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 载《巴蜀史志》2023年第1期

宋代蜀学名家李心传

几种代表性著述叙录

李冬梅

刘咸炘曾说:“统观蜀学,大在文史”。就史学而言,宋代是巴蜀史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有“西蜀史学”之称,成果累累,名家辈出,故刘咸炘称赞说:“盖唐后史学,莫隆于蜀”。如号称“井研四李”之一的李心传,就是与李焘齐名、号称“二李”的又一位才学识兼长的著名史家。本文即以李氏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著述为要,略述内容梗概,以见其学。

李心传(1166—1243),字微之,又字伯微,号秀岩,隆州井研(今四川省井研县)人。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荐于乡,以应试落第,遂绝意科举,立志闭门著书。理宗宝庆二年(1226),因崔与之、许奕、魏了翁等前后23人之荐,召为史馆校勘。绍定四年(1231),赐进士出身,专修《中兴四朝帝纪》。后添差通判成都府,寻迁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参议官,诏许辟官置局,修《十三朝会要》。端平三年(1236),擢工部侍郎。嘉熙二年(1238),迁秘书少监、国史馆修撰。次年因所修《宁宗纪》末卷遭丞相史嵩擅改,愤然辞官。淳祐三年(1243),卒于吴兴寓所。李心传幼承家学,博通经史,著有《丙子学易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旧闻证误》《道命录》等。《宋史》卷438有传。

《丙子学易编》

《丙子学易编》书成于嘉定九年(1216),是年干支丙子,因名《丙子学易编》。李心传《序》云,读《易》“首求诸王氏(弼)书,多所未喻。次考张子(载)书,乃粗窥其梗概。最后读程子(颐)书,则昭若揭蒙矣”。看来他是推崇洛学的。他又说:“程子之书,义理之会也,然其言犹若不专为爻画而出,于是以先君子(李舜臣)《本传》暨晦庵先生(朱熹)《本义》参焉,而后圣人画卦命爻之情无复余蕴矣。顾诸先生之言,尚有不能尽同者,因复颇为参释,随日书之,以备遗忘。间有鄙见,可以推明诸先生之说者,亦附著之。”可见他又不以《程传》为满足,于是参考其父亲李舜臣《易本传》及朱子《易本义》,另撰新书。他在《后序》又云:“然是编之作,特取王氏、张子、程子与朱文公四家之传,而间以周子(敦颐)、邵子(雍)及先君子(李舜臣)之说补之,自唐以上诸儒字义之异者亦附见焉,其有得于心思可助诸先生之说者十一二也。”纳兰成德也说:“微之(李心传字)本父书,并采王弼、张载、程颐、郭雍、朱熹诸家,而成是编。”可见其书内容,大抵继承家学,取王弼、张载、程颐、朱熹等诸家之说,再以其父李舜臣《易本传》之说证之,同时亦间附以己意,用功可谓不苟。

李心传之父李舜臣(约1137—1181),字子思,学者称隆山先生。李舜臣学《易》于冯时行,程迥尝言:“蜀人冯时行,字当可。尝言《易》之象在画,《易》之道在用。号缙云先生,其学传之李舜臣。”董真卿亦同是说。冯时行之学又源于蜀人谯定,故《宋元学案》列冯时行为谯氏门人。谯定之《易》学又得于蜀人郭载及河洛人程颐。然则李氏父子《易》学,亦兼得“蜀学易”与“理学易”二家之传,也是蜀洛会通的重要成果。

蜀人治《易》多不废象数,苏氏《易》学兼象数与人事而治之;冯时行亦谓“《易》之象在画,《易》之道在用”。李舜臣也继承这一传统,《宋史》本传说,李舜臣“尤邃于《易》,尝曰:‘《易》起于画,理事象数,皆因画以见,舍画而论,非《易》也……’著《本传》三十三篇,朱熹晚岁每为学者称之”。

李心传少承庭训,亦同父学。其书不满足于王弼以虚玄说《易》,大旨以象数解《易》,并且多援汉唐诸儒字义异说,原原本本,具有根据,故多可取之处。纳兰成德评曰:“阅其序目,大抵以象占为主,尽扫虚无穿凿之谬,盖有功于《易》道者。”

