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冬上海霞飞路侧弄堂枪声引发的思考

——蓬溪起义失败后旷继勋转赴上海相关史实辨析1

何  薇

1929年6月29日，四川军阀邓锡侯部第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旅长旷继勋率部在蓬溪县大石乡牛角沟起义。这支起义部队定名为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军，历时20多天、经过12个县、行程500多公里的武装起义震惊了四川军阀，刘湘、邓锡侯、刘存厚等部派重兵对起义军围追堵截，起义最后失败，但在四川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目前所能查阅到的忆述记录着一段史事：蓬溪起义失败后，旷继勋来到上海，参加中央特科“打狗队”严惩叛徒白鑫的锄奸行动。但是，关于他在上海的这段经历所能找到的文字叙述却非常简约、含糊，甚至不准确。有关忆述中也直接表现的是：锄奸行动结束后，旷继勋接受新的任务，从1929年秋到1933年5月间，他参加了开创中共洪湖、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军，并担任军长。旷继勋率领的红六军和贺龙率领的红四军在公安县南平会师，两军会师后组编为红二军团，期间有新集战斗和双桥镇战斗这两场著名战役。双桥镇战斗是旷继勋指挥红四军转入进攻作战中的空前大捷，而新集战斗使红军取得了攻坚战的经验，为以后“围城打援”战斗创造了成功战例。

那么，蓬溪起义失败后，他为什么被立即被派往上海加入特科行动？这段经历对他后来接受新任务，并出任红军军长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本文拟就这段模糊不清的史事进行推求与考证，以期探析1929—1931年间旷继勋在上海中央特科的传奇经历及其对他成长为优秀红军将领的关联。

一、蓬溪起义失败后旷继勋来到上海

20世纪80年代，刘披云（1929年时任四川省委常委）在一篇回忆中详细描述了他冒险将旷继勋护送到上海的经历： 

组织上交给一个任务，就是秘密送旷继勋同志赴中央，我答应了。船票由省委去买，我们装成表兄弟。旷是表兄，患重病，头上包着白布帕，还贴了一张膏药，昏沉沉地睡在下铺，声称到上海治病。同我一道走的，还有陈静生2（应为程进思）住统舱。看见旷，问是谁，我说是我表兄，因患重病去上海治病。直到上海，他也不知道旷是谁。船启航时，只查了船票，没遇到严格检查。船到宜昌，换了轮船，旷基本上可以起床自由行动了。到了上海，我找到霍步青交了旷和我的介绍信，第二天中央就把旷继勋同志接走了。3

读到这份回忆材料的人都会发问：“中央为什么派时任四川临时省委常委的刘披云护送旷继勋去上海呢？”“霍步青是谁？”

刘披云，原名荣简，又名暮冰、立雪，化名方策。1905年，刘披云出生于岳池县高升乡刘家沟。1915年春，考入岳池县立高等小学，1919年进入顺庆联合中学读书。1923年考入上海私立南方大学学习，受到进步思想影响；1924年春淞沪四川学生代表会在上海召开，当选为学生会委员长。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7月转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进入上海大学学习，后任上海大学共青团特支书记，组织学生参加上海第二、三次工人武装起义。1927年为加强四川党组织的领导力量，中共中央派刘披云带着“八七”会议文件于9月1日到达重庆，召开中共四川省临时委员会。这次会上，傅烈被推选为书记，刘披云负责宣传，在会上刘披云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并决定派人到四川各地清理和恢复党组织。1928年1月，刘披云出任中共川西特委书记，组织领导了成都大规模的反劣币运动。经过近半月的反复斗争，迫使刘文辉、邓锡侯等军阀同意捣毁造币厂、由造币厂掉换劣币、禁止大元出境3项要求。从这段经历看，刘披云是四川省委重要人物，中央安排刘披云护送旷继勋去上海，自然是因为刘早年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对上海情况熟悉。事实上，在护送任务完成后，1930年2月，刘披云以阔佬打扮与妻子杨肇兰住进上海英租界浦江路45号，任务是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在此开会。他还以开设川菜馆和民星书店为掩护，继续进行地下革命活动。4

