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 载《巴蜀史志》2021年第6 期

俊才彭遵泗:其人及其书

彭 华 刘文波

巴蜀文化源远流长、一脉相承,是中华文化大家园中重要的区域文化之一。在汉晋时期、两宋时期、晚清民国时期,巴蜀文化铸就三大高峰。

在三大高峰时期,巴蜀之地涌现出众多英才俊杰和文化大家,如汉之扬雄(前53—18)、唐之李白(705—766)、宋之苏轼(1037—1101)、明之杨慎(1488—1559)以及近现代之蒙文通(1894—1968)与郭沫若(1892—1978)6人。

除此6位大师巨匠外,在儒释道三教之中、在经史子集四部之内、在文史哲三科之列,亦尚多英杰俊彦。如清代“蜀中三才子”——彭端淑(1699—1779)、李调元(1734—1803)、张问陶(1764—1814)。而彭端淑之弟彭遵泗,也是彪炳青史的一代俊才。

一、彭遵泗其人其书

彭遵泗(1701—1760),字磐泉,号丹溪生,四川省丹棱县人。文学家、教育家彭端淑之弟,与彭肇洙(1701—1777)为孪生兄弟。彭遵泗与兄彭端淑、彭肇洙齐名,人称“三彭”。丹棱县齐乐镇(原丹棱镇)的“三彭路”,即以彭端淑兄弟3人命名。

彭遵泗自幼好学,聪明过人。据彭端淑《雪夜诗谈》卷下记载,彭遵泗7岁能诗。后与兄彭端淑、彭肇洙读书于本邑紫云寺,互为师友,又得外祖父、夹江进士王庭诏教诲,博览群书,学识大进。

彭遵泗由科第入仕,虽有政绩,但仕途不顺。清雍正八年(1730)拔贡生,雍正十三年(1735)中举人,为当年乡试解元。清乾隆二年(1737)进士及第,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迁兵部主事,后擢兵部员外郎。乾隆十五年(1750),外放甘肃凉州府同知。乾隆十七年(1752)转调湖北,任黄州府同知。乾隆十九年(1754),署江防同知。为官颇有政绩。乾隆二十一年(1756),以卓异之才不为世用,自请卸职归里。后病卒于家。子女多人,彭延庆(字衍之)为其三子,《清史列传》《四川通志》等有传。

彭遵泗学问淹雅,善诗,尤长于古文,善著述。在京时,彭遵泗与诸文人唱和,颇为时人叹赏。彭端淑谓彭遵泗“其文古穆,似魏晋人笔意”。李调元(1734—1803)谓彭遵泗诗“先宗小杜,后宗大杜”(《蜀雅》)。

彭遵泗勤于写作,著述颇丰,但不善于整理自己的作品(“不能自缮其本”),往往随写随扔,或随手存入书箱中,“冀晚年归里,始考订以行世”。不期英年早逝而未及编订,兼之字迹潦草(“拙于字”),以至后人在整理时“零章杂沓,墨迹蒙瞀难卒读”(彭遵泗《丹溪遗编序》)。

查考文献,彭遵泗著述如下:撰著《蜀碧》,纂辑《蜀故》,编修《丹棱县志》,辑录《蜀苑》未成而卒。后人辑有《丹溪遗编》,编有《求志堂集》;另有待考著作《丹溪时文稿》一种,因未见而存疑。

兹谨略述其书:

(一)《蜀碧》4卷

此书记述张献忠(1606—1646)起义军入蜀活动事,书名取自“苌弘之血三年化碧”之意。该书版本众多,有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肇经堂刻本、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写刻本、清嘉庆三年(1798)刻本、清嘉庆十二年(1807)《借月山房汇钞》本和《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该书后收入《四库全书》。四库馆臣说:“是书纪蜀乱始末及一时死节士女,其曰蜀碧者,取苌弘之血三年化碧意也。起明崇祯元年戊辰,至我朝康熙二年癸卯;末有附记及杨展、刘道贞、铁脚板、余飞等传。其书大旨以沈云祚称献逆残蜀,由风俗之恶,故为此书,备书死难者姓名,以雪斯耻;而体例冗杂,如载桐城二老事,与蜀事无关;又如贼梦梓潼神以宗弟红柬来谒诸事,亦太涉神怪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63)

《蜀碧》虽不可尽信,但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今人有整理本和校注本。

(二)《蜀故》27卷

此书编纂目的,在于为试策者提供参考数据和保存本土文献。诚如彭肇洙《蜀故序》所说,“蜀故,此典故也,括全省之典章人物以佐案头之博览者也”“诚哉试策之宝筏,可当于通志之一助也”。

《蜀故》大约编纂于清乾隆十年至三十八年间(1745—1773),惜写成而未及付印,后由其兄彭端淑、彭肇洙和其子彭延庆整理成27卷,刻板刊印行于世(参看彭肇洙《蜀故序》、彭端淑《蜀故序》)。《蜀故》抄本已佚,刻本有乾隆补修本、白鹤堂本、读书堂本、玉元堂本、耕道斋本等。今人有整理本和校注本。

