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荣县志》里的历史滋味

刘 刚

荣县地处川南腹地,境内三山(荣德、 荣梨、 荣隐)峙立,二水(东川、 梧桐)绕城,一如“众水绕城如束带,群峰附郭似排衙”之称。相传,这片土地古为青阳封国、夜郎侯国和荣公封国。自隋开皇十三年(593)在今县城设立大牢县起,历有旭川县、荣德县、荣县等县制,终成“千年古县”之名。此外,在史上鼎盛的唐宋时期,这里也曾设置荣州,被后来宦游此地的南宋诗人陆游誉为“诗书之乡”。

康熙《荣县志》书影

也正是从唐代开始,荣州大地开始编修地方志,此后经宋、明、清三代至民国而不绝,先后纂成《荣州志》《荣州图经》《荣县志》等旧志10余种。不过,据1993版《荣县志》记载,清乾隆以前的旧志均已失传。但幸运的是,2022年7月,长期被视作“佚志”的康熙二十五年《荣县志》孤本复制件(以下简称“康熙《荣县志》”)几经辗转回到自贡及荣县,一时成为各级媒体竞相报道的热点。

数月之后,当喧嚣归寂,笔者出于对“祖本”级地方志文献的崇敬,于工作之余捧阅这本穿越三百年时光的康熙《荣县志》,在感受其深厚历史底蕴的同时,更细细品读其间蕴含的盐、茶、酒三种历史滋味。

盐味

荣县盐卤资源丰富,自古以来素以产盐著称,盐业发端超千年,是今日自贡名片“千年盐都”的重要发源地和承载地。

早在秦汉时期,县境先后隶属蜀郡、犍为郡之南安县,《汉书·地理志》“南安县”下明确记述“有盐官、铁官”,这是荣县历史上关于盐的最早记载。至宋代,荣州教授张仲言及“(荣州)界属东西,无桑麻以便农,无舟楫以便商,昔以盐利富饶”,显示了荣州因盐而荣的辉煌。而依据“万历甲戌志”编纂的康熙《荣县志》,赓续传承唐、宋近千年以来的历史,对古代荣县盐及盐业的相关记载分布于古迹、物产、赋役、官师等类目中,是研究该地区盐业历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如康熙《荣县志·古迹》载:“废白沙盐司,城东。废桐麻盐司,南四十里。”又载:“古八盐井,白沙、桐麻、滃沱、沙滩、洞门、杜家、鹿角、国富。”由此可见,荣县曾存在八口古盐井,其中最早的盐务管理机构“白沙盐司”“桐麻盐司”就分别依白沙、桐麻二盐井而定名设置,不过至清康熙年间已废弃,直到清雍正八年(1730)在贡井设立分县接管盐场事务。这在民国《荣县志》中得到文字印证:“(雍正)八年贡井设丞。旧盐司二:城东曰白沙,南四十里曰桐麻。以盐井崩塞,奏裁。设丞贡井,司配、截、巡、徼之责,稽察场区,佐理县事。岁俸银四十两,衙役十人,人岁支银六两。”以上古迹,除杜家井(因杜姓开办,位于今度佳镇)有迹可循外,1993年版《荣县志》载明了“废桐麻盐司”的具体位置:“懂政乡(今属双石镇)……古为集市名董家镇。境内古盐井甚多,明代有盐官,设桐麻盐司。后废,旧署地址瓦石犹存。”

康熙《荣县志·古迹》载盐司及古八盐井

康熙《荣县志·赋役》还载:“明洪武十四年(1381)……军户五百一十三、灶户七十八。”“永乐十年(1412)……军、灶同前。”“嘉靖元年(1522)……军户九十、灶户四十九。”“盐课征银一百九十七两九钱。”文中的“灶户”即以煮盐为业的专户。数据显示,明初的荣县灶户为78户,明中期为49户,百余年间呈逐渐下降趋势,这与前文所述的“盐井崩塞”不无关系。

根据康熙《荣县志》记载,荣县盐史上还留有诸多名人雅士改良盐政、减轻盐税的珍贵记录。如宋代成都华阳籍知州李畋,面对荣州盐水枯竭而缴税如故的困境,“力言(荣州)盐害”,以此纾解百姓负担,故“荣人德之”,专门在城南五十里设“来苏乡(场)”以示纪念。再如宋代名进士王梦易与伯父、父亲一起,为反对虚高盐税向州县及盐司接力申诉,时青神籍三司户部勾院陈希亮“以其书闻,还籍没者三百一十五家,蠲(减免)盐税额三十万斤”。不过,该志尚另文有“蠲荣盐三千万斤,还籍没三百余家”的不同记载。

茶味

荣县地处荣(县)威(远)穹隆地貌区,域内山峰兀立、沟壑纵横、气候独特,这里不仅有丰富的盐铁资源,而且自古以来就是西蜀产茶地区,也是茶文化的原始发源地之一,其悠久历史正如《华阳国志》所言:“南安县,有柑橘官社。汉有盐井,出名茶。”

总的说来,全县数西北多山,是其历史上传统的种茶、制茶区域,这在康熙《荣县志》里有诸多记述。如康熙《荣县志·山川》载:“茶园山,北十里。”可见,清代以前的荣县,已在县北十里的山区培植有一定规模的茶园,否则哪有“茶园山”之名呢?

