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相如在开发西南夷中的贡献

吴明贤

摘要:司马相如在汉武帝时期先后两次出使巴蜀,作《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准确地宣示了汉王朝的旨意,对开发西南夷作了政策上和理论上的阐述,安定了民心,取得了开发西南夷的成功,显示了他卓越的政治才干,同时对汉王朝经营西南地区、开通南丝绸之路也有着重大意义。

关键词:司马相如;汉武帝;巴蜀西;南夷

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8年),四川蓬安人,小名犬子,后慕蔺相如之为人,改名相如。文翁为蜀守,遣相如游学京师,以文辞显于世,景帝时曾任武骑常侍,客游梁,作《子虚赋》,归蜀依临邛令王吉,娶卓王孙女文君。武帝好辞赋,因乡人狗监杨得意的推荐得武帝召见,作《上林赋》,因以为郎,受到武帝的信任。武帝时期,曾两次奉使西南,作《喻巴蜀檄》与《难蜀父老》,对祖国西南部的开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尝试论之。

司马相如画像(梅凯 作,四川省方志馆藏)

一

从刘邦建立汉王朝到武帝之时,“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经济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空前强大统一。在此基础上,汉武帝北征匈奴,以武力消弭边患,开疆拓土,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其后对西南地区的开拓与发展,进一步拓展大汉王朝的疆域领土也就是必然的了。

汉代及汉以前,在四川西部、南部和云南、贵州一带居住着一些少数民族,被统称为西南夷。这些地区的民族经济发展既不平衡,亦相当滞后。其中部分定居,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大部分从事游牧渔猎或半农半牧。“秦时尝破,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早在秦王朝时就已开通了西南夷,并设置郡守官吏进行管辖了。他们与巴蜀地区也都有着商业上的往来,关系较为密切。只是到了西汉初期,由于中央政权把注意力集中于内部的巩固和北边的安宁,因此和西南夷地区的联系较少,暂时出现了空白。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东越(闽越)趁机出兵攻打南越,南越告急,请求汉政府支援。汉武帝派大行令王恢率军队出豫章攻打东越。事情平息后,王恢派番阳令唐蒙去南越,通报有关情况,并借以显示汉王朝的兵威。唐蒙出于制伏南越的目的,产生了开发西南夷的设想,并上书汉武帝说:

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疆,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

唐蒙认为从南方长沙、南昌往南越,水道阻绝,往往难通,不如由夜郎浮江而下,可出其不意;加上汉兵的强大,巴蜀的富饶,通道夜郎,为置官吏,这样由制越进而开发西南就很是容易了。唐蒙的建议是根据他在南越吃到蜀地产的枸酱再调察其由蜀传到南越的路线后才提出的,有充分的可行性。这一建议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周边的小邑也贪图汉王朝丰厚的物质赏赐,又认为距汉遥远,道险难通,最终汉亦不能占有,因此也想暂且听从唐蒙之约。于是汉就将这些地方统一置为犍为郡,受汉管辖。并征发巴蜀士卒修治道路,从僰道直指牂柯江。司马相如亦向武帝建言,认为“西夷邛、筰可置郡”。加之当时唐蒙率领巴蜀的吏卒千人,并征发了万余人转运辎重,他这样大规模地动用人力、财力,在当地百姓中引起了不满与骚动,而唐蒙为此亦用军兴法诛杀了为首者,更使得“巴蜀民大惊恐”,人心浮动,地方不安。汉武帝闻听这种情况,“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喻巴蜀檄》一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是司马相如出使巴蜀时发布的政府文告。

由于司马相如出使的帮助,终使唐蒙打开了通西南夷的道路,“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从而扩大了汉在西南的疆域。但在这一开发西南的过程中,汉王朝曾征发巴、蜀、汉中、广汉四郡数万的人力和财力开凿道路,“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于是在巴蜀地区的一部分年长而有声望的人中,就产生了开发川西、川南地区无益的议论,甚至朝廷大臣中也有人反对,公孙弘在出使巴蜀返回朝廷后就“言其不便”,后又“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妄图动摇武帝开发西南的决策与信心。但另一方面,“是时邛、筰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川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酋长看到南夷与汉通的物质好处,又主动请求内附,要求汉中央政府像对待南夷一样为之置吏。在此情况下,汉武帝征求熟悉西南情况的司马相如的意见,司马相如回答说:

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

认为川西南地区道路易通,汉以前就曾经是中央王朝的郡县,只是汉以后才废弃。如果现在重新开通西南夷,为置郡县官吏进行管理,那会比通南夷的好处更多。因而极力主张设郡置县,开发邛、筰等蜀之西南地区。汉武帝认为司马相如的意见正确合理,于是派遣司马相如以中郎将的身份再次出使巴蜀,并为他“建节”,置副使,“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南夷”。可见汉武帝对此是十分重视的。相如这次完成使命亦非常成功。《难蜀父老》一文就是司马相如针对当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为用,大臣亦以为然”的情况,“欲谏,业己建之,不敢,乃著书”,在第二次出使巴蜀时写下的,是对蜀父老所做的说服教育工作,也是对朝廷反对开发西南夷的大臣的批判回答。从文中所言“汉兴七十有八载”可知,时在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

