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观苏海

宛 怀

读懂一个人,有时不一定非要从这个人自身出发。敌人、同僚、对手、上司……有时甚至是路人,都能给读者提供不同剖面的视角,从而还原一个立体的、多维度的角色。苏轼恰恰就是一个这样的“箭垛式人物”。他漫长而丰富的一生,引发来自不同阶层、敌友圈子的无数声评与反馈,为后世提供了令人惊喜的多面材料。回望“苏海”,正因拥有了大海的浩瀚,他才可能“一蓑烟雨任平生”。他向往的自在生命与天地大美,就是大海卷起的无尽之浪。

达观洒脱是苏轼的人格魅力底色

苏轼出生在一个有文化修养的家庭。祖父苏序虽未做官,但颇有文化修养,喜作诗,“读书务知大义,为诗务达其志而已,诗多至千余首。”(曾巩《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苏序有3子,苏轼父亲是老三,他的大伯苏澹、二伯苏涣“皆以文学举进士”。苏涣在宋仁宗天圣年间进士及第,在家乡眉州产生了很大影响。苏轼说:“天圣中,伯父(指苏涣)解褐西归,乡人嗟叹,观众塞道。”苏辙说:伯父苏涣“登科,乡人皆喜,迎者百里不绝”。此后眉州人皆喜爱学,学者至千余人,盖自苏氏始。

苏东坡生长在史称所谓“百年无事”的北宋中叶,社会出现中唐以后又一次繁荣景象。苏轼在30岁以前的绝大部分时间,基本上过的是书房生活。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苏轼回眉山服完父丧,返开封任职。这年正是王安石积极推行新法之时,苏轼却上书反对。从此,他被卷进了政治上激烈的新旧党之争,开始了他坎坷多舛的生活。

苏轼一生虽在政治上屡遭挫折,但没能改变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生活的乐观态度。他始终潇洒超脱、胸襟开阔,感情豪迈而奔放。在文学创作上孜孜不倦,把写作当作日常的功课,一直坚持到死。苏轼这种与写作相伴、乐观地对待人生道路上的波折,对前途满怀信心、积极向上的精神,不仅是他成为我国历史上多才多艺、影响最大的作家的原因,也是他人格魅力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

小荷女史 《东坡笠屐图》

令御史台尴尬的“乌台诗案”

御史虽然还算不上“敌人”,但在历朝文官体系之内,都是让人如芒在背的存在。苏轼政治生涯的第一个大跟头,就栽在御史手上。

苏轼于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四月到湖州任知州。湖州虽是鱼米之乡,但由于最近几年这一带自然灾害严重,连年大饥疫,死人很多。熙宁八年一次大饥疫中,死了50余万人。弄得城廓萧条,土地荒芜。苏轼写道:“来往三吴一梦间,故人半作冢累然。”一方面固然是自然灾害造成的,但同时也与“政拙”有关。苏轼面对湖州这种状况,仍像在杭州、密州、徐州时一样,关心人民大众疾苦,积极救灾,决心“要与遗民度厄年”。

当时朝廷斗争非常激烈。苏轼在《湖州谢表》中发了两句牢骚。说朝廷“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进”“生事”等语刺痛了御史中丞李定等人。于是连章弹劾苏轼有4条“可废之罪”。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攻击苏轼包藏祸心,无人臣之节。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弹劾苏轼愚弄朝廷,上表神宗要求对苏轼要“大明诛赏,以示天下”。最初神宗不愿追究,但在御史众口一词的围攻下,只好命令御史台派人把苏轼拘捕入京审问。可是朝臣中大多数对苏轼的人格敬佩,向以“铁石心肠”著称的御史台竟找不到一个人愿意去逮捕苏轼。在这种尴尬的情形之下,太常博士皇甫遵只好亲自去执行拘捕。他在离京前,上表要求在途中把苏轼寄监,神宗不允,说“只是根究吟诗事,不消如此”。

苏轼被拘捕入京,关进御史台监狱后,当时朝廷许多内外大臣,多方营救。既有执政大臣宰相吴充上书神宗要求从宽处理,也有退隐南京的前辈参政知事张方平愤然上书营救。既有政治主张和苏轼一致的人,甚至也有政治主张与苏轼对立的人。正在病中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不仅上司,连上司的“上司”都出面了,加上神宗本来也很欣赏苏轼的才华,同年十二月经历4个多月的乌台诗案结案,贬苏轼为黄州团练副使。

台上政见对立,台下把酒言欢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开始推行变法。这年苏轼回京,差判官院。一回朝廷,很快就与王安石处于对立地位。

王安石准备变科举、兴学校。神宗对此有些怀疑,征求群臣意见。苏轼就写了《议学校贡科举状》表示反对。苏轼还利用进士考试机会反对王安石。他在《国学秋试策问》中故意问道:“昔之为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亦或以乱;昔之为人君者患不能断,然而或断以兴,亦或以衰;昔之为人君者患不能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危……”

苏轼的《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和《拟进士对御试策》,均是反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历数新法的弊端。苏轼在《再上皇帝书》中说:“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同道。立条例司,遣青苗史,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他要求尽快废除新政。他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大乱随之。”因此王安石对苏轼极其不满,视其为推行新法的重要障碍,欲除之而后快。