在回忆中，刘披云提到一个关键人物，就是霍步青。霍步青又名霍仁云，1902年1月出生于四川省綦江县（今重庆市綦江区）蒲河乡温泉林福全庄一个贫农家庭。1924年冬，经萧楚女推荐，霍步青被选为国民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由于他在会上表现突出，被吸收为国民党党员。同年5月，霍步青在北京分别参加了“五九”国耻纪念活动和有万余学生参加的游行示威活动。之后，霍步青回到綦江，在青年小学任教。同年夏，綦江县成立共青团特别支部，邹进贤任书记。经邹的介绍，霍步青加入了共青团组织。这年秋，共青团特别支部根据上级指示，选送霍步青到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大队第一队学习。在校学习期间，在周恩来等人的影响和教育下，霍步青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霍步青从军校毕业，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政治部任宣传科长。他随北伐军向浙江、江苏等地进军。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下令解散了二十六军，根据党组织指示，霍步青立即转移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1927年秋，为了长期在上海坚持隐蔽斗争，霍步青经党组织批准，与上海同昌车行老板朱凤仪的女儿朱月倩结了婚。从此，他利用同昌老板女婿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秘密联络活动。此时，他任中共中央组织部接待处主任，化名何步青。1929年秋，霍步青租赁了一家业已倒闭的菜馆，公开打出“大兴楼四川菜馆”的牌号，以菜馆老板的身份作掩护，增设党内秘密联络站，从事秘密联络工作。他的主要任务是：接待苏区和白区赴中共中央请示汇报工作和参加会议的各级领导同志；接待赴国外学习期满归国的同志；接待失掉组织联系的党员干部；接待安置工作的人员等。5

笔者查阅另外两份回忆材料，讲述人都将霍步青称为“中央总交通员”，通过他这条秘密联络线，可以见到周恩来。6另一份材料更提到霍步青与周恩来同在一个党支部。那么，刘披云把旷继勋交代给霍步青，接下来周恩来要与旷继勋见面。

刘披云在回忆中没有提到他们到上海的时间。但从另一份资料里我们可以推断出这个大致时间。当年在中央特科负责情报工作的陈彬如曾回忆说：“大约八月间继勋同志去上海向中央报到，开始听说是派到鄂西，任过红六军长，不久，又回到上海，有朋友见过他。这是1930年的事。1931年，在《大公报》上，看到鄂豫皖共军活动详情报道，点明鄂豫皖共军总指挥旷继勋……”7

1929年10月10日，刘披云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有一句话“最近由四川新来沪的同志说”，由此可以推测，旷继勋到达上海的时间是8月份。

另据苏心端的一份回忆说：“当时在旷部做事的筠连人有邓止戈、钱文华、刘幼甫，都是共产党员。还有一个非党的钱文俊是旷继勋的警卫副官。刘幼甫是学兵连长钱文俊即是护送旷继勋到重庆的警卫人员之一。以后我问过钱文俊到重庆后的事，他说旷继勋由接他的人护送到上海。钱文华说这个人是省委的刘披云。”8

综上分析可知，护送旷继勋到上海的刘披云，以及负责安置旷继勋在上海的住宿和生活的霍步青，他们二人的特殊身份足以说明旷继勋此次来上海一定担负重要使命，他将要执行一项高度机密而又至关重要的任务。

关于旷继勋来上海还有一种说法是：1929年8月初，中共四川省委决定送旷继勋到苏联学习。但是，到上海后，中共中央鉴于当时上海党的机关经常遭国民党敌特和青帮歹徒破坏，决定旷继勋不去苏联学习，而是留在上海参加由特科负责人陈赓领导的“红队”，参与严惩叛徒和歹徒的工作。由于旷继勋机智勇敢、枪法又好，他很快成了陈赓的有力助手。9

现在看来考证当初旷继勋被派往上海的目的是什么，已不重要了。而真实的情况是，他的的确确参与了这场震动上海滩，并被外媒喻为的“东方第一暗杀案”。

二、1929年11月11日中央特科的锄奸行动

中央特科创建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秘密活动，中央机关从广东搬回上海。当年11月，周恩来从东江前线回到上海，并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周恩来倡议下，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11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共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随后，中央特科的组织逐步扩大，先后设立4个科：一科总务，科长洪扬生，此前称为“总部”，负责中央机构的警卫与其他事务工作。二科情报，科长陈赓，负责打入敌特机关，侦查情报。三科“红队”（打狗队），主要任务是武装保护机关安全，惩办叛徒内奸和特务，队长蔡飞、谭忠余。四科无线电台，负责筹建秘密无线电通信，负责人李强、陈寿昌。