是书原本为15卷,由门人高斯得于理宗淳祐八年(1248)守桐江时刊之,原刊早已散佚,今存乃元初俞琰所节录的简本,仅为1卷。后有俞琰跋:“此书系借闻德坊周家书肆所鬻者。天寒日短,老眼昏花,并日而抄其可取者。”俞琰精于《易》学,所钞十中存一,但大旨精华多在其中,可睹原书之概略。

此书现存版本主要有《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等。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为李心传的代表作,历时12年完成,凡200卷,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堪称姊妹篇,为历代史家所推崇。其写作动机,《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自序云:“心传年十四五时,侍先君子(舜臣)官行都,颇得窃窥玉牒所藏金匮石室之副,退而过庭,则获剽闻名卿才大夫之议论。每念渡江以来,纪载未备,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将之行事犹郁而未彰,至于七十年间兵戎财赋之源流、礼乐制度之因革,有司之传,往往失坠,甚可惜也。”嘉定五年(1212)五月,许奕上宁宗的奏状云:“臣伏见隆州乡贡进士李心传……尝谓中兴以来明君良臣丰功盛烈,虽已见之《实录》等书,而南渡之初,一时私家记录,往往传闻失实,私意乱真,垂之方来,何所考信?于是纂辑科条,编年纪载……名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可见李心传撰《要录》之直接目的在于辨正记载讹误,特别是宋室南渡以来私家记载的讹误,以存信史。

是书为编年体,承司马光《资治通鉴》体例,以年月日为经,以事迹为纬。因撰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之后,故也吸取了《长编》详于史事的优点,收录材料丰富而详赡,并多在注文中或说明材料出处,或辨析材料真伪,或储材待考。《要录》在每条材料之下先概括当时发生的事件,然后用“初”“先是”等倒叙手法或引出事因、经过,或引用奏议,或加以评论。所叙事件眉目清楚,内容详赡,虽不及《资治通鉴》之简明通畅,但视李氏《长编》之富赡实有过之。四库馆臣即云:“大抵李焘学司马光而或不及光,心传学李焘而无不及。”

是书所据材料以高宗朝的国史为主,并参考大量私家著述。四库馆臣说:“其书以国史、日历为主,而参之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状、案牍、奏议、百司题名,无不胪列异同,以待后来定论。”据学人统计,其引书达200余种,第1卷引用的国史、日历、实录、专著、奏状、墓志、诏旨等达63种,第2卷达39种(含与第1卷重复),在所引书中,如《金太祖实录》、苗耀《神麓记》、钟邦直《旧帐行程录》、陶悦《奉使录》、许采《陷燕记》、傅雱《建炎通问录》、赵子抵《燕云录》、丁特起《孤臣泣血录》等书早佚,幸有《要录》保存其一鳞半爪,尚可探知其书之大略。

从《要录》记载材料看,所涉内容也极其广泛。《要录》是一部以帝纪为中心,有益于治道的编年体政治通史,重点虽只记叙高宗一朝的政治,但诸如经济、军事、外交、兵变、农民起义、少数民族情况以及各种典章制度等均有详细记载,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记载精审,态度端正,可作信史。《四库全书总目》表彰说:“宋自南渡后,史学盛行,纪述之书,最称该备,迄今存者固多,而蹖驳亦复不少。独心传是编……文虽繁而不病其冗,且其于一切是非得失之迹,皆据实诠叙,绝无轩轾缘饰于其间,尤为史家所仅见。”

故《要录》书成之时,即引起朝野上下普遍重视,李心传也因此获得极大声誉。曾矎等在奏请宁宗宣取该书时,一再请求“仍乞付国史院,以备参照编修正史”。许奕在他的奏状里也说《要录》“纲目详备,词义严整,足以备史官采择……伏乞睿慈赐以乙夜之览,仍宣付史馆……其于一朝大典,实非小补”。如此等等,足见其是一部编纂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此外,是书也记录了金太宗、熙宗、海陵王完颜亮三代史事,因此也是研究金史的基本史籍之一。可与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互补,前者有较为全面的叙述,后者则保存了较多的原始记述。