康熙《荣县志·物产》载茶

又如康熙《荣县志·物产》共列有“盐、丝、木棉、蜜、茶”等5种产品,并特别注明“产茶在莲花、天堂、定理等寺”。更为有趣的是,文末附载了一件与茶相关的忠勇护县之事。事件发生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的农民军攻克荣县县城,湖北汉阳籍知县秦民汤不得不依托县西北数十里的莲花、天堂、定理等寺组织防御体系。之所以选择山区的寺庙为营,一方面是其所处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另一方面是这些寺庙有一定数量的习武僧兵,可随时“征伐调用之”。不料农民军“发兵万余骑”,以致僧兵寡不敌众,且“僧诛戮无遗,寺焚毁殆尽”,秦知县最终也“尽节莲花寺”。这场惨烈之战,不仅造成人亡、寺毁、县破的结果,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茶根、株俱无矣”。也就是说,荣县的茶种也在这场明末战争中随寺庙一起灭绝。不过,沿袭康熙《荣县志》卷目而编修的乾隆《荣县志》有这样的补记:“近惟天堂寺栽百余本,亦不佳。”这说明,明、清更迭后的近百年间,荣县茶种得以恢复。后来,荣县茶在清代中期又得到进一步发展,直到清咸丰元年(1851)“定茶引”,延续至今也才有“中国花茶之乡”之誉。

时间再回到南宋淳熙元年(1174)十一月,此时正值秋末冬初,生于茶乡山阴(今浙江绍兴)且年届五旬的陆游,以蜀州通判之职摄知荣州(即代理荣州知州)。刚一踏上荣州的土地,他就以兽形地炉和陶制瓦鼎烹煮秋茶,一洗冬日里的旅途疲劳。望着熊熊的炭火与热气氤氲且不时发出沸腾声的茶鼎,陆游随即吟咏成《初到荣州》一诗,诗句“地炉堆兽炽石炭,瓦鼎号蚓煎秋茶”颇有一番“围炉煮茶”的感觉,充满了浓浓的荣茶韵味。以此足见他对荣茶的喜爱,“陆游好茶”之说果然不假。

除此,康熙《荣县志》还载有一首湖南桂阳籍副使范渊的茶诗《松林禅馆》,诗曰:“晚凉驱马来山寺,山寺晚钟还未鸣。云翠半连天脚近,松阴一路石头平。老僧茶灶初浮白,迓客襟怀笑碧青。奔走不知尘里过,百年人世总相轻。”

酒味

说起荣县的酒味,又不得不提起曾摄政荣州的陆游。从淳熙元年(1174)十一月到任至次年正月十日离任,他在荣州前后旅居70天,留下的诗词却多达32首,其中与酒有关的诗词也不在少数。如《高斋小饮戏作》之“荔子阴中时纵酒,竹枝声里强追欢”,《晚登横溪阁》之“病客情怀常怯酒,山城光景尽供诗”,《别荣州》之“啸台载酒云生屦,仙穴寻梅雨垫巾”等,莫不言酒。

尤其是《城上》一诗,有“郫筒味酽愁濡甲,巴曲声悲怯断肠”“鹅黄名酝何由得,且醉杯中琥珀红”等名句,诗中不仅道出郫县竹筒酒及广汉“鹅黄”酒,还展示了荣州酒之“琥珀红”,并自注“荣州酒赤而劲甚”,可见那时的荣酒色泽红润且劲大易醉。依此推断,荣县的酿酒史至少可推至宋代。

康熙《荣县志·地利》载五谷

再来看康熙《荣县志·地利》所载“五谷”:“粘谷,约有二十种。糯谷,约有三十种。稷、麦、菽、荞、油麦、粟、稗。”这里的“粘谷”一般用于煮食,而“糯谷”即“酒谷”,多作酿酒之用。包括稷、麦、稗等谷物在内,也可用作酿造。与“五谷”同目的“药类”之下,还载有一种可作酒曲的伍嘉皮(五加皮),足以证明荣酒的制作原料非常丰富,因此荣县酿酒业的兴盛也就可想而知了。

若论酒的作用,从古至今多有“无酒不成席,诗酒不分家”之说。但在荣县,老百姓除将酒用于宴会、饯行、闲饮、独酌、言诗以外,还运用于礼俗与祭祀之中。如康熙《荣县志·风俗》载:“荣俗冠、婚、丧、祭、服舍(即居丧的庐舍),士夫家颇知礼,乡人自好者从之。内有丧葬,多以鼓乐进吊客,客以酒食伴灵,村落尤甚,尚礼者喻之,百不二三变也。”“凶丧背弃《家礼》,竞修佛事,并用鼓乐闹灵,吊客至必啖以酒食,分以白布裹头。”“荣邑素无迎神赛会之事,惟于庙上各立头人集会生息,为酬神酒食之费。”

在康熙《荣县志》“艺文”卷中,修纂者还收集了大诗人黄庭坚一首与酒有关的诗《此君轩为王元公题》。据黄庭坚的诗题跋语,可知此诗作于北宋元符二年(1099)。当时,黄庭坚因遭构陷而流放戎州(今宜宾),与荣州“义门王氏”之王庠及其族兄王祖元有密切交往,于是借诗赞誉王祖元的琴艺、胸襟及“有酒如渑”以待客的高雅人品。诗云:“王师学琴三十年,响如清夜落涧泉。满堂洗尽筝琶耳,请师停手恐断絃。神人传书道人命,死生贵贱如看镜。晚知直语触憎嫌,深藏幽寺听钟磬。有酒如渑客满门,不可一日无此君。当时手栽数寸碧,声挟风雨今连云。此君倾盖如故旧,骨相奇怪清且秀。程婴杵臼立孤难,伯夷叔齐采薇瘦。霜钟堂上弄秋月,微风入絃此君悦。公家周彦(王庠字周彦)笔如椽,此君语意当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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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刘 刚(自贡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