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博弈下的国家战略

——从三线建设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税俊峰

1964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提出大力开展三线建设的国家战略。在此后的15年间，国家共投入2052亿元资金，动员近400万科研人员和技术工人，在西南、西北13个省区建设起以国防工业、基础工业为主的近2000个大中型工厂、科研院所和一批铁路、水电站等基础设施。三线建设国家战略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

2019年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专题部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能简单地从经济发展的视角去看待，像认识长三角经济带、珠三角经济带那样，而应像认识三线建设国家战略一样，需从大国博弈的高度去深刻认识。

这两大国家战略，虽然时隔近60年，但从大国博弈的视角去观察和分析，可以看到它们的历史相似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就是第二次“三线建设”。川渝两地要继承和发扬好伟大的三线建设精神，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再立新功！

一、大国博弈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战略决策

三线建设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都是大国博弈下党中央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战略决策。

总体上说，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在经济总量、科技水平等方面，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比，不在一个数量级，算不上一个大国。但从国土面积、人口总量上看，则是一个响当当的大国。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成了美国若干年来唯一没有取胜的战争，展现了中国足以让美苏忌惮的军事实力。因此，当时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呈现3个大国多重博弈的复杂局面，美国和苏联不断在中国周边挑衅生事，或以战争相威胁，对中国形成合围之势。这使毛泽东和党中央感受到巨大的外部压力，战争风险不断上升。毛泽东指出，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是算命先生，不知它们什么时候打，不知小打中打大打，只要有了充分准备就可稳如泰山。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早打、大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我们不仅要在战略部署、后方设施、作战准备和国防工业建设等方面注意这个问题，同时，也要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注意这个问题。①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制定了大规模开展三线建设的国家战略，果断把“三五”计划原定的解决群众吃、穿、用的重点，转到备战的工作重点上来。1994年，美国一批机密档案解密，证实1964年美国确实制定了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的计划。只是由于中国的备战准备，使美国人感到发动战争过于冒险，迫使美国放下砍向中国人民的屠刀。

21世纪的中国，通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综合国力显著上升。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引起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警觉和忧虑，围堵中国和遏制中国的发展成为美国国策。特别是特朗普执政时期，贸易战、科技战等硝烟四起，中美关系急转直下，大国博弈空前激烈。拜登上台执政，也丝毫不改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方向。中国东海、南海方向和毗邻印度方向，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一度剑拔弩张。面对外部风险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洞察时代和世界发展大势，深入分析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基本特征及对世界和中国的影响，得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战略论断。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如何发展西部、布局经济纵深等现实问题紧迫地纳入党中央的战略考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随之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新时代中国与美国展开大国博弈，应对外部战略挤压的应对之策。

二、大国博弈下建立战略后方的战略考量

三线建设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充分体现了大国博弈下党中央建立战略大后方的战略考量。

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有70%的工业分布于东北和沿海地区，从军事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工业布局显得非常脆弱。东北的重工业基地完全处于苏联的轰炸机和短程导弹的射程之内；而在沿海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工业区则完全暴露在美国航空母舰的攻击范围内。一旦战争爆发，中国的工业将很快陷入瘫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日益加强对中国的战争威胁，使毛泽东非常忧虑。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人说：“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②于是，毛泽东将眼光瞄向广袤的西部。西部纵深地带，是保障国家安全天然的战略后方。所以，三线地区包括从长城以南、广东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涉及13个省区。为推动三线建设，毛泽东几次讲要“同帝国主义争时间，同修正主义争时间”。由此可见，三线建设战略体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大国博弈下建立战略后方的战略考量。

21世纪前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高科技优势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包括对伊拉克、南联盟、利比亚、叙利亚等国进行空中精确打击。军事科技的发展和战争形态的变化，使我国领导人再次关注和反思战略后方的建设问题。随着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东、西两面对我国形成战略压迫之势，大国博弈加剧。同时，不愿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的印度，近年和中国边境摩擦不断。2013年帐蓬对峙，2017年洞朗危机，印度对我国西部安全和国家战略的威胁一刻也没有减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充分体现了党中央以成渝为中心建立战略大后方的战略考量。其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成渝深处内陆，对来自东部的安全威胁将形成重要的战略缓冲。二是成渝地区是西藏、云南、新疆的大后方，一旦爆发边境冲突，成渝将提供强有力的侧翼支持。三是“一带一路”战略，对印度形成战略压制，也对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非欧亚大陆国家对欧亚大陆国家的控制和掠夺形成牵制。成渝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也是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支点。在中央关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中，提出举全国之力，建设川藏铁路这一世纪工程，预算超过3500亿元，桥隧占比超过90%，工程造价之高，工程难度之大，世界罕见。管中窥豹，可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早已超越了单纯经济建设的高度，建立战略后方的战略意图逐步清晰起来。

