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族群之一，历史上活动区域广袤，多次大规模迁徙，与其他族群互动、交融。羌族石刻从汉至民国绵延不断，较为完整地展示了羌族历史与文化，对于羌族历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成果名称

羌族石刻文献集成

作者名片

曾晓梅 阿坝师范学院图书馆研究馆员

吴明冉 阿坝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讲师

成果价值

●首次系统整理、考释、研究羌族汉文石刻，是一部具有通史意义的羌族石刻文献，也是羌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基本史料，弥补了羌族历史文献不足的缺憾

●记录羌族政治、经济、军事、羌人组织、社会结构、姓氏名号、世系谱牒、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广泛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展现羌族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遗产

●勾画古羌人的地域分布、族群种号、迁徙流动、民族融合的历史面貌，追寻羌族发展史、民族迁移史、民族融合史、民族关系史，展示羌族与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历史

●发掘、阐释羌族石刻中的文化信息，揭开“云朵上的民族”的神秘面纱

石刻之考

另一个角度的民族史志

●如果说丰富的民间口头传唱形式以有声的途径传播着古老而深厚的羌族文明，而保存于民间的实物可以说是以无声的方式讲述着历代羌族儿女的生命历程

●过去人们对羌族石刻材料重视不够，没有进行过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其价值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专题整理这批文献，可以弥补羌族历史文献的不足，为其后的研究拓展出广阔的空间

羌族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方言，但却一直没有创制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字（西夏文除外）。悠久的羌族历史和灿烂的羌族文化主要通过实物、传统节日和舞蹈以及其他多种多样的民间口头传唱形式（包括羌族的诗歌、音乐）流传下来，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通过羌文化的传承人释比而传承下来的释比文化。

如果说丰富的民间口头传唱形式以有声的途径传播着古老而深厚的羌族文明，而那保存于民间的实物则可以说是以无声的方式讲述着历代羌族儿女的生命历程。羌族石刻记载的内容丰富，为从事羌族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资料，为了解羌族人口迁移、族群聚居和生活状态等弥补了难得的信息。

羌族石刻资料包括墓碑、赞颂碑、祠庙碑、墓志铭、买地券、造像记、公告碑、契约碑、告示碑、公约碑、宗族谱牒碑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羌人组织、社会结构、古代地理、民族融合、人口迁移、姓氏名号、世系谱牒、风俗习惯、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等广泛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很多材料都是其他文献所没有记载的，如东汉《樊敏碑》记录皈依五斗米道的青衣羌起兵响应张角黄巾起义，反映了五斗米道在四川的传播和影响，不仅保存了羌族人民积极参与当时社会变革活动的宝贵资料，同时说明了该时期青衣羌宗教信仰发生变化，结合其他史料可知，北方羌族宗教信仰出现适应性的调整在十六国时期，特别是后秦姚兴提倡佛教，迎鸠摩罗什入境，大译佛经，事佛者渐多。北魏《姚伯多兄弟造像碑》等，揭示羌族信仰佛道。南朝《释玄嵩造像记》记录了四川省现存纪年最早、保存较为完整的佛教造像，表明岷江上游地区羌族接受佛教信仰至迟在南齐。从南朝士大夫中流行的“褒衣博带式”服装，到《释玄嵩造像记》“褒衣博带式”造像，再到云冈、龙门石窟中的“褒衣博带式”袈裟，后者显然受到南朝的巨大影响。《释玄嵩造像记》因此被学界视为“褒衣博带式”造像研究的最早范例。

唐宋党项石刻，有唐《拓拔守寂墓志》、五代《李仁宝妻破丑氏墓志》等，北宋《折可适墓志》《折惟忠妾李夫人墓志》等。关于拓拔李氏、折氏，一说鲜卑，一说党项，碑志揭示二氏世系、族源，及唐末、五代、北宋藩镇割据局面。

明《重修坝州堡碑》《松潘城崇祯十六年告示碑》，揭示了明王朝对羌族的军事管制。清《牟托巡检司碑》《小寨子袁姓墓碑》等，反映出清代偏居中国西南—四川西北岷江上游的羌族乡规习俗、氏族谱系等情况。

过去人们对羌族石刻材料重视不够，没有进行过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其价值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专题整理这批文献资料，可以弥补羌族历史文献的不足，为其后的研究拓展出广阔的空间。

石刻之珍

正史之外的羌族事迹

●羌族石刻属于一次性文献，其铭文一经上石，便不易更改，文献真实性强，具有较高的文献和史料价值

●利用羌族石刻开展民族研究，用材料举证，让事实说话，补正传世文献典籍的误说与不足，丰富羌族历史文化研究

羌族大多分布在西部高原山区，在历代的正史中事迹并不多见，即使在传世典籍中偶有相关记载，但材料零星，不甚详细。因此，历代正史对羌族人民的事迹往往阙如。羌族石刻属于一次性文献，其铭文一经上石，便不易更改，文献真实性强，具有较高的文献和史料价值。比如，关于羌族的起源与兴衰、迁徙与定居，地域分布与地理环境风貌，割据势力、政权的建立与职官制度，生产生活方式与社会组织形态，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民族交往与融合，文化与教育等，都实时记录在羌族石刻文献中。利用羌族石刻开展民族研究，用材料举证，让事实说话，补正传世文献典籍的误说与不足，可以丰富羌族历史文化研究。