中国共产党资深情报人员陈养山回忆说：“‘红队’的产生有一个过程。它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逐步形成的。1925年五卅大罢工爆发后，各工会系统为维持罢工秩序，防止工贼、流氓破坏，纷纷组织起工人纠察队。”10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特务、党的叛徒、内奸对党的威胁非常大，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当时中共江苏省委首先挑选政治上坚决、枪打得准，并且对上海情况熟悉的人员组建一支精干的武装队伍，担负镇压特务、叛徒、内奸的任务。1927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陆续从武汉迁回上海，把原来军委特务科的同志也派来承担这些任务，在上海就有了分别属于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两支“打狗队”。1928年按照周恩来指示，两支“打狗队”合并，整顿队伍，清除不良分子，由特科领导。1929年下半年，经过整顿的红队发展到顶点，人员共有40多名，主要武器有勃朗宁、左轮、驳壳枪，另有一批化学手榴弹，能使敌人流泪，当时被称为“流泪弹”。旷继勋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上海并加入红队参与处决叛徒白鑫的任务。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秘密机关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杨殷、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4人因叛徒白鑫告密被捕。118月27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了澎湃等人被捕事件，并在28日亲自指挥特科人员准备武装劫持国民党军警押送澎湃等人的刑车，但因准备不足，错过时机营救未成功。8月30日，澎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杀。12

9月14日，周恩来悲愤地写下《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用笔名“冠生”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在这篇文章里，他详细地记述了彭湃等人被捕情况：

彭湃、杨殷、颜昌顾、邢士贞4同志之被捕，日期在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那时，帝国主义的武装巡捕与公安局的中国包探，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如临大敌地到沪西叛徒白鑫夫妇的住家。彼等于弄堂内外布置妥帖后，登楼捕人如像预知的一样，按名拘捕共5人（除彭、杨、颜、邢外，还有张际春同志），而对白鑫夫妇则置诸不问。人捕齐后，于白鑫床下搜出一些革命刊物，如《布尔塞维克》《红旗》及共产党的中央通告等。被捕五同志当即为警探拥上汽车，直驶向新闻捕房。此事发生后，各报均禁止登载，因此广大的群众不知其领袖有此被捕的事件。13

彭湃等4人惨遭杀害，全党悲痛，中共中央特科立誓言“要把白鑫干掉”。

白鑫是黄浦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曾任叶挺二十四师教导营党代表，掌握着中央军委大量秘密。险恶的斗争形势使他胆怯，在国民政府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兼同乡范争波的拉拢下，他向敌人变节投降，企图在中央军委开会的时候，将中央和江苏省军委负责人一网打尽，作为他投靠国民党的资本。当天，中央军委会议刚开始不久，特务们就带着大批军警包围会场，冲进来抓人。在场的除了白鑫，每个人都被戴上手铐，装进囚车。敌人为掩人耳目，还故意将白鑫一道带走。

《周恩来年谱》里记载了这次行动：“1929年11月11日周恩来亲自布置中央特科人员处决叛徒白鑫。”14 

学者穆欣在《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一书中，对这段锄奸行动有精彩描写，15红队共射击90多发子弹，罪大恶极的叛徒白鑫被打死在71号门根下。子弹由前额洞穿后脑，“脑浆迸裂”。让人读来解气、有大快人心之感。作者还列举了当时上海报媒《时报》《大陆报》《申报》《字林西报》等的相关报道。《字林西报》用副标题《霞飞路附近一条弄堂里，四人在神秘的枪声中死去：据说是共产党报复》。16

遗憾的是，查阅相关资料，对这一事件描写中，都没有提到参与这次处决行动的红队主要成员的名字，更没有提到旷继勋。也许细节永远是秘密，结果才是最重要的。令人兴奋的是，11月12日上海英文报《大陆报》在显著位置上报道这次“巷战”经过，说进行袭击的人“全部逃脱，他们的活动并未留下一丝痕迹。”17

旷继勋到上海的时间以及护送、接待他的两位重要人物，都说明在这次锄奸行动中旷继勋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一些地方党史人物传记中都有叙述的另一件事：当时青帮头子黄金荣，常勾结敌特对我进行破坏。旷继勋侦知他的行踪后，在一家浴室里痛打了黄金荣。事后，黄金荣给党的机关写信，表示今后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再也不敢随便勾结敌特对我党的活动进行破坏了。18查阅这类党史人物传记资料，发现最早的一个版本是1981年刊印的福建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资料室编《中共党史人物资料（第一辑，征求意见稿）》，书中记录到：“1929年秋，旷继勋由中共四川省委介绍去上海党中央工作，在上海，他参加了中央特工科的工作，严惩敌特白鑫、流氓头子黄金荣，有力地保卫了中央机关。”19 

