医疗

孔丽娟

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就像一位龙马精神的健康运动员，朝着未来矫健地奔跑。100年来，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且不说神州大地随处可见的高楼大厦，都市里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单看我们医院这一方小小的天地，很多日新月异的变化让人自豪不已：医院有很多可以媲美欧美的国产先进医疗设备，以前那些高端的精密仪器全部需要进口，这些年也渐渐被国产自主品牌替代。医院的医生都是高层次的医学人才，绝大部分都是重点医科大学硕士博士，甚至很多留洋的“海归”也因中国的崛起而欣然回国。一些重点科室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吸引着国内外患者前来就医。很多在以前看来无药可救的大病重病现在轻而易举就能治愈；这种种喜人的变化在我父亲的那个年代是不可想象的。

我的父亲是一名乡村医生，在以前，这个群体有个专门的称谓叫“赤脚医生”；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名词，泛指农村亦农亦医的人员。因为爷爷略懂草药，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个郎中，父亲打小耳濡目染，有一定医学功底，后来经过乡政府的短期培训，成了一名乡村医生。那时没有专门的卫生室，家里就是诊所。小时候家里总是弥漫着一股酒精的味道，童年的我最爱做的事情就是看父亲煮针筒。那时的针筒是玻璃的——不像现在都用一次性的，方便又卫生。父亲把用过的针筒放入一个铝制盒子里，倒上医用酒精浸泡一段时间，然后让我划一根火柴点燃酒精。我的小手拿着火柴战战兢兢地靠近铝盒，“呼”的一声，铝盒里的酒精就吐着蓝色的火苗跳起优美的华尔兹。等酒精燃烧完，父亲就把针筒用镊子夹起放入一个大的汤锅里，放在煤炭炉子上煮半个小时；这样针筒的消毒工作就做完了，针筒就能重复使用了。小时候村里的顽童都不敢招惹我，因为只要我一生气，就会威胁他们：“我回去让我爸爸给你打针。”这句颇有成效的恐吓往往唬得他们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那时农村还比较落后，村里大部分人家住的都是土坯茅草房。村里有一条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一到下雨天，村民散养的猪羊在路上随意践踏，粪便混着雨水肆流，走路都无处下脚，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骚臭味，污浊不堪。那时人们的卫生意识很淡薄，或者说压根儿就没有卫生意识，在吃饭都成问题的年代，谁能讲究这么多？也可能正是卫生意识淡薄，所以得病的人就比较多。那个年代农村还没有医保，村民都很穷，一般是不敢去县城大医院看病的，昂贵的医药费往往让他们望而却步。乡村诊所往往又缺医少药，一般都是小病不治、大病硬拖，不知有多少人因得不到及时的医治而非正常死亡。

父亲也是苦出身，对于农村人的苦痛感同身受，村里人来看病，只收一些药品的成本费，诊断病情和跑腿护理那就是义务服务。行医多年，家里一点储蓄都没有，生活还得靠母亲耕种家里的几亩薄地。乡村医生很苦，这是我对父亲职业的看法。因为有时父亲正在地里干农活，病人家属会火急火燎地赶到地头叫父亲回去看病。父亲二话不说，扔下手里的农具撒腿就往村里跑，治病救人比什么都重要啊。往往跑回家一腿的烂泥也顾不上冲洗，先替病人看好病、开好药，这才舒一口气继续下地劳作；有时白天劳作得精疲力尽腰酸背痛，半夜酣睡正香，“砰砰……”院门被拍得震天响，村民家的小孩子发高烧，父亲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一边穿衣一边往外走；折腾半天，待小孩子烧退了才一个人摸黑回家。对于一些重病村民，父亲也无能为力，只能靠着爷爷口耳相传的秘方采些草药，以期能缓解患者痛苦。病人大都是十里八村的乡民，沾亲带故，看着他们被病痛折磨，善良的父亲往往唏嘘不已。我想，大概是对于患者苦痛的感同身受，才是父亲坚持让我报考医学的主要原因吧。

时光荏苒，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处处坚持以人为本。在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今天，建立起覆盖城乡的医疗保障体系，让老百姓都能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父亲告诉我，现在农村有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大病重病住院治疗的费用大部分都是国家买单，甚至像白内障等手术都是免费治疗，再也不会出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现在农村人健康意识也加强了，有了国家作为后盾，老百姓心里的底气就足了，小病不治、大病硬拖的现象基本绝迹。国家还每年免费为农民体检，防患未然，真正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从源头上控制大病的发生率，有效地保障老百姓的身体健康。

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国家越来越富强，医疗越来越进步，百姓越来越健康！

作者简介

孔丽娟，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文学一直是自己的梦想，平时喜欢读书写字，所写文章常见诸各种报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