唐蒙入南越、入蜀及西南夷图(图片来源:封面新闻)

二

开发西南夷,自汉武帝开始,一直就是汉王朝的基本国策,直至汉末,未尝改变。这既是出于汉王朝大一统的现实政治的需要,也是促进民族融合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西汉初,由于困于诸侯王内乱和防御匈奴的南侵,汉王朝一度无暇顾及西南地区。但这并不等于汉王朝中央政府忽视或不重视西南地区。当中央王朝巩固了内部的政权,对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解除了北方边患的时候,开发西南夷就必然会提上议事日程,因为“好大喜功”是汉武帝此时的深层心理意识,开疆拓土则是他的进攻方略,西南夷地区则是他成就文治武功的又一个场地。毫无疑问,开发西南夷,不仅沟通了汉王朝与西南众多少数民族的关系,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而且更重要的是解除了西南边患,巩固了汉王朝大一统的局面,也满足了汉武帝的自大心理和成就感。司马相如《难蜀父老》《喻巴蜀檄》就清楚地揭示了这一时代的特点。蜀中父老不满意于朝廷开发西南夷使“百姓力屈”“而功不竟”,认为“邛、筰、西夷之与中国并也,历年兹多,不可记己。仁者不以德来,强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邛、筰、西僰等族与中原并存,历史悠久,过去的仁德之君、强盛之国尚不能兼并他们,使之臣服。现在汉王朝却“割齐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无用”,这是不可行的。司马相如针对这种错误的论调尖锐地指出,“必若所云,则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也”,如果真像蜀父老所言,那巴蜀地区也将永远处在蛮夷状志而不会变服异俗了。在此基础上,他还进一步指出:

盖世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他认为开发西南夷是与一般人所做的事不同,是“非常之人”所要做的一件“非常之事”,是武帝所要建立的“非常之功”。这种事情在开始阶段往往不被百姓理解,甚至使百姓感到惊惧而反对,但一旦成功,则天下安定,造福于人民,受益于百姓。因而他竭力支持武帝的这项政策,认为“贤君之践位也,岂特委琐喔

拘文牵俗,修诵习传,当世取说云尔哉!必将崇论吰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鹜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贤明的君主既不会拘守成法旧规,也不会媚俗从众,他所追求的是发表博大的见解,高深的议论,开基创业,为后世树立典范。他的胸襟应兼容并包天下万事万物,他的思虑是如何成为一个参天贰地的英雄人物。如果天地间不能得到他的恩泽,他就要感到耻辱。这番议论,不仅对开发西南夷作了政策上的阐发和理论上的论述,为开发西南夷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扫清了舆论上的障碍,而且准确地表达了汉武帝开疆拓土、经营边陲四夷的雄心壮志,维护了武帝的声威和尊严。同时也安定了民心,为自己完成使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此外,司马相如还指出开发西南夷也给西南边地人民带来了好处,因而受到了边地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他说:

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域,舟车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内之则时犯义侵礼于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放杀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虏,系缧号泣。内乡而怨……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为之垂泣,况乎上圣,又焉能已?

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惰怠,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乡风慕义,欲为臣妾,道理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

这些“殊俗之国”,地处偏远,交通阻塞,人烟稀少,经济落后,文教亦不发达,故“邪行横作”,内部极不稳定,因而人心思安,“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早就希望汉王朝中央政权不要遗弃他们,而要“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继周氏之绝业”,希望能解救他们,发扬崇高的美德,一反衰世的颓风,继承周代盛世的事业。“使疏逖不闭,曶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讨伐于彼。”最后达到“遐尔一体,中外禔福”。使远近连成一体,无论中原还是外族都享安福,真正做到大一统。可见,开发西南夷是深受西南边地各族人民的拥护的,是深得民心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司马相如才在批评唐蒙等人“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过度使用巴蜀民力的做法有违朝廷旨意的同时,又坚定地指出为开通西南夷而供奉财力也是臣子应尽的责任,严厉谴责了巴蜀父老不“急国家之难”的短视行为:

今奉币役至南夷,即自贱杀,或亡逃抵诛,身死无名,谥为至愚,耻及父母,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然此非独行者之罪也,父母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认为那些奉命调派护送使者至南夷的人自加伤残,逃亡获罪,累及父母,天下讥笑,其被刑戮,也是寡廉鲜耻,罪有应得。勉励教育他们要“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进人臣之道”,从大局出发,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作出一些必要的牺牲,为国家所出应有的贡献。可见,司马相如为开发西南夷千方百计地对当地百姓进行着说服动员工作。这也是他两次出使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司马相如功不可没,其在当时及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