1984年出版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英烈传》中开始引用这个说法。201988年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的《贵州革命烈士传》一书中，有了进一步具体描述，说旷继勋“经过周密侦察，在别人的配合下，打死了叛徒、铲共委员会主任白鑫，又在一家浴室里打伤了青帮头子黄金荣。事后黄金荣写信给党的机关表示：今后我们河水不犯井水，各走各的路。”21

《旷继勋传略》一书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这段场景：

一天晚上，黄金荣正在屋中休息，突然听到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两枪，室内变得一片漆黑。一阵惊乱之后，有人打着手电一照，黄金荣正手按着肩头，血从指缝中渗涌出来，两边壁灯也都被击碎。2天后，黄金荣在病床上召见杜月笙等4个门徒，对他们说：“我看清了，来人使双枪，中等身材，我想一定是旷继勋。但他第一枪就打中了我，第二枪、第三枪打壁灯，这说明人家是给我们点颜色看看，快以我的名义给周恩来写封信！”第二天，中共中央特工科收到黄金荣转来的信，上面说：“……今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22

然而，在搜集整理集中反映中央特科亲历者忆述的上海《党史资料丛刊》中，笔者却未能找到关于旷继勋枪击黄金荣的相关回忆材料。

三、为什么中央派旷继勋赴上海参加锄奸行动 

早年旷继勋在成都军阀赖心辉部当兵，入伍后旷继勋勤钻苦学，军事技能提高很快，不久即被提拔为排长教官，以后被逐级提升为连长、营长、团长等职。1923年，为抗击吴佩孚入侵四川与四川“讨贼之役”，旷所在部队曾一度划归川军东路军刘伯承指挥，旷与刘伯承时有接触，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1925年，旷继勋部脱离赖心辉指挥，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邓锡侯部，旷任江防军第二师第四旅旅长。江防军第二师又被改编为第七混成旅，旅又降为团，旷任第二团团长。1926年10月，刘伯承根据中共四川省委指示发动驻顺庆（南充）、泸州的部队起义，旷继勋闻讯立即表态支持。旷团是第七混成旅的主力团，旅长刘丹五因与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时有接触，思想比较进步，对旷继勋的革命活动比较支持。由于旷继勋曾得到刘伯承帮助，1926年，当旷继勋知道黄埔军校有“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组织后，当即决定派钟克戎前往广州联络，同时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四川分会”。钟到广州加入了党的组织，这年夏秋之交，党组织派曾留法勤工俭学的共产党员秦青川与钟起回到彭县。秦来后即任第七混成派政治部主任（以后秦离开部队，钟克戎接任该职。钟在广汉起义时牺牲）。旷继勋在党的培养教育和秦青川帮助下，于1927年初，由秦青川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中共川西特委又派了不少共产党员到部队组成党的领导核心，以及担任连、营指导员。

邓锡侯部第九十五军军长黄隐曾在《回忆旷继勋》一文中写道：“尽管成都三军部队林立，却社会紊乱，奸淫、盗窃、抢人之风甚烈，妇女不敢上街，军队乱打拳架，但邪魔怕正神，一遇旷部辄为敛迹。”黄后来才知道这一带有中共的地下党组织受到旷继勋所属部队的保护。

旷继勋与中共的密切关系，以及后来起兵追随共产党，这都值得党组织对他信任，并委以重任。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大革命失败后，四川反动统治比全国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军阀的“防区制”出现新变化，在军阀防区内，党、政、军、民、财政、建、教等一切大权都集于驻防军阀头子手中，对老百姓生杀予夺，为所欲为，给四川人民带来深重灾难。1927年4月4日，刘湘发表反共拥蒋通电，5天之后，四川各大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赖心辉、刘成勋、田颂尧联名发表反共拥蒋的“青电”。刘湘防区内反共气焰极其嚣张，吴玉章、邓懋修、杨闇公、李筱亭、童庸生、刘愿庵等55人被“通缉”，刘湘扬言抓住要“处以极刑”。1929年9月，刘湘在其军部建立“特务委员会”，豢养特务，收买叛徒，专门破坏中共地下组织。1928年2月16日，刘文辉、邓锡侯制造了震惊全川的“二一六”惨案，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长袁诗荛、特委学委书记龚堪慎、共青团川西特委书记周尚明等干部和群众13人被枪杀于成都下莲池。3月9日，省委书记傅烈，省委组织部部长、秘书长兼巴县县委书记周贡植等10人被捕，后被枪杀，省委机关遭到破坏。10月1、2日，因叛徒告密，党团机关再次遭到破坏，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代理团省委书记蔡明钊等20人被捕。

