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渊与新津天社山

庞惊涛

北宋元符三年(1100)夏,诗人黄庭坚自戎州(宜宾)谪所出发,乘舟前往青神县探望姑母。在青神姑母家短暂居住期间,黄庭坚接待了一个来自新津的少年,因欣于少年的诗才,黄庭坚不仅答应随从少年学诗,还欣然同意收少年为弟子。

这个幸运的少年,就是生于成都新津的任渊。

按任渊约生于北宋元祐五年(1090)算来,这个时候的任渊大约刚好10岁。在外人看来,以黄庭坚其时在书法和诗文成就已与苏东坡“苏黄”并称的文坛地位,以及黄庭坚在5年后即谢世、存世时间已很短暂的现实,任渊能在这个时候成为黄庭坚的弟子,实在是一个“天大”的殊荣。

但若细细推究,黄庭坚这一选择,自有他超越常人的洞见和基于诗人心灵相通的精准预判。世不乏天才,但缺乏既为天才又敏毅于行者,天才少年任渊身上一定有一种沉潜刚毅的性格力量打动了已然是宗师的黄庭坚的内心。他从少年任渊眼中,看到的不仅是一人一姓的诗作传衍,更有千秋万代的诗学光大。

事实证明,他和少年任渊的这一番结缘,冥冥之中,既造就了一部影响深远的《山谷诗集注》,又使与青神水路相通的新津一并载入了中国文学史。

北宋崇宁四年(1105)9月30日,黄庭坚病逝于宜州。任渊得到这个消息后,大为悲痛,感念于这一段特别的师生情缘,更感佩于老师黄庭坚的为人,此时方15岁的任渊发愿整理和注释老师的诗作。

6年后的北宋政和元年(1111),任渊便拿出了《山谷诗集注》的初稿,这时的任渊,也才21岁。以这样的年龄,能够整理并注释黄庭坚的诗稿,其天分、才情以及勇毅深情的任事能力,真不负黄庭坚当年的欣赏。

但《山谷诗集注》却在44年后才得以刊布。也就是说,从1111年拿出初稿开始,一直到1155年,任渊大半生的精力都在做一件事,那就是对《山谷诗集注》初稿进行不断增补和修改,其严谨的学术态度、多方求证核实的问学精神以及力求将《山谷诗集注》做成传世精品的学术理想,让人动容。

绍兴二十五年(1155),鄱阳人许尹为成都府路转运判官,总领四川财赋。许尹到成都后,听说任渊穷半生心血整理和注释黄庭坚诗作,不仅大为感动,当即出资出版了《山谷诗集注》,并欣然为这部作品作序。

任渊整理并注释黄庭坚诗作,主要依据《豫章黄先生文集》,所收诗作起自元丰元年(1078),以后乃系年编次并注释,所成《山谷诗集注》为二十卷。在引言中,任渊阐明了编辑和注释之缘:“近世所编《豫章集》,诗凡七百余篇,大抵山谷入馆后所作。山谷尝仿《庄子》,分其诗文为内、外篇。此盖内篇也,晚年精妙之极,具于此矣。然诠次不伦,离合失当。今以事系年,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其不可考者,即从旧次,或以类相从。诗各有注,离为二十卷云。”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任渊在《山谷诗集注》上的署名并不是“任渊注”,而是在这三个字前面加了“天社”两个字。有人理解为这是任渊的另一个字号,实则不然。按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五二云:“天社山,在新津南三里,北枕大江,南接连岭。”天社是新津的山名,任渊在自己的名字前加这个具有特殊地理标志的“天社”二字,足见他对天社山的喜爱。

然而,任渊为什么不加“新津”两字呢?因为从地理标志的识别性来看,“新津”显然比“天社”更具有识别性。这就不得不从任渊生平及其情感因素来推究原因了。

黄庭坚《山谷集》任渊 史容注

任渊,宋史无传,从北宋和南宋之交的零星文献记录里,大体可窥任渊生平。许尹在序中对任渊有这样的介绍:“三江任君子渊,博极群书,尚友古人……子渊名渊,尝以文艺类试有司,为四川第一,盖今日之国士天下士也。”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于新津县云:“三江,县东三里有三江上渡,又东二里有三江下渡。志云:大江之水,自崇庆州流经县北十里,曰白马江,绕流县南一里;又东与二江下流合,故曰三江。”可知任渊生长于新津三江汇流之地。

任渊以类省试第一而被赐进士及第,乃有游幕四川安抚制置使王刚中及任职双流县令等仕宦经历,并在双流留下了诸多善政,可知任渊不仅文才了得,于治理地方也极有水平。但从政似乎从来不是他最大的人生理想,他念兹在兹的,仍然是做学问。这也就能理解,故里山河对于一心想要隐居著述的他来说,具有何等重要的分量。或者说,走出天社山见识了其师黄庭坚的高度后,他渴望重回天社山,用余生去缅怀老师黄庭坚的绝艳惊才和率真气性。

更进一步说,天社山还蕴藏着深厚的人文历史,自有“新津”两字不能代言的妙处。相传轩辕黄帝在此山学道,老子归隐此山,历史上张道陵在此设立教区,故天社山是道教“三祖圣地”。东汉建安二十一年(216),犍为太守李严“乃凿天社山,寻江通车道,省桥,梁三津,吏民悦之”。唐代的《元和郡县志》记载:“天社山在县南三里,在成都南百里。北枕大江,南接连岭,每益土有难,人多依焉。”足见天社山的重要性,及其对新津人乃至成都人的眷顾。

天社山是新津南河南岸群山的总称。其中蜀汉李严“凿天社山”之处,到了唐代叫修觉山,唐明皇避难入蜀,在此驻跸,题了“修觉山”三字,于是修觉山就从天社山独立了出来。此后,杜甫四游新津,在诗中盛赞修觉山之灵秀。北宋嘉祐年间,苏轼苏辙兄弟游修觉山,苏辙在《绝胜亭》一诗中,更是将修觉山上的绝胜亭与岳阳楼并提,使修觉山一跃而成为中国文化名山。

“天社”“修觉”二山皆有盛名,为何任渊舍“修觉”而用“天社”呢?我以为,任渊一心归隐为学,比起佛家色彩浓厚的“修觉”之谓,自然更看重道家三祖圣地的“天社”称谓及其蕴藏的道家义理,所以,他才在《山谷诗集注》里,率真坦然地署上了“天社任渊注”五字。

自唐代在天社山建起老君观,民间便将天社山呼为“老君山”,而天社山这一称谓则深藏在文献记录里,很少被人提起。记忆如同三江之水,世代冲刷,乃趋于明明灭灭,若不是任渊在《山谷诗集注》里理直气壮的自署,“天社山”这段历史,或许便再难追索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任渊对新津故里的贡献,又岂止一部《山谷诗集注》。

敬告:本文已经成都日报授权转载,未经原发媒体成都日报授权,请勿转载。

来源:《成都日报》2023年7月4日第8版

作者:庞惊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