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昕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15日 13版)

钱钟书先生有“渊明文名,至宋而极”(《谈艺录》)之评,承宋金而来的元代诗坛,陶渊明依旧是文人追慕与歌咏的焦点、热点。他们用诗写陶,以诗评陶,亦作诗学陶,慕陶成为元代诗坛的重要特征。

用诗笔写陶,追求诗画合一

元人慕陶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出现大量题陶画诗。这些诗或以画为题,如《题渊明图》《题渊明漉酒图》;或借用陶诗引申画意,如《采菊图》《桃溪归隐图》。追求诗画合一成为元代题陶画诗的特点:以画论,诗是画的一部分,点缀画面;以诗论,诗与画互相补充,画意是诗意的直接显现。而实现诗画合一的途径主要有三:以诗写画,以诗补画,以诗衬画。

以诗写画,即用诗笔写画意。如胡祗遹《题陶令归来图》:“田园日成趣,庐舍亦粗完。天爵足自贵,奚必赵孟官。盘餐有肴簌,儿女复团栾。得酒觅邻叟,真率无欺谩……”诗中一句一景,连成一整幅画面。由全景房舍,到桌上的杯盘菜肴,再到玩耍的小儿女、饮酒的陶渊明、邻叟等等。用简练的文字描写画中之景,刻画人物动作、风神,达到“诗中有画”的境界。

以诗补画,即用诗歌补充画意。如王恽《陶潜夏居图》(其二):“吾庐潇洒风烟外,诗思扶疏树影中。典午废来何限事,五株杨柳自春风。”全诗化用陶渊明原作。第一、第二句出自《读山海经》(其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第三、第四句出自《五柳先生传》:“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以化用渊明成句的方式,将陶之风神引入诗意,进而达到补充、扩展画面的目的。

以诗衬画,即用诗歌引申、烘托画意。如张之翰的《题渊明图》:“尽道将归竟不归,软红尘里日争驰。平生几咏渊明画,似向葵轩无愧辞。”渊明隐而诗人未隐,诗意与画意产生了碰撞和矛盾。画中隐居的潇洒自适与诗中欲隐不得隐的愁绪形成鲜明对比,渊明与诗人则通过诗画合一的形式,实现了异代的交锋,更突显出画中“渊明归来”的可贵。由此,诗歌发挥了衬托、烘托画意的作用。

以诗评陶,旷真与豪率兼具

以诗歌品评陶渊明,同样是元人慕陶的表现,元人评陶主要有旷真与豪率两种观点。首先,延续前人观点,以旷真评陶。旷真,指旷达与真诚,“旷达者自然浩荡”(李贽《读律肤说》),“真者,精诚之至也”(《庄子·渔父》)。自南朝萧统、沈约以来,便以“高”“古”“直”等评陶,到了元代用真淳、旷真、天真等对陶渊明进行评价,如“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四),“怀抱任旷真”(张之翰《题渊明图》),“掩关乐天真”(胡祗遹《郭西草堂独坐》)等等,元诗中的陶渊明代表着清高的人格、坚毅的节操以及自然真率的性情,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说“陶渊明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符号”(《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03,第6期),而这正是中国历代所追求的文人品格。

其次,以豪率评陶。豪率,指不拘常格、豪放任侠,“扶风豪士天下奇”(李白《扶风豪士歌》),“季式豪率好酒”(《北齐书》)。发掘陶渊明性情中刚烈豪率的一面,是元人评陶的特色。宋时已有梅尧臣、苏轼为代表的“平淡自然”派,及朱熹为代表的“金刚怒目”派,相较而言“平淡自然”派影响更大。但到了元代,诗人更着意突显了陶渊明“荆轲式”的豪侠品格,如“渊明性真率,顺适无矫欲”(王恽《渊明漉酒图》),真淳而率直,没有任何粉饰、约束。而所谓的真率、本性,元代诗人将之定义为“豪”:“渊明豪气昔未除,翱翔八表凌天衢”(刘因《归去来图》),“林下渊明气本豪”(王恽《寿鹿庵大学士三首》)。豪气是陶渊明性格的本色,元代诗人们则热情地歌颂着陶渊明的豪率性情。

中国自古便有以隐逸为高的传统,而所谓归隐大多是高逸、不问世事,如唐人孙位所绘《高逸图》(现藏上海博物馆),画中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隐士风采,投射出中国古人最为理想而生动的隐士形象。与高逸隐士相比,元代诗人更倾向于将陶渊明塑造为豪士,即便身处山林依旧不改豪爽的底色,带着一种执着不悔的色彩,甚至认为豪放洒脱的李白应是陶渊明的后身,“义熙甲子有斯人,李白丰神是后身”(胡祗遹《龙眠画渊明图》)。由此可见,元人评陶独具特色。

作诗学陶,以期情感超脱

自鲍照、江淹开学陶之先,经王维、白居易等人的发展,至苏轼开始系统地创作和陶诗,苏轼自称“追和古人则始于吾”(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宋人学陶寻求精神上的契合,出现重意的倾向,以赵秉文为代表的金人亦提出了“吾师其意,不师其词”(《答李天英书》)。元代诗人汲取唐宋金学陶的经验,他们创作的学陶诗不仅是形式上的学习,更是文人心态的追慕:既重语意、典故,亦重深妙理趣。“既师其意又师其词”成为元人学陶的主张与特色。以郝经的《问来使》为例:“朝拾涧底松,空翠冷泼目。暮归东篱下,自种今秋菊。清泉洗碎月,襟裾有清馥。高卧幽梦长,不觉黄粱熟。”“和韵”,即讲究形式的学习、模仿,依韵作诗,“目”“菊”“馥”“熟”皆依原韵,与陶作保持形式上的统一。“和意”,即内在精神的契合。陶渊明诗中抒发思乡之情,郝经追和之作亦思乡,但情感却更为深沉、炽热。与陶渊明他乡为官不同,郝经作为国信使被羁押宋地长达十六年,家乡能否归去?何时才能归去?此情此景下的思乡,显得更为悲壮、浓烈。由形式的学习、模仿,到情感的升华,是元人学陶的特征。

元代诗人学陶,还表现在对陶诗内在精神的挖掘。元代战乱频繁,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诗人们将同样身处乱世的陶渊明作为楷模,不仅学习避乱隐居以求生的方法,还借咏陶的方式排解内心苦闷。将陶诗中对自然万物、人生哲理的思考,深邃、肃穆的精神,凝练为旷达的文人心态,借此实现情感的超脱,达到内在的和解。如刘因《和九日闲居》:“乾坤一东篱,南山久亦倾。回看声利徒,仅比秋花荣。”借陶渊明之酒杯,浇自我胸中之块垒,抒发世事无常的感慨。用学陶的方式实现与陶渊明的情感共鸣,进而抒情、解忧、解惑,寻找超脱束缚、消解尘世苦闷的方式、途径,最后实现了通达。而陶渊明“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达到物我一体、心与道冥的人生境界”(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这种超越物我之上的旷达,正是元代诗人所寻求的精神皈依。

纵观元代咏陶诗可以发现,追慕陶渊明是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诗人毫不隐晦地表达对陶渊明的喜爱,“隐居不见求高意,千古渊明最可人”(王恽《和幹臣居》),甚至将陶集作为离别的礼物以表珍重,“莫还两册渊明集,便当今朝送别诗”(刘秉忠《送窦先生因所借陶诗为赆》)。用诗歌写陶、评陶、和陶、学陶,陶渊明是元代诗人的精神偶像,慕陶则成为元代文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辛昕,系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