四川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非常严重，频频发生被叛徒出卖牺牲的悲壮事件，比如，1928年，中共四川临时省委遭到严重破坏。3月，傅烈、周贡植等被捕牺性。10月，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被捕，省委处于瘫痪状态。全国一片白色恐怖，1929年3月中旬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福建长汀实行改编，成立了军政治部和各纵队政治部，在政治部下设政治保卫科。按照这项规定，遂蓬起义随即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后（编制如下图所示），部队编制中设立的特务队和政治保卫队，担负着处决叛徒的任务。旷继勋当年坚持带兵训练，晚上用双枪打香火，百发百中，还可以两手交叉射击，身怀绝技；他中等身材、外表像书生，不容易引人注目，便于隐蔽。23

上述因素和条件，使旷继勋成为中央特科“打狗队”骨干成员的最佳人选。1929年8月，中央把旷继勋从四川调来加入特科，进行培训，参加由周恩来亲自部署的锄奸行动，可见党对旷继勋的器重。

当旷继勋启程赴上海的前一个月，四川省委还在就第七混成旅兵变中的错误进行总结、批评和汇报。四川省委1929年7月10日发布党内通讯，对第七混成旅兵变中的错误提出批评：“你们为什么这样怆（仓）忙，省委的回信都没有接着就托起跑了，发动后也不给省委的报告。”指出“在遂宁发动后，完全没有作一点宣传鼓动的工作，一直到了蓬溪也是很快的跑了……只看有敏速的军事行动，而没有看到发动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只偏重军事行动，没有发动群众。1929年7月21日省委给川东特委的指示信中指出，“不能只图军事的胜利、不求取得政治的胜利”，“在行动中失掉了党的领导作用”，“事前没有充分准备的工作，事后又没有将党的组织严密起来，因此上级的决议不能提交下级讨论执行，只是几个上层负责人随便决定就算了，并没有召集支联或活动分子会”。24此时旷继勋已被调派上海，一来特科亟需吸纳精兵强将，二来党组织可借此对旷继勋进一步考察。

1929年10月10日，刘披云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就四川工作的批评和缺点提出自己意见，他认为：“过去的党不明确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之联系与正确的运用，往往误把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分开”“不了解中心任务、中心区域、中心工作之意义与联系的运用……结果只有陷于临时应付、无计划系统的状态，注意了小的工作，大的工作反而没有注意到”25；他还特别指出军事工作“路线不正确，由上而下，没有斗争，组织不严密，缺乏秘密性，在军队中没有党的宣传，尤其没有注意领导认识并了解政治，故兵士加入党后的急于要动，并不是为了革命，而是想趁机来趁火打劫。地支与军支的关系不好，常因组织上的问题而互起隔阂，影响党的整个工作。”26刘披云对四川党组织各项工作、存在问题提出了清晰的意见和建议。可以猜测，刘披云的这些见解和认识对入党仅两年的旷继勋一定是有很大帮助。

当旷继勋与特科红队成员还在霞飞路附近弄堂里完成处决叛徒白鑫激烈惊险战斗时，四川省委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在召开。针对第七混成旅兵变失败，四川省委作出《关于第七混成旅兵变失败决议案》，严肃批评了旷继勋：“自由行动，反对宣传，妥协军阀，予以留党察看，但已派往中央工作，应请中央在他的实际工作中，决定察看期限。”27

旷继勋在上海锄奸行动中的出色表现算是将功补过。

余论

有传记写到：

旷继勋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握着旷继勋的手热情地说：继勋同志，中国有句俗话，失败乃成功之母嘛，蓬溪起义，历时月余，南征北战，干得不错嘛！失败了，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已在四川乃至中国播下了种子——中国有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他们只为人民谋利益。28