该书为类书,内容庞杂,体例全面,尤其注重民生。《蜀故》共分方域、形势、赋税、贡土、茶税、酒税、钱法、官制、选举、城市、村坊、关隘、古迹、古器、墓碑、寺庙、宫室、人物、仙道、风俗、物产、边徼、蛮夷等条目,是研究四川古代风土人情、社会风俗、山川地理、人文教育的重要参考数据和文献,实有“括典章人物,佐案头博览”之意义。

(三)《丹棱县志》12卷、首1卷

该书是彭遵泗受时任丹棱知县黄云之邀而编修,成书于清乾隆十年(1745)。这是现存最早的丹棱县志。彭端淑《丹棱县志·序》说:“今年春,余弟磬泉来京师,解所作县志示余,自山川、地理,以及风土、人物之属,森然条贯,而于艺文,搜讨尤详。”

《丹棱县志》在彭遵泗生前未能出版,在其去世后的第二年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才由新任知县李光泗主持刻印,现存。

(四)《蜀苑》若干卷

据民国12年(1923)版《丹棱县志》记载,彭遵泗“又纂《蜀苑》,未成,卒”。渝江王家驹《丹溪遗编·跋》说:“今遇公嗣君延庆于京师,得读公遗集并所纂《蜀苑》,循环把玩,慨然增叹……惜《蜀苑》为公未成之书,尚须校订。”《蜀苑》存世与否,尚需查核。

(五)《求志堂集》4卷

此书系王昶(1724—1806)所编。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九月,王昶在成都受彭端淑之托,审定彭端淑和彭遵泗诗文。乾隆四十六年(1781),王昶丁母艰回到江苏青浦。期间,将彭端淑和彭遵泗诗文编为《二彭集》10卷,彭端淑诗文为《白鹤堂集》6卷,彭遵泗诗文为《求志堂集》4卷。王昶编定之后,亲手缮写两份,一份家藏,一份交给时任青浦县令四川江安人杨卓。

(六)《丹溪遗编》2卷

此书系彭端淑、彭肇洙所编。彭肇洙《丹溪遗编序》说:“磬泉殁后,越七年余,仲兄乐斋自岭南解组归,始叩其三子延庆,得其首尾完备者诗文数十篇。”于是,彭端淑、彭肇洙将这几十篇“首尾完备”的诗文,整理编定为《丹溪遗编》2卷,彭肇洙专门为该书作序。《丹溪遗编》2卷整理成书后,并没有刻版付印。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七月,渝江王家驹在北京偶遇彭遵泗之子彭延庆,从彭延庆手中读到彭遵泗《丹溪遗编》手稿遗集,欣然为该书撰写《跋》。

《丹溪遗编》收诗42首,其中五古7首、七古5首、五排2首、七排1首、七律27首。另有带序《丹棱遗事百韵》、有序《大雅堂铭》,计入文部,未计入诗部。

《丹溪遗编》收文29篇,其中叙文5篇、跋文1篇、碑记3篇、传记8篇、墓志铭1篇、书后4篇、祭文1篇、祝文1篇、挽文2篇、铭文2篇、说1篇。

不无遗憾的是,彭遵泗虽善诗,但留存者不多。今人谓彭遵泗诗虽不多,“然气格沉雄,亦有佳者”,如《到家》《过武侯祠》等。

文部所收《杨展传》《刘道贞传》《余飞传》《铁脚板传(附向成功)》等人物传记,可补明末清初蜀中历史文献之缺。《余飞传》《铁脚板传(附向成功)》《刘道贞传》《杨展传》《书周鼎昌杀贼事》五文,又见《蜀碧》。

文部所收《蜀中烟说》,是研究清代前期四川烟叶发展和商品经济的重要文献。《蜀中烟说》记载,清代四川种烟以成都平原最为集中,新津、郫县、合江等地所产烟叶都很有名。蜀中种烟,“大约终岁获利过稻田三倍,人争趋焉”。《蜀中烟说》还记载了当时四川的烟叶加工技术,显示其时四川烟叶加工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四川的烟叶可分为“折叶(烟)”“索叶(烟)”两大类;丝烟加工技术复杂而规范,出产的名品有“盖露”“长行”“姜黄”“干丝”等,亦分为加施辅料和原烟两大类;“盖露”“长行”的品质可与福建名品“闽烟”齐名。郫(县)、崇(州)一带的丝烟加工业最为集中,“城中外,阗尽作坊”。

值得注意的是,《丹溪遗编》“史氏丹溪生曰”,使人联想到《史记》的“太史公曰”。这是作为史家的彭遵泗对古代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巴蜀史学“通观明变”的展示。

二、《丹溪遗编》整理说明

《丹溪遗编》,是笔者所承担的“巴蜀全书”子项目。关于《丹溪遗编》的整理,在此略做交代。

(一)版本

本次所据以整理的底本,是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本。原书版框高187毫米,宽260毫米。该本后以影印本形式,收入《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99册。

(二)整理

本次面世的整理本,按时下古籍整理体例,施加新式标点,且进行校勘(校勘记见脚注)。为让读者更多地了解彭遵泗其文其诗,笔者补充了彭遵泗的一些诗文,属新增。

笔者热忱希望,能有更多学人关注彭遵泗、研究彭遵泗。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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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彭 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刘文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9级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