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本全注全译!

方志之祖《华阳国志》来了

《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推出的《越绝书》,被称为“地方志鼻祖”。今天我们要说的,同样也是被冠之以“方志之祖”的一部地方志,它就是《华阳国志》。

三全《华阳国志》

1

方志之祖,创新后世方志写作体例

《华阳国志》是晋代常璩(约291—361)编纂的一部地方志,书名中的“华阳”,意指华山之阳,也就是晋代的梁、益、宁三州,其范围包括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四省市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它记载了该地区上起巴、蜀二国的传说时期,下至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成汉政权灭亡的历史与地理。《华阳国志》是我国最早以志为名、保存最为完整的一部志书,近代梁启超称之为“方志之祖”。

汇三于一。地方志一般是指记载某一地方的地理、历史、风俗、教育、物产、人物等情况的书。常璩将传统的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者结合起来,汇于一编之中,开创了综合编纂地方志的新体例。《华阳国志》共十二卷,前四卷以四个地理单元(巴、汉中、蜀、南中)为记述对象,类似于“地理志”;卷五至卷九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公孙述以来割据蜀地者的历史,类似于“编年史”;卷十至卷十二则类似于“人物志”,记述巴蜀人物。

三全《华阳国志》目录

在各卷中,又有其体例。如前四卷,内容由“总叙”“分述”“撰曰”三部分组成,“总叙”概述该地区历史,涉及各阶段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建筑、水利、教育等方面的内容;“分述”分别记述了其下各郡的沿革、属县、人口、四至、物产、人物、风俗、民族、交通等;“撰曰”类似于《史记》的“太史公曰”,是常璩对各志的总结与评论。这种创新的体例,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地方志的先河,梁启超称赞它“其书有义法,有条贯,卓然著作之林”。

取材详审。唐代刘知幾提出,优秀的史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个方面的良好素养,认为在撰写地方志时,能像常璩那样“详”而且“审”的,没有几个人。所谓“详”,是指其取材广博、内容丰富;所谓“审”,是指其态度审慎、叙述严谨。常璩对于他所引用的传世文献,即便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等,亦不迷信、不盲从,而是审慎批判,择善而从;对于广为流传的说法,如“苌弘之血变成碧珠”“杜宇之魄化为子鹃”等,予以批驳纠谬。在写作两晋时期蜀中史事时,常璩不仅利用了成汉的档案资料,而且结合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使之真实可信。后世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郦道元的《水经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都曾大量采用《华阳国志》的内容。

三全《水经注》

文学价值。常璩使用准确、鲜明、生动的语言来述史、写人、言情、状物,从而增强了《华阳国志》的文学色彩。如,巴人“质直好义,土风敦厚”(《巴志》),蜀人则“君子精敏,小人鬼黠”(《蜀志》),牂柯郡之民“少威棱、多懦怯”“俗好鬼巫,多禁忌”(《南中志》),在横向比较中,突出各自鲜明的性格特征。

在蜀郡、广汉郡等诸人传记前,均有四言为句的赞语,言简意赅,又饱含感情:“长卿彬彬,文为世矩”,赞颂一代“辞赋大宗”司马相如,为后世所师法;“子云玄达,焕乎弘圣”,用古代称颂道德完善、智能超绝、通晓万物之道者的“弘圣”一词,彰显扬雄卓越的文学成就;“林生清寂,莫得而名”,擅长古学的林闾,即便有扬雄这般出众的弟子,但因其隐居避世,世人不知其名,此赞语中则多了几分感慨。在卷十二《序志并士女目录》中,四言为句,精练概括十二卷的内容与主旨,凸显其史识与驾驭语言的能力,让人叹为观止。

2

蜀史巨擘:史才、史学、史识皆具

2020年,在第二批四川十大历史名人榜上,《华阳国志》一书作者常璩榜上有名,同时上榜的还有司马相如、陈寿、陈子昂、格萨尔王等人。学者舒大刚为常璩入选此名人榜所写的推荐词 “方志鼻祖,蜀史巨擘”,概括了常璩的史学成就,说明常璩之所以能与这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并列的原因。