如《西海郡虎符》反映王莽篡汉、诱骗青海羌族等献地设立西海郡。两年后，庞恬、傅幡等羌族首领率众攻打西海，夺回故地。可见，“献”并非羌族共同心愿。故史乘用“诱”“耀”等字眼，描述王莽“为名”“讽旨”的政治动机和欺骗手法，证明了羌族儿女维护当时国家统一的壮举。又如十六国时期建立后秦的姚氏羌族，本烧当羌，东汉建武中元末，寇扰西州，被东汉名将杨虚侯马武击败，迁出塞外。后来有一支内徙，被安置在南安赤亭(今甘肃陇西之西)，因此，又称“南安赤亭羌人”。及至永嘉之乱、晋室南渡，首领姚弋仲率领部众迁至榆眉（今陕西千阳县东），自此崛起。关于姚羌，《十六国春秋》《十六国春秋辑补》等有详略不同的记载，《册府元龟·僭伪部·姚系》等亦零星著录，且各书记述多不出《十六国春秋》范围。刘裕斩杀姚氏宗族子弟百余人后，余宗迁于江南，但此后姚氏羌族的去向、迁徙路线、政治与军事活动、社会生活，甚至婚配、生平事迹等均不清楚，史乘鲜有记载。羌族石刻资料中有北魏《姚尊造像记》《姚伯多兄弟造像碑》、隋《姚辩墓志》《姚太及妻袁氏墓志》、唐《姚孝宽墓志》《姚畅及妻陈氏墓志》《姚思忠墓志》及五代《姚嗣骈墓志》等一批姚羌碑志，将姚氏羌族活动时间推迟至五代，弥补这一缺憾，可补史乘之阙。

羌族石刻从汉至民国，绵延不绝，不曾断裂，为我们从通史的角度整体地认识、利用、研究这批珍贵资料提供了新视角、新材料。

石刻之义

佐证中华民族大融合

●羌族的迁徙史、发展史，是中华民族融合史的一部分；古羌族发源于河湟地区，“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生活艰苦，随着人口增殖，不断向四周迁徙，向东、向南迁徙是主流

●羌族石刻再次佐证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民族融合是多元、多向流动的。羌族以宽阔的视野、大度的胸襟学习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也将坚韧不拔、和谐不战的本民族精神融入其他民族文化中，共同创造灿烂优秀的中华文化

羌族的迁徙史、发展史，是中华民族融合史的一部分。古羌族发源于河湟地区，“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生活艰苦。随着人口增殖，不断向四周迁徙，向东、向南迁徙是主流。河湟以东的山西、河湟以南的关陇地区，土地肥沃，气候温润，先进的畜牧和农耕经济，容易吸引羌族。从上古到春秋，羌族约有三次向东迁徙。汉代，大规模东移有6次。关中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更是羌族南迁的首选。

十六国时期，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特别是前秦、后秦政权，以及后凉、白兰羌等地方政权的建立，氐羌成为这些政权的核心，民族自信获得大大提升。隋唐时期，古羌族中较晚兴起的党项羌，在吐蕃不断蚕食下，陆续从甘、青、川三省毗连的高原草地，迁往陇右；“安史之乱”后，再徙往银州以北、夏州以东的沙漠地带（今鄂尔多斯高原南缘）。1038年，建立大夏国，从政治体制到军事、文教等方面，创造了优秀灿烂的文化。古羌族向西南迁徙，主要是沿着横断山脉岷江、涪江、大渡河、雅砻江等流域，散布开来。岷江、涪江上游，至今仍是羌族最大的聚居区。

羌族石刻的分布地，从新疆到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四川、重庆等地，这片广阔的区域历史上就是羌族迁徙和聚居地。明代以前，石刻主要分布在北方；明代以后，则主要分布在四川的西北地区。元代西夏党项遗民石刻，由于无刻石地点著录，从碑铭文字看，碑志主的任职地有山东、安徽、江西、浙江、四川、湖广等，有些地方应该就是石刻分布地。

随着时代变迁，除四川岷江、涪江流域的汶川、理县、茂县、松潘、北川及陕西宁强、贵州铜仁石阡和江口等地区还有羌族，其他地区的羌族已融合于汉族等民族中。说到羌族融入其他民族中，可从最为常见的姓氏变化来了解。两晋南北朝至隋唐，羌族在陕西耀县、彬县、富平县、蒲城县、洛川县、白水县等地留下大量造像记。其中，题名有雷、井、王、姚、姜、彭等单姓，屈男（屈南）、夫蒙（不蒙）、昨和等复姓。羌汉交往，甚至杂处，必然受强势文化和汉语言文字的影响，复姓改单姓成为主流。于是，昨和氏变和氏、屈男氏变屈氏、夫蒙氏变蒙氏和马氏。

费孝通先生指出，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羌族以“供应”为主，壮大了别的民族。其实，羌族在“供应”的同时，也接纳其他民族。如岷江上游《大埃咪张氏家谱碑》《佳山龙氏家谱碑》等石刻资料，特别是《佳山龙氏家谱碑》清晰地记载龙氏祖先从遂宁迁至灌邑、再到理县佳山村、融入羌民族的过程。羌族石刻再次佐证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民族融合是多元、多向流动的。羌族以宽阔的视野、大度的胸襟学习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也将坚韧不拔、和谐不战的本民族精神融入其他民族文化中，共同创造灿烂优秀的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