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2年第 4期

晚清驻藏大臣笔下的成都“酒事”

——也读《有泰日记》

郭 平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六日,蒙古正黄旗人有泰带着15名家人、仆人,经长途跋涉,顺利抵达成都。此时距二月六日一行人由京师出发,刚好3个月整——两头的时间显然都是算过的:六六大顺。

此行是去上任。有泰是清廷新任命的驻藏大臣,全称“钦命总理西藏事务大臣”,简称“西藏办事大臣”,俗称“驻藏大臣”。这一官职直接由皇帝指派,坐镇拉萨,达赖、班禅均受其节制,其地位可见一斑。

按当时惯例,驻藏大臣以四川为“大本营”。入藏前,一般先到成都,遴选随员,采购物品。有泰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在成都每一天的主要活动,包括各种官场应酬。晚清成都官场,喝什么酒?什么酒好喝?日记里都有真实而有趣的记录。

绍兴酒

凭实力令精通汉学的蒙古大人“词穷”

明清两朝是科举的鼎盛时期,关于科举时代的士人,不论古今,人们有一个普遍共识,“天下才子,半出江南”。代表科举最高水平的进士资格考试——会试,如果不是在地域上作了人为的限制,给其他省份留出了一定的份额,江浙士人所占的比例只会更大。即便如此,江浙出身的文人,从体制内官员的各级幕僚(俗称“师爷”),到各级京官外官,乃至地位煊赫的封疆大吏朝中阁老,都占据着数量上的优势。这种优势形成了话语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比如,官场应酬用什么酒水?首选往往是绍兴酒。

有泰肯定早就喝过绍兴酒,具体到这一趟入蜀、赴藏,还没到成都就喝上了。

四月二十八日,绵州(今绵阳市)。

绵州是入蜀后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城市”。知州朱锡莹,浙江会稽人,跟有泰的兄长、前驻藏大臣升泰有旧,他热情挽留有泰一行停留一天,稍事休整。二十九日,朱锡莹带着自己的女婿余钊,设宴款待有泰。席间,宾主“大为纵谈”,甚至谈到前任四川总督刘秉璋和成都将军岐元打架的官场糗事。拐了个弯的旧谊,再加上酒精的作用,便达成了这样融洽的氛围。意外的是,当天喝的什么酒,有泰竟只字未提,也可能是觉得不需要提?绍兴人请客,你说喝什么酒?

朱锡莹、余钊翁婿俩都是绝顶聪明、能来事、会办事的人,他们的酒当然也不“白喝”。余钊本来只是一个候补小官,靠岳父的关系,在绵州驻军做文案。初次见面,有泰对这个年轻人颇为赏识,在绵州喝这顿酒之前,就已经同意带他进藏当差,并承诺一到省城就为他办理调动。

一个月后,五月二十七日,在省城待命、随时准备出发入藏的余钊给早已安顿下来的有泰送来一桌席,以及“绍酒一坛”,有泰的评价只有两个字:“甚佳”。又过了十来天,闰五月上旬,朱锡莹来省城办事。返绵前,他亲自给有泰送来两大坛十八年陈的花雕酒。这酒怎么样?有泰是个每天离不得酒的人,他带了很多酒进藏,然而竟然忍住了酒虫子的诱惑,“狠心”把这两坛最好的酒留在成都的寓所。直到任满,重返成都,才给自己一个“已贮五年,恐其变味”的理由,小心翼翼地开了一坛,他的评价还是5年前的“甚佳”二字。美酒当前,汉学造诣颇深的有大人总是“词穷”。

那么还有一坛呢?山长水远的,他也不嫌麻烦,直接带回了北京。

洋 酒

高官的新宠

绍兴酒是官场长盛不衰的饮品,但当时还有一种火速蹿红的顶级奢侈饮品:洋酒。

有泰在日记里多次提到洋酒,但有名有姓说出来的请他喝过洋酒的只有两个人,分别是当时四川官场文官和武官的“一号”人物,即护理四川总督①陈璚和四川提督马维骐。

官场里的应酬是要讲规矩的,驻藏大臣来了,省里的重要官员要尽地主之谊,轮流请客,谁先请谁后请,都有规矩,不能乱来。五月十日,陈璚在四川洋务局设宴招待有泰,虽然只是护理总督但既然管着大印,就是大佬。

酒局的安排很有意思,场地是洋务局,酒是洋酒,而东道主陈璚却是一个77岁的老头子。难得啊,77岁这么开明。不妨粗粗地解剖一下这个局:77岁的官场老油子,不太可能真正懂洋务,用洋务局的场子,摆明是由洋务局买单。至于喝洋酒,这正是当时四川官场最高的待遇。庚子事变刚刚发生3年,朝廷与列强和谈,接受了很多不平等条约,最直接的一个变化,是国门打开了。时也?势也。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对于新的形势,谁适应得好,谁的仕途就宽敞。于是成都官场中的大佬,开始“试运行”洋人的生活方式,包括洋酒,酒都喝洋的,岂非留心洋务?