是书进呈时,多次提到“凡一百卷,缮成五十册”,但原书已佚,今本《要录》系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分为200卷。《四库全书总目》云:“《永乐大典》别载贾似道跋,称宝祐初曾刻之于扬州。而元代修宋、辽、金三史时,应购逸书,其目具见袁桷、苏天爵二集,并无此名,大概当时流传已绝,故修史诸臣均未之见。至明初,始得其遗本,亦惟《文渊阁书目》载有一部二十册,诸家书目则均不著录,今明代秘府之本又已散亡,其存于世者,惟《永乐大典》所载之本耳。”大概南宋覆亡,兵荒马乱,该书刻本或许损于兵火,或许有人藏录,但不够完整。明成祖修《永乐大典》时将其收入,幸而得以保存,辑编后传至今日。

此书今有《四库全书》本、光绪五年仁寿萧氏和光绪八年广雅书局二刻本、1936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中华书局2013年胡坤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辛庚儒点校本等。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为宋代史学名著,分甲、乙两集,每集各20卷,合40卷。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李心传撰成《朝野杂记》甲集,序言云:“每念渡江以来,记载未备,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将之行事,犹郁而未彰;至于七十年间兵戎财赋之源流,礼乐制度之因革,有司之传,往往失坠,甚可惜也。乃辑建炎至今朝野所闻之事,凡有涉一时之利害与诸人之得失者,专门著录,起丁未(建炎元年,1127),迄壬戌(嘉泰二年,1202),以类相从,凡六百有五事。”嘉定九年(1216)撰成《朝野杂记》乙集,乙集仍按甲集体例续记朝野诸事,其中有补甲集之缺,也有记嘉泰二年以后之史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为南宋初年的编年史,是书则为南宋史事类编。其书将南宋初年以来史事分门别类予以编录,如甲集分上德、郊庙、典礼、制作、朝事、时事、杂事、故事、官制﹑取士、财赋、兵马、边防13门,乙集为12门,少郊庙一门。作者虽以“杂记”为名,但其体例实同“会要”,是南宋制度文物的资料汇编,实可与《系年要录》互为经纬,互相补充。李心传生活的时代理学盛行,他推崇理学,因此是书载有《道学兴废》以及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事迹。同时,由于李心传身为四川人,因此其记四川的史事尤为翔实,故是书乃研究宋代四川历史不可缺少的资料书。

是书有清孙星华校勘记。原书与校勘记同被收录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和《丛书集成初编》。清陆心源撰《朝野杂记校》1卷,民国张钧衡辑逸文1卷,与原书一同刊入《适园丛书》第五集。

《道命录》

《道命录》是李心传晚年的作品,书成于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是书从历史的角度,采用了文件编纂与注文论述相结合的体例,记载了程朱进退之本末,从而说明理学在宋代三起三落的兴废历程,为我们研究宋代党禁、程朱理学的发展历程和命运以及李心传的思想等,提供了可靠而翔实的资料。此外,作为学术史著作,《道命录》对后来的学案体史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是书卷数,历代著录不一,《宋史》本传载为5卷,而收录在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中的却为10卷,《四库全书》所载亦为10卷。元至顺四年(1333)新安程荣秀序云:“李公《道命录》五卷,刻梓在江州,毁于兵。荣秀尝得而读之,疑其为初稿,尚欲删定而未成者。斋居之暇,僭因原本,略加厘定,汇次为十卷如左。”是李心传原稿《道命录》本为5卷,刻梓于江州,然毁于兵。后程荣秀因其原本略加厘定,汇次为10卷。

是书反映了李心传的历史观,在《道命录序》中,李氏云:“故今参取百四十年之间道学废兴之故,萃为一书,谓之《道命录》。盖以为天下安危、国家隆替之所关系者,天实为之,而非(章)惇、京、(秦)桧、(韩)侂(胄)之徒所能与也。虽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学之兴废,系乎司马文正(光)之存亡;绍兴道学之兴废,系乎赵忠简(鼎)之用舍;庆元道学之兴废,系乎赵忠定(汝愚)之去留。”又云:“道学之废兴,乃天下安危、国家隆替之所关系。”在天意、奸相贤相与学术三者之间,李氏认为只有学术能使人心正,才能使天下国家兴盛。

是书今有明刻本、《知不足斋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亦有收录,均为1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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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李冬梅(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