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茂莉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13日 11版)

【光明学术笔谈】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上农作物最早的驯化地之一,长期的农业实践不仅摸索出一套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技术,并通过可持续性农业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尽管古人没有提出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却在实践中将其精髓贯穿始终。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得益于古人提倡的天、地、人三才理论,该理论以人为主导合理协调天、地、水土与农作物的关系,保证了农业持久稳定发展,其中关键性的技术支撑在于以下三方面。

因天时、顺地利,因地制宜的土地利用形式

土壤是农作物养分、水分的供应者,供给与消耗,农业生产中的往复循环,使中国古代农民不仅掌握了辨识土壤的技术,也致力于施肥、用肥、因地制宜利用土地。

辨识土壤是利用土壤、改造土壤的前提,古人辨识土壤来自两个方面,辨方是立足于整个国家,着眼于宏观尺度认识土壤性状。最早的辨方出自成书于战国初期的《禹贡》,《禹贡》划天下为九州,并依宜农状态,分九州土壤为九等。物土侧重于种植农作物的每块农田。先秦诸子有关物土的论述很多,其中《荀子·王制》称:“相高下,视肥[~符号~],序五种……治田之事也。”而物土的核心在于因地制宜安排农作物,根据土壤性状确定与农作物的对应关系。

从选择利用土壤到改良土壤。中国早期农业属于轮荒耕作制,人们将土地分成几块,土壤肥力通过轮流撂荒而自然恢复,农作物也在撂荒—耕作循环中不断更换土地。大约从春秋以后土地进入连续使用,人工补充土壤肥力出现。《周礼》《氾胜之书》《齐民要术》等农书记载,最初补充土壤肥力的办法,是粪种而不是粪地,即将粪汁裹在种子上。粪种的肥效只在种子萌生阶段,针对农作物的全生长期,随之出现了粪地,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施肥。

施肥的前提是积肥,宋人陈旉《农书》提到牲畜粪肥以及“烧燃之灰,簸扬之糠粃,断藁落叶”外,河泥可为上乘。且“凡农居之侧必置粪屋,低为檐楹以避风雨飘浸,且粪露星月亦不肥矣。粪屋之中凿为深池,甃以砖甓,勿使渗漏。凡扫除之土,烧燃之灰,簸扬之糠粃,断藁落叶,积而焚之,沃以粪汁积之”。宋代,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已转向江南太湖平原一带,这里也成为精耕细作典范之区,宋人秦观曾有这样的感慨:“今天下之田,称沃衍者莫如吴、越、闽、蜀,其一亩所出视他州辄数倍。彼吴、越、闽、蜀者,古扬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贡》扬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为下,而乃今以沃衍称者何哉?吴、越、闽、蜀地狭人众,培粪灌溉之功至也。”积肥之后,如何施肥同样重要,陈旉《农书》谈道:“视其土之性类,以所宜粪而粪之,斯得其理矣,俚谚谓之粪药,以言用粪犹用药也。”用粪讲究因时、因地、因作物合理施肥。

因地制宜的土地利用。土壤只是农作物的立足之地,农作物每粒种子都带着地理信息,因此择水土之举,不仅起步于农业肇始阶段,也贯穿于全部发展历程。每方水土都有属于自己的农作物,建立作物与水土的对应关系就是因地制宜。而这样的举措早在春秋时期的农事活动中就已存在,从那时推向后世,遍及全国各地。

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技术

精耕细作的耕作制度是支持中国传统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施肥只是其中一个环节,选种、育种、耕作、整地、播种、中耕除草、灌溉、收获,当代耕作学中的主要内容,古人都早已纳入实践,并成功地实现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先秦文献《吕氏春秋》提出一连串问题,几乎包括了农耕生产所有环节,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期农民早已思考且正在进行的实践。

自《吕氏春秋》之后,西汉《氾胜之书》、北魏《齐民要术》将耕作的各个环节逐次呈现在人们面前,其中“耕”是传统农学的核心,伴随耙地、耢地、水田耖地等系列操作以及施肥,将为农作物营造立足之地视为重中之重。若概括中国农业的精耕细作,大半用力于土,另一半用力于作物,且通过除草、耘田、追肥、灌溉完成,其中的劳动不只有“锄禾日当午”,各个环节贯穿于每个农时。

从广度开发到深度开发的农业种植制度

广度开发为土地拓展,深度开发为以轮作为核心的复种。中国古代农业实行的轮作包括:以增加收获次数为目的,同一块土地实行一年多熟制以及以维护土地性能为目的的轮作。

轮作有两种,一是以维护土地性能为目的进行轮作。一块土地连年种植同一种农作物,吸收的营养元素一样,土壤会因此而贫瘠。每种农作物都有对应性的病虫害,一块土地连年种植一种作物,就等于提供了某种病虫害的稳定生长条件。轮作可以有效地缓解这些问题,比如禾谷类作物对氮、钾的吸收量较多,而对钙的吸收量较少,豆科作物却正好相反,实行这两种作物轮作可以成功地均衡土壤养分。《齐民要术》指出:“凡谷田,绿豆、小豆底为上,麻、黍、胡麻次之,芜菁、大豆为下。”按照谷类作物与豆科作物对土壤养分的需求,这两类作物轮作正好构成养分互补。二是以提高收获次数为目的进行轮作。农业生产为民生提供了衣食,而人口也在农业的滋养下不断繁衍。满足增殖人口对粮食的需求,扩充土地是一种途径,提高土地利用率、实行农作物的多熟制也是一种途径。

轮作需要知天、知地、知农时,对于天、地、农的认识来自农民的劳作,而实行轮作则取自人们的需要。以冬小麦为核心的两年三熟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在今山东一带实行,并逐渐盛行于华北地区。与北方两年三熟制比较,南方实行一年两熟稻麦轮作,这项技术在宋代成熟。水稻本是水乡环境的物产,实行稻麦轮作就是在水田中植入旱地作物,这样的水旱轮作方式,即使在今天世界主要植稻区也十分罕见。依凭一年两熟的轮作,江南不仅获得两季收成,养活了更多的人口,而且推动农业技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长江流域自秦汉以来一直实行“火耕水耨”的易田制,土地利用率最多50%。“安史之乱”后北方人一路南下,人口压力推动江南土地利用率从50%发展到100%。土地连作后,采用北方稻田盛行的“拔而栽之”的复栽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插秧技术。水稻在农田中的占地时间为5至8月,冬小麦为9至5月,稻麦两种作物在时间与空间上正好填补了彼此空白,为改变南方平原地区土地利用形式与轮作制度创造了条件。一年两熟稻麦复种轮作不仅将江南的土地利用率从100%提升到200%,也使农作物的产量翻了一番。太湖平原在一年两熟稻麦复种轮作的支撑下,有着超乎其他地区的富庶,推动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

人口史研究告诉我们,两千多年间,中国人口从两千万、五千万到八千万、一亿,至清嘉庆年间达到四亿,人口繁衍的背后是农业生产提供的产品。这一路攀升的人口数字证明了中国农业与农业技术的成功。在工业社会没有到来的几千年中,农业成就了一切社会发展的基础。

(作者:韩茂莉,系北京大学古地理与古文献研究中心教授、博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