但是,王安石退隐金陵后,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王安石却上书神宗说,苏轼是才子,“安有圣世而杀才子乎”。据说乌台诗案就“以公(王安石)一言而决”,神宗决定释放苏轼。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对神宗建言:“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罪人;若对苏轼行法,后世恐谓陛下不能容才。”或许王安石弟弟作为人臣,首先为君王后世名声计,但不可否认的是,苏轼的才情“灼灼其华”,其耀眼光芒令对手也惜之爱之。

多年后,元丰七年(1084年),神宗把苏轼调任汝州团练副使,七月苏轼到达金陵(今南京)。王安石听说苏轼到来后,穿着野服,骑着毛驴,来到长江边上迎苏轼。苏轼也穿着野服见王安石,并说,我苏轼今天是穿着野服见大丞相啊!王安石笑着说,礼仪难道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的吗?两人相见把酒言欢。他俩在一起愉快地度过了好几天,还相约同游蒋山;在一起诵诗说佛,互相唱和。王安石称赞苏轼“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对苏轼人格十分敬佩,赞赏苏轼的文才。尽管彼此对新法的观点仍无调和,一个敢赞,一个敢受,两位绝世出尘的人物相逢,才能谱就这一段佳话。

一年连升4级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病逝,年仅10岁的赵煦即位,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氏(高滔滔)临朝听政。苏轼五月被命知登州(今山东蓬莱)。苏轼到登州才5天,就被召还朝任礼部郎中;半月后,又升为起居舍人(又称右史),是掌记言的官,皇帝近臣。苏轼在上书皇帝的《辞免起居舍人状》中说:“臣受材浅薄,临事迂疏。起于罪废之中,未有丝毫之效。骤升清职,必致烦言。”恳辞起居舍人之职。不料仅仅过了3个月,又进一步升为中书舍人,掌管起草诏令,参与国家机密。苏轼再辞,上书说:“臣自贬所,起知登州,到州五日,而召以省郎,到省半月,又擢为右史……出入禁闼,三月有余,考论事功,一毫无取。今又冒荣直授,躐众骤迁。非次之升,既难以外,不试而用,尤非所安。”东坡中书舍人之职也没有辞掉,不久又升为翰林学士,专掌制诰(皇帝诏令),是皇帝最亲近的顾问兼秘书,经常住宿内廷,承命撰拟有关任命将相大臣,册立皇后、太子等事的文告,权力极大,有“内相”之称。苏轼又上书皇帝的《辞免翰林学士状》中说:“非高材、重德、雅望,不在此选。臣自量三者皆不迨人,骤当殊擢,实不自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4次升迁,确实叫青云直上。元祐二年(1087年),苏轼又被擢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侍读是皇帝的老师,是高级翰林。

苏轼为何一年4次升职?在宣仁太后即高太后一次召见苏轼时才揭开谜底。太后问苏轼“卿前年为何官?”苏轼回答说:“臣为常州团练副使。”又问:“今为何官?”苏轼答:“臣今待罪翰林学士”。

“何以遽至此?”苏轼说是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提拔的结果吧。宣仁太后说不是这样。苏轼问:“岂大臣论荐呼?”宣仁太后说也不是。苏轼大惊道:“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以进。”宣仁太皇最后说:“此先帝(神宗)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卿耳。”

苏堤春晓

每年春天,杭州西湖苏堤两岸的树木枝头初露绿芽时,杭州人民周末爱结伴游湖。当人们踏上苏堤时,无不怀念苏轼的功德。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苏轼被任命为杭州通判。江浙一带连年水旱蝗灾较为严重,苏轼到达杭州后,深入农村,了解灾情和民众疾苦。他的足迹踏遍杭州所属各县,组织捕蝗,赈济灾民。

杭州近海,饮水甚苦,惟负山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广。唐朝宰相李泌曾在杭州凿了6口井,引湖水以供民用。其后,白居易进一步治潮浚井。但苏轼任通判时,有的井早已不能用了,于是苏轼组织杭州人民整治6井。第二年,江浙一带大旱,百姓饮水困难,而杭州人民由于有井,不仅不缺饮水,还有水喂牛、洗澡。6井部分遗址,至今尚存。

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出知杭州。杭州城内有条运河通过,每次江潮上涨,带来大量泥沙,淤塞运河,行舟困难。每隔三五年不得不疏浚一次,百姓甚苦此事。苏轼考察运河后,决定对运河有关的两条河即茅山河和盐桥河进行整治。把这两条河各十余里,疏浚深八尺以上,以茅山河专受江潮,以盐桥河专受西湖水。另外又在运河上修一闸,江潮来闭闸,退潮开闸,这样潮水就不能进城,城中也就无污泥淤塞。百姓感激不尽。

苏轼在杭州还疏浚了西湖。原来西湖水浅,杭州百姓早就盼着把湖中淤泥挖走。杭州父老115人相率到苏轼那里请求苏轼开浚西湖。他们说,西湖之利,上至运河,下及民田,关系这一带民生,不仅仅关系游观之美。但近年来,堙塞过半,再过二十年,无西湖矣。为此,苏轼亲至湖上观察,考虑到西湖南北三十里,若把污泥捞到岸上,费工费时。他决定把淤泥堆积于湖中,筑起一道长堤,堤筑好后,又组织在堤上种植芙蓉和杨柳。杭州人民为了纪念苏轼的功绩,把这个长堤叫作苏公堤,即今天的苏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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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成都日报》2023年3月28日第8版

作者:宛 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