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作为一种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提出无疑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改革”“开放”概念的运用其实在此之前就开始了。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依据。改革是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来揭示和阐释社会主义改革问题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并强调，“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在谈到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改革”“开放”概念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提出并逐步完善、不断赋予其时代内涵的。

2014年2月17日，省部級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 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記者 李学仁 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多次运用“改革”这一概念，要求共产党人应该成为“立志改革的人”。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他还指出，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为此他强调指出：“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很显然，毛泽东同志就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基础上谈改革的。除此之外，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大前后还多次提出“向国外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正是以这一重要思路为基础，毛泽东同志在同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客人谈话时明确提出了“全部开放，全部交流”的思想。由此可见，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就已经开始运用“改革”“开放”概念，只是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这个条件，人家封锁我们。”

邓小平同志从根本上赋予了“改革”“开放”更深刻的内涵，并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从此，我国改革开放拉开了大幕”。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同志就在多个场合使用过“改革”这一概念，比如1978年9月17日，他提出“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独立思考，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同年10月11日，他提出“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在12月13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要求。

邓小平谈上海改革开放（图片来源：文汇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还多次从国家对外政策角度运用“开放”这一概念，比如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外宾时明确谈到我国要“实行开放政策”。1979年3月19日他再次强调指出：“我们将会一步一步地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对外开放的政策，我们要继续贯彻下去”。1980年1月7日，他强调：“开放政策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也符合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中国人民是赞成的。”

正是在上述重要论述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2月9日参观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村和陈嘉庚故居时第一次把“改革”和“开放”概念结合起来，提出“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很重要”的重要论断。自此之后，“改革开放”作为一个特定概念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和重大政策中开始被不断使用。1984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的《中组部领导集体对照检查近几年组织工作问题提出整改意见，抓领导班子调整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报道中，“改革开放”概念首次登上党报报道的标题。也正是从1984年开始，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改革和开放问题时，多数情况下都是把“改革”和“开放”两个概念连在一起使用，比如他在1986年3月28日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决定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改革成功，会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还有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1987年2月6日他再次强调指出，十三大报告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要申明四个坚持的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改革开放的必要，在理论上讲得更加明白。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正式召开，报告中29次出现“改革开放”这一概念，“改革开放”作为代表我国长期基本国策的科学概念开始被广泛使用。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把“改革开放”概念写入党章，强调“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把坚持改革开放确定为“强国之路”。

十三届三中全会上，我们党正式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概念，此后我们党的一些重要文件和领导人讲话除了广泛运用“改革开放”这一概念之外，也提出了诸如“全面改革”“深化改革”等概念，如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及“全面改革”1次，“深化改革”2次；十五大报告提及“全面改革”2次，“深化改革”4次；十六大报告提及“全面改革”2次，“深化改革”2次；十七大报告提及“全面改革”2次，“深化改革”3次。这说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全面深化改革”任务已越来越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论断并规划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任务，强调要“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做出了整体部署和顶层设计，强调“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同时也要“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要“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在新时代，中国人民将继续自强不息、自我革新，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敢于向顽瘴痼疾开刀，勇于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将改革进行到底”。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既要敢为天下先、敢闯敢试，又要积极稳妥、蹄疾步稳，把改革发展稳定统一起来，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减，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图片来源：新华网）

   总之，我们党对“改革开放”概念的认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推进而日益深化的，同时也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深入发展而不断与时俱进的。从提出“改革”“开放”到“改革开放”，再到“全面深化改革”和“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本质和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