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蕴智《光明日报》（ 2020年01月18日 11版）

【依托学科 推动“两创”·国学学科化建设】

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我国历史早期夏商周文明发展的高峰即汇合在这里，与其相伴随的还有源远流长的汉字文化长河。作为中华文明标志之一的古汉字，最早就是在位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大地上孕育、成熟并被世代传承的。比起世界其他类型的文字，汉字以强烈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强大的超方言性、严密的构形体系和无与伦比的书法审美内涵而著称于世，最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

根据传世典籍记载，黄帝时代的史官仓颉曾经发明文字。仓颉的传说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广为流传，仓颉被奉为创造汉字的神，尊称为“字祖”。至今在中原地区的河南濮阳南乐、开封、鲁山、虞城、洛宁、新郑等地，还留存有一处又一处的仓颉庙、仓颉祠、仓颉造字台、仓颉墓冢等遗存。在黄河中游地区的陕西白水、长安、宝鸡、黄陵、临潼、冯元，山西太原、洛南、临汾，黄河下游地区的山东东阿等地，关于仓颉的遗迹也很有名。

关于历史上的仓颉其人，我们已不可确知。不过，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肯定经过了一个由无序到有序，由少到多，由表意到意音兼备，约定俗成，逐步系统化的过程。文字系统的形成不可能由一个人或一个时代来完成。我们推测大约在黄帝时期，可能确实存在过史官仓颉这样身份的人。他不一定独自创造了文字，却有可能是最初对文字萌芽进行了整理和传播的代表性人物。历史上对文字最早进行规范化整理的人物还有上蔡人李斯。他身为秦相，作有秦刻石和《仓颉篇》字书，曾辅助秦始皇统一文字。历史上最早把古汉字作为知识体系进行全面解说的是东汉许慎。从文字学史的角度看，东汉许慎所撰写的《说文解字》，既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解释古代汉字的重要字典，也是一部总结自春秋战国以来有关经学、小学的研究成果，进而探究汉字字源，并根据汉字的构形特征从理论上加以阐发的经典性文字学著作。自《说文解字》问世以来，历代都有学者致力于汉字的研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字学。

近百十年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我国商周古文字资料的主要出土地。我们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例，这里地下出土的古文字门类齐全，资料丰富。仅殷墟、周原出土的10多万片甲骨文和河南、陕西、山西诸省出土的8000余件带有铭文的商周青铜器，16000余片温县、侯马春秋盟书，9000余件魏晋隋唐墓志碑刻等大宗资料就足以震惊世界。它不仅推动了中国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成熟，而且也令世人对黄河文明刮目相看。如今在许慎家乡漯河境内的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中，还有8000年前新石器时期刻画符号的重要发现，由此已引起学术界对中华文字起源的新思考。近几十年河北蒿城台西出土的象形符号及郑州小双桥商代陶器朱书文字，加之上世纪50年代发现的郑州商城二里岗期刻辞甲骨，使我们对商代前期的古汉字又有了新的认识。山西襄汾陶寺文化朱书陶文、偃师二里头和登封王城岗陶文，则透露出虞夏文字的若干重要信息。所有这些无不表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与汉字文化渊源的独特联系。

如果说许慎的一部《说文解字》，直接影响了传统中国文字学研究近两千年。那么近现代以甲骨文为代表的商代文字的发现，更开创了甲骨学及古文字学研究、殷商文化及中华早期文明研究的新天地。据我们的统计，目前海内外刊布的各种殷墟时期的著录刻辞甲骨已达90000余片，另有历代出土的相当于殷墟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多达6500多件。以这些甲骨文、金文为典型代表的商代文字符号，是我国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古汉字系统。我们知道，殷商文明是在吸收、借鉴夏代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商代文字当承自于夏文化，而且在殷墟时期尤其是从商王武丁以后有迅速发展的迹象。那时候，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时人大多是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可惜今天已不易见到，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翻铸在青铜器上。今所见殷墟时期的单字字目已达4100余个，可释字目在1340多个。考虑到文字通假和同源分化的因素，商代文字与后世字书有明确对应关系的字目有将近1600个（参见拙编《甲骨文可释字形总表》，河南美术出版社，2017年），这样的数字也是相当可观的。这些存活着的古汉字多为人、首、口、大、小、山、川、艸（古草字）、木、虫、鱼之类的基本字，它们是汉字的基础，后世通过它们又不断地孳乳出新字。

从殷商晚期的甲骨文、金文到周秦时期的篆系文字、六国文字，还有秦汉以后的方块汉字，包括古隶、八分隶、魏碑、楷书，各时期的汉语文字资料丰富完备。北宋学者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一书中，详细记述了印刷工匠毕昇于北宋庆历年间发明活字版的经过，并记录了毕昇活字版的工艺技术。这种字体萌芽于北宋汴京，所谓“横平竖直，横轻竖重，字形方正，笔画匀称”，就是对宋体字的形象描写。后世的“宋体”，更成为出版印刷最为理想的正文字体。可以说，宋代是汉字真正成熟的时期。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和宋体字的广泛应用，更加全方位地体现出汉字发展演进的历史轨迹。

作为当代黄河流域诸省区的专业学者，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的学术优势往往逊色于自身的地域资源优势。从学术事业长远发展的大局考虑，如今还有待进一步秉承数千年来历代先哲热爱汉字、研治汉字之学的优良传统。应该说，“黄河学”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科平台。我们应当抓住时代机遇，充分利用黄河文化摇篮的资源优势，依托黄河学学科平台，整合学术队伍，加强科研立项和人才培养的力度，着手对汉字文化遗产进行基础整理、研究、保护、开发的通盘规划。我们十分期待进一步加大对出土各大宗文字资料整理、研究的工作量，把富有黄河文化底蕴的远古符号，商周甲骨文、金文、盟书、简册、玺印文字、《说文》小篆及历代碑刻等古汉字资料作为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来加以重视，尽早着手建立能够反映这方面的大型文字库；推出富有特色的古文字中外文版图书、字书等汉字文化遗产学术文库。将我们以往相对薄弱的古汉字研究平台建设成为富有黄河文化底蕴的汉字文明传承创新基地，形成我们在各级教育和大学科研系统架构中的特色学科。

（作者：王蕴智，系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