然而总督带了头,下面的人并没有纷纷仿效,个中原因不难想象:洋酒虽好,太贵。

有泰性情率真,酒量极好,所以经常喝醉,那天也醉了。要说一个人醉酒的原因,其实到今天也没多大变化,根本原因是过量了,主观原因是轻视了,客观原因是喝混了。

大概对于当时的人而言,记住洋酒名是一件很费劲的事,所以有泰的日记里看不出来,他喝的到底是哪种洋酒。

另外,在成都期间,有泰还喝过四川提督马维骐的“三宾酒”。所谓“三宾”,是当时人对“香槟”的音译。说起来,“三宾酒”也是洋酒,但从日记中的记载来看,当时四川官场中人,对这种酒,并没有真正作为“酒”来看待,至于当时已经来到中国的啤酒,更是只字未提。

中低档酒

各有行情 苦练“内功”

从五月十日接受陈璚的宴请,到八月二十日接受省城官员公饯,告别成都,历时130天(含闰五月),有泰日记记载酒局11场,这个频率不算高,正反映出大清新败于列强,官场奢靡风气有所收敛。至于成都官场顶级之下的普通宴请,酒品则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客观地说,当时各种酒品,绍兴酒的地位无可争议,而洋酒虽然尊贵,但只能视为一种“流行”,能否持久,进而普及,尚难断言。

之所以说绍兴酒地位无可争议,还体现在当时四川已经有了它的替代品:本地黄酒。据有泰日记记载,五月十六日,“富娃子来,送到黄酒,本地造,甚甜”,强调“本地”,明显指系四川当地生产的绍兴酒。从称谓来看,送酒者当是成都满城驻防的蒙古旗人,日记中称其“已大高,长成人矣”,可见双方有某种旧谊,对方是地位不甚高的晚辈熟人。本地黄酒显然不是有泰青睐的饮品,但这酒能反映中低档消费者的购买力,送的是双方认可的感情。

其实,“山寨”的黄酒完全不能代表四川本地酒,本地有大曲酒。大曲比较烈性,走的是中低档路线,不太符合大多数高级官员的口味,此时颇有点“默默向上游”的意味。有泰在成都赴宴,稍微有点身份的,几乎没有人用大曲待客,只有一个叫陈昌先的候补小官,冒冒失失地给他送过一次烧酒,还自称早年曾经在苏州给有泰当过差。但是有泰没什么印象,因此觉得这个人有点来历不明,再加上也不怎么看得上他的酒——这烧酒大致就是产自四川比大曲更差的白酒,有泰婉拒了事。

赴藏途中以及到达西藏之后,雅州府打箭炉(今康定市)同知刘廷恕、驻拉萨的都司李福林分别给有泰送过大曲酒。有泰在日记中评论为“四川宦习”,可见大曲在川藏各地中下级官员中还是很受欢迎的,带去极寒的西藏就更适合了,时间地点都发生了变化,送酒的人也不一样,这就不好再拒绝了,俗云“入乡随俗”。

论烈性,当时省城有一种比大曲小众的酒,凌驾于其他白酒之上,即“毛台”,也就是今天白酒之王——茅台。日记中的写法,可能是口听误录,也可能茅台酒当时尚未得到普遍认可,写法不甚讲究。有泰应两位贵州籍候补道毕国英、马汝骥之请,初次喝到茅台,他非常惊艳于这种酒的品质,赞赏(茅台)“好极,亦热极”,这大概是来自草原的汉子对烈酒最高的评价了。

咸同以降,大量贵州籍官员以军功宦蜀。清光绪初,贵州人丁宝桢更是官至四川总督,所以晚清四川官场,贵州籍官员一直是一股很有影响的实力派。川黔之间的盐运盛极一时,官商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为茅台酒在四川的异军突起创造了条件。

成都官场的酒水,大人物私人独有的个性化饮品同样备受青睐。如四川提督马维骐,好饮,好客,“华洋各酒皆备”,还不时拿出泡酒、自制米酒等别致的酒品,令宾客大饱口福,叹赏不止。

五月十二日,有泰在马维骐的官署喝到百年米酒,大赞其“色似酱油,味则少酸多甜,苦则在内,其醇非可言传。据云非至好不肯出,实将各酒压倒,亦口福也。”这是有泰对酒赞美用字最多的一次,读来似尚意犹未尽。

后 记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有泰驻藏任满,仍然取道四川回京,在成都停留约50天。大概刚从高原地区回来,对健康有所顾虑,有泰饮酒相对节制,而他这次来蓉已是离任,以常理而言,是和四川、和成都真正意义上的“再见”。“人走茶凉”的况味在所难免,所以应酬较之来时相对冷清一些。日记记载酒局7次,基本上都是来任时性情相投的成都官场朋友,大家主要喝黄酒。黄酒之外,仅有两次例外,一次喝了著名的郫筒酒,有泰评价“似老酒”;另一次是喝马维骐自酿的葡萄酒,这位军门大人简直是酒品魔术师,有泰这一次还是只用了“极好”二字。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郭 平(绵阳市三国演义学会会员,供职于绵阳市城市建设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