一统观念。在《华阳国志》中,常璩引用《尚书·禹贡》的“华阳、黑水惟梁州”,从地缘上论证巴蜀之地就是《禹贡》所记载的梁州,为天下九州之一;从血缘关系上,指出巴蜀古族源出黄帝,“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封”(《华阳国志·巴志》),“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华阳国志·蜀志》)。这并非是对中原政权的攀附,而是将巴蜀之地置于“大一统”的叙事中,强调巴蜀和中原人民都是炎黄子孙,各有所长且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是统一大家族中的成员,而非偏安一隅的独立存在。身处乱世的常璩目睹了战乱带来的生灵涂炭,因此能在东晋永和三年(347),东晋派桓温统率大军伐蜀兵临成都城下时,与中书监王嘏等劝李势降晋,为结束地方割据维护统一做出积极的贡献。

三全《尚书》

经世致用。在常璩看来,撰写历史著作,并非“为写作而写作”,而应该“通古今之变”,即注重从历史的成败与存亡中吸取经验教训,作为后世永远的借鉴。常璩笔下的败亡例证,前有公孙述、刘焉、刘璋,后有成汉李氏政权。他认为公孙述与刘焉、刘璋父子,三人均非英雄豪杰,只因在乱世之际得其因缘,最终成为割据一方的枭雄。公孙述迷信天命、性好符命、妄引谶记,结果“妖梦告终”而“自取灭亡”。而刘焉、刘璋父子,相继为益州牧,虽拥有富饶之地,但无宏图大志与深谋远虑,他们的懦弱无能、优柔寡断最终导致“家国覆亡”、客死异乡。在《刘后主志》中,常璩指出刘禅居非其位,才不称职,由此招致祸患,以致断送了先人的事业。

平等思想。常璩是第一个将一方妇女(“人女”)与同地士人(“人士”)并列,而为她们作传的史家,开创了地方史志为妇女立传的体例。在《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中,常璩为蜀郡、巴郡等的53位普通妇女立传书写,歌颂她们的美德、贞节、家教、勤劳。常璩认为“忠臣孝子”与“烈士贤女”都可以“奕世载美”,这些“人女”传记与“人士”传记一样,文辞典雅华美。尽管我们对常璩极力推崇的贞洁、从一而终的思想并不认同,但在常璩所处的年代,能将众位女性置于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加以书写,已属难能可贵。

3

文献考古,二重证据解读巴蜀文明

将文献与考古发现相结合,用二重证据解读巴蜀文明,这是“三全本”《华阳国志》的一大特点。在注释中,译注者充分利用传世文献与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四川盐业与冶铁遗址等的考古发现,与常璩的撰述相互补充、印证,释疑解惑,以加深读者对原书的理解。现举几例做一说明。

释疑解惑。在《华阳国志》的“永昌郡”部分,记述哀牢夷人“衣后著尾,臂胫刻文”。同样地,《太平御览》卷七百九十一引《永昌郡传》的一条记载,也说“……尾若龟形,长四五寸。欲坐,辄先穿地空,以安其尾。若邂逅误折尾,便死”。译注者认为,所谓“衣后著尾”,指的是衣服后有尾巴状的饰物,并不是说哀牢夷人长有尾巴,并引用云南昆明晋宁区石寨山青铜器图像上,有诸多背后拖有长尾状衣饰的人像进行说明。当对“衣后著尾”一说有了直观认识后,相信读者定会豁然开朗。

纠正错误。“抑绌虚妄,纠正谬言”是常璩撰史的原则,有趣的是,常璩也犯了一些错误。《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败于鄾。是后,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其实春秋时晋楚争霸,楚国从未成为中原霸主,此处“楚主夏盟”有误。注释中用按语的形式对此情况做了说明,并根据上下文推测,此处实指春秋末期,此时晋国衰落,楚国在东方诸国中国力最为强大。至进入战国初期,楚国方成为东方合纵的盟主。

考证史实。《华阳国志·序志》:“又言蜀椎髻左衽,未知书,文翁始知书学。”译注者认为,巴蜀并非“不晓文字”,而是该地所使用的是与中原不同的文字。巴蜀地区出土过数量众多的“巴蜀符号”(或称“巴蜀图语”),这应该是一种还没有被破译的文字。2006年6月,成都金沙遗址出土过两件石磬(大石磬、小石磬);2021年5月,三星堆遗址8号坑出土过石磬残片(大石磬)、大铜铃、大鼓(疑似),这也证明古蜀国并非“未有礼乐”。

图片来源:红星新闻

三星堆以及其他遗址的考古发掘,帮助我们填补了早期巴蜀文化的空白,也使《华阳国志》对巴蜀古文明的记载成为信史。如果您对这片土地上的文明起源与发展有强烈的好奇与探险欲望,欢迎打开《华阳国志》,开启一段神奇之旅。

来源:中华书局1912

供稿: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