司马相如生活在汉武帝时代,以辞赋为武帝所赏识,深知此时的汉武帝好大喜功,急欲开边拓土,作“非常之人”,建“非常之功”,成为“兼容并包”“参天贰地”“创业垂统”的一代“贤主”,故投其所好,先后写下了“劝百讽一”的《子虚赋》《上林赋》,歌颂武帝功德,盛赞汉王朝大一统的赫赫威势和文治武功,成就了武帝文学侍臣的特殊地位。即如《喻巴蜀檄》《难蜀父老》这两篇文章,设为问答,正面阐述开疆拓土是帝王创基立业的“非常之事”,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事昭而理辨”,排比铺张,纵横驰骋,“气盛而辞断”,诚如刘勰所说“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与他的其他赋作有相同的主旨和相似的风格。但他同时又出生于西南蜀地,从小耳濡目染,对西南巴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以至民情、风俗等皆甚为熟悉,对西南夷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差异也就甚为清楚明白,故其对武帝开发西南夷的好处与意义的认识也就更为深刻,自然他也就成为了汉武帝开通西南夷、经营大西南政策的鼓吹者、支持者和执行者。他两次出使巴蜀,受命于危难之际,代表朝廷,向巴蜀父老及百姓准确地宣示朝廷旨意,安定了民心,在开通西南夷的整个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使开发西南夷取得了成功。据《汉书·司马相如传》载:

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莋、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臣妾,除边关,[边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灵山道、桥孙水,以通邛、莋。还报,天子大悦。

这不仅使邛、莋、冉、駹、斯榆等皆归顺内附,成为汉王朝的臣子;西至沫水(今大渡河)、若水(今雅砻江),南到牂牁江(今贵州北盘江)的大部分地区(即今四川西南部及贵州大部)并入了汉王朝的版图,而且又凿通了灵关道(在今四川芦山)、架起了孙水(今四川安宁河)大桥,官道可直通邛都(今四川西昌东南),加强了这些地区与内地的联系,便于中央王朝对这些地区的管辖治理。司马相如两次出使巴蜀及开发西南夷的成功,显示了他卓越的政治才干,说明他并非只是一个没有头脑的风流才子和歌功颂德的辞赋家,而且更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开边功臣和政治家。所谓“西南夷发于唐蒙、司马相如”,这个评价是正确的。《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两文则正是司马相如这种政治才干的具体体现。

自司马相如两使巴蜀开通西南夷后,汉王朝对该地区的开发经营便迅速展开。汉武帝先后在这一地区设置了犍为郡、牂牁郡、越西郡、沈黎郡、汶山郡、武都郡、益州郡等七郡,云南、贵州及广西等地皆纳入了汉王朝的版图。西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正式设置的这七个“初郡”,开始实行与全国统一的郡县制,既任命太守,同时又保留“部族”组织,加封土长为王、侯、邑长,实行由当地土长直接统治,由中央委派的太守监督土长的“以夷治夷”的“羁縻”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宠焉”。司马贞《史记·索隐述赞》也说:“西南外徼……異俗殊风。夜郎最大,邛、莋称雄。及置郡县,万代推功。”不仅稳定了西南边疆,而且由于与内地加强了联系,“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莋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据《西京杂记》载:在司马相如开发西南夷到云贵边地时,当时的“牂柯名士”盛览,就曾求见司马相如,虚心向其请教写作辞赋的方法。司马相如告诉他说:“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以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斯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盛览得到司马相如的教诲后,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得到了写赋的真谛,也创作了《合组歌》《列锦赋》等作品。他回到牂牁后又积极从事教育工作,传授学术知识,促进了当地文化学术的发展与繁荣。正如邵远平《续宏简录》所说:“司马相如入西南夷,土人盛览从学,归以授其乡,文教始开。”

西南夷的开通,也打开了南丝绸之路,进一步发展了汉王朝与东南亚及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开发西南夷之前,汉武帝已派张骞打开了通西域的北丝绸之路,即由长安至武威、敦煌,再到高昌、焉耆或再到鄯善、于阗的路线。这条灿烂的丝绸之路,无疑对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古代世界文明进程起了积极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张骞又向汉武帝建议开发南丝绸之路,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

及元狩元年(前122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今阿富汗)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今印度),可数千里,得蜀故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厦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

汉武帝接受了张骞的建议,“间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国”,从而开辟了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是由古蜀(四川成都)往滇(云南)、骠(缅甸),通往身毒(印度)的交通要道。但此路的开通,亦全凭西南夷的开发才得以实现,若西南夷未入大汉王朝的版图,未受汉中央政府的管辖与统治,则由蜀至骠的千里之途就必然断绝难行。南丝绸之路黄金大道开通后,在漫长的岁月里,大批马帮艰难地行走在这条古道上,源源不断地运送着丝绸、琉璃、黄金、玉石、贝、茶叶、稻谷等物资,进行着频繁的商业贸易与人员交流。这无疑加强了大汉王朝同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互相发展。大汉王朝通过南北丝绸之路吸纳了东南亚及西域地区文明的许多精华,同时也向他们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华夏文明的灿烂辉煌,使东西方经济文化在大汉王朝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真可谓是“兼容并包”“参天贰地”的“非常之功”了。

来源: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原刊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作者:吴明贤(1946年生,四川平昌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