目前没有搜集到可靠材料以证实这段叙述，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一书记载了1930年1月8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修改审定《致四川省委并转军委的指示信》，指示对四川军事工作路线作出部署，指出：“工农革命斗争正在复兴的形势，加重了党对军事工作的任务。目前四川的军事工作首先须着眼于全省的工作布置，同时要针对各中心区域的特殊情形制订出更具体的工作计划。强调根据革命形势的开展，应特别注意发动地方暴动，扩大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并扩大红军。”29周恩来审定《致四川省委并转军委的指示信》充分说明：蓬溪起义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但对中国共产党建立和扩大红军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说明中央军委对四川兵运工作非常重视。而对蓬溪起义失败教训的总结，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央统一部署对四川上层统战工作，促成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部起义极具借鉴意义。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和扩大红军，而蓬溪起义失败后，旷继勋带着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粗浅认识，来到中共中央机关的核心要地，得到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使他在思想上得到党的严格教育和提升，增强了他对党的忠诚和责任担当，党对他给予高度的信任和重用。

1929年冬至1931年冬旷继勋的履历如下：

1929年冬，受党中央派遣，离开上海到湖北江陵当阳等地进行兵运工作，策动3个连的白军士兵起义。

1930年2月，任红六军军长。随后5个多月的时间，他率红六军转战大江南北，先后攻克潜江、沔阳、汉阳华容、石首、南县、公安等7座县城及30多个集镇。

1930年7月，率部与贺龙指挥的红四军于洪湖地区公安县会师并合编为红二军团，旷继勋仍任红六军军长。

1930年11月，奉命调回上海，到中央军委工作，任中央军事科科长。

1930年11月下旬，奉中央之命到鄂豫皖苏区担任红一军军长。

1930年12月初，与鄂豫皖边临时特委书记曾中生一起和红十五军会合。

1931年1月中旬，红十五军和红一军在商南长竹公园会师，按照党中央指示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长。30

综合上述可知，在上海完成锄奸任务后的旷继勋，是他后来人生轨迹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1931年旷继勋走到他军事生涯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他担任了鄂豫皖苏区红军的总指挥。他英勇杀敌，针对和敌军的作战方式，认为红军不能总是被动应战，而是应该学会勇敢出击，从那些小的游击战中彻底解脱出来，对敌实行进攻战略。革命军队的大熔炉将他锻造为英勇善战的红军军长。而在上海中央特科的这段经历，是旷继勋生平与思想研究中不应被模糊的重要部分。

笔者在梳理这段历史过程时深深地感到，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广泛而深入地搜集整理文献材料的基础上，认真对比、推求，才能对党史人物作出客观而有深度的评价。这是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充分发挥四川红色资源优势、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系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中国共产党隐蔽斗争”研究团队负责人）

注释：

1.该文系2021年四川省社科规划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暨党史学习教育专项课题《中国共产党四川隐蔽战线斗争史研究（1921-1949）》（项目编号SC21JD011）阶段性成果。

2.原编者。

3.《刘披云同志回忆在四川地下党工作情况谈话纪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1984年，第53—54页。

4.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 人物志》上，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61页。，

5.逄立左主编、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福建英烈传略》上，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411页。

6.陈彬如，《大革命前后》，引自于中央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江苏省档案局编，《江苏革命史料选辑》第13辑，1984年。

7.曹仲勤，《记忆中的旷继勋同志》，摘自政协思南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思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82年4月，第29页。

8.政协筠连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1期，1993年8月，第69页。

9.吕进编著，《旷继勋传略》，贵州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83页。

10.陈养山，《关于中央特科》，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2期。

11.《周恩来年谱（1989—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70页。

12.《红旗日报》1930年8月13日，转引自穆欣《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139页。

13.《红旗日报》1930年8月13日，转引自穆欣《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139页。

14.《周恩来年谱（1989—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71页。

15.穆欣，《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150—151页。

16.穆欣，《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153页。

17.穆欣，18.《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5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8-139页；《霍邱中共党史人物传》（1），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2页。

19.福建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资料室编，《中共党史人物资料》（第一辑，征求意见稿），1981年，第39页。

20.温贤美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英烈传》第1卷，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34页。

21.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贵州革命烈士传》第1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9页。

22.吕进主编，《旷继勋传略》，贵州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34页。另见杨江华编，《热血沙场映党旗 红军英烈卷》，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91页；于元编著，《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旷继勋》，文史资料出版社，2011年。

23.永向前等，《旷继勋同志传略》，《思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内部出版，1981年，第24页。

24.《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4—12.）甲4，第118-119页。

25.《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4—12.）甲4，第240页。

26.《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4—12.）甲4，第244—245页。

27.《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4—12.）甲4，第355页。

28.四川省蓬溪县政协第九届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编、胡传淮主编，《蓬溪文史资料》第34辑，2012年，第3页。

29.《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00页。

30.吕进编著，《旷继勋传略》，贵州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