三、大国博弈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考量

大国竞争，归根结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三线建设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体现了大国博弈下党中央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考量。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70%的工业在沿海，30%的工业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③。到1964年，经过“大跃进”之后的几年调整，发展势头起来了，在“三五”计划中突出三线建设这个重大战略，也体现了党中央关于沿海和内地的工业布局均衡发展的战略考量。为此，在部署三线建设时，毛泽东强调不要只是某一方面单项突进，要综合配套，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要同时并举，备战和长期建设要统筹考虑。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三线只修铁路，只规划煤和钢？应当是机械、化工、军工什么都有才好，还有煤气，四川那个地方就没有石油？西南搞不搞汽车厂？一定要搞个汽车厂。打起来还可以继续建设，你打你的，我建设我的。④1966年1月，邓小平在军队政治工作会议上也说：“我们大小三线一起抓，不仅国防意义重大，建设意义也是很大的。”⑤随着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全国工业布局整体西移，相当的工业企业和科研院所部分或整体西迁，几百万各类人员汇聚西部，在过去比较落后和封闭的西南、西北地区，初步形成了能源、钢铁、机械、电子、化工、汽车、军工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建起了一批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科研院所，造就了攀枝花、六盘水、德阳、西昌、酒泉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成都、重庆、昆明、西安、太原等西部的中心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能力也因三线建设而显著增强。时至今日，由三线建设所累积的经济基础仍然发挥着重要的战略作用。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迅猛，与中西部的差距越拉越大。2019年，我国有14座城市人均GDP超过两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其中13座为东部沿海城市，中西部唯一上榜的是“煤城”鄂尔多斯。而且，国家2018年规划的19个城市群，其中3个国家级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广大中西部地区没有一个国家级城市群，我国内陆腹地处于塌陷状态，这种区域经济结构是不可持续的。20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指出：沿海地区要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2019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新的要求。文章指出：“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而是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要形成几个能够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地区，以及一些重要城市群。”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把目光投向广袤的西部。在东部和沿海之外，地处西部的成渝地区有两个国家中心城市，这是中西部其他城市群无法企及的。同时，在西部地区，成渝地区人口基数大、经济体量大、科技实力强、产业体系完备、发展势头强劲，对整个西部地区都具有较强辐射带动作用，从培育我国新的经济增长极的角度看，成渝地区条件最好。所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是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中西部地区形成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的战略举措。202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会议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利于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有利于拓展市场空间、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一项重大举措。明确要求突出重庆、成都两个中心城市的协同带动，注重体现区域优势和特色，使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三线建设时期，需要国家真金白银地投入，需要从东部调集资源和人才向西部集中，从而实现西部的崛起。而如今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只要中央顶层设计确定，资金、技术、人才自然地向成渝地区集聚。2020年短短一年间，川渝两地以成渝为龙头，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合作热情，在制度创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经济民生合作领域均取得重大突破。一年中，重庆市委五届八次全会、九次全会，四川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八次全会，都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主题或主要内容；川渝两省市均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为战略引领，统揽“十四五”各项重点工作；川渝两次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共同制订一系列实施方案，一年来签署各类合作协议236份；共同推动开工建设27个标志性引领性项目，完成投资354亿元；包括产业合作在内的重大项目总投资额超5500亿元；两地首批遴选101名干部互派到重要部门和岗位挂职；干部专题培训超6000人；科技专家信息资源共享超3万人……可以预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川渝人民的艰苦努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必将以中国内陆超级城市群的崭新面貌惊艳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从大国博弈的角度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正如以大国博弈视角看三线建设一样，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英明的党中央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精准把握，深刻地认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意图，以及它对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意义。三线建设国家战略，以全民备战的英雄气概震慑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讹诈中国的战略企图，为中国的发展赢得宝贵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广大川渝人民，在正在火热推进中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必将继承和发扬伟大的以“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开拓进取、团结协作”为内涵的三线建设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再立新功！

【注释】

1《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第57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

2《周恩来传》第四册，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8页。

    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90页

5（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1—1892页

（作者单位：中共乐山市委党史和地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