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碑见证日本侵略者

对南京的 “文化洗劫”

张双全

编者案:今天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及四川省情网特发布《千年古碑见证日本侵略者对南京的 “文化洗劫”》一文,让我们一起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一起维护世界和平及正义良知,促进共同发展和时代进步。

翻开日本侵华史,从甲午战争到日本作为参与国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再到历时14年的抗日战争,日寇侵华史也是中国文物横遭摧残和劫掠的痛史。从最初借“考古调查”名义进行的巧取,到后来明目张胆的豪夺和疯狂破坏,日寇的铁骑枪炮之下,中国文物蒙受了巨大的灾难。

南朝(420—589)指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与北朝相对的南方偏安政权,经历了皆以建康(南京)为都城的宋、齐、梁、陈四个政权时期。隋文帝杨坚灭陈统一中国后,对南朝都城下令“平荡耕垦”,建康所遗宫阙、陵园、城垣、寺庵、庐舍庶几无存,但地处建康城外远郊多处南朝墓葬石刻,却侥幸地保存下来。

虽历1500多年灾害风雨和战乱兵燹,到了清末民初,其蕴含与承载的研究南朝历史、书法、宗教、甚至中亚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等巨大文化和实物价值,逐渐引起了国内外尤其是日本等国一批人的“兴趣”与关注,早在1920—1925年,关也贞、常盘大定等日本人先后5次到中国,其中第一次、第二次两次专程到南京拍摄与测量南朝石刻,并形成《支那文化史迹》等著录,继而长广敏雄、町田章、曾布川宽等一批日本人,也加入了“考察”“研究”南朝石刻艺术的行列。

所谓“支那”是近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蔑称。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失败后,长久以来一直把中国尊为上国的日本人,在狂喜之余大为陶醉。从此,“支那”一词在日本开始带上了战胜者对失败者的轻蔑色彩。1913年又根据日本驻华公使提议商定:日本政府今后均以“支那”称呼中国。仅该书的书名就带有日本军国主义的标签。

其中,不少人先后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洗劫中华文化遗产的“鹰犬”,成了不拿东洋刀披着学者外衣的日本文化法西斯,为其后日本侵略者“文化扫荡”提供了“按图索骥”的依据,间接直接地留下了有计划、有目的使中国文化遗产招致掠夺的“祸根”。

被劫南朝石天禄东瀛望乡

南朝陵墓前神道石柱,由柱础、柱身和柱盖构成,是南朝王侯墓葬的特有形制。栖霞地区是遗存南朝陵墓石柱最多的地区,主要有萧景、萧宏、萧暎、萧秀、萧伟墓及徐家村、栖霞街道张库村失名墓等神道石柱。

梁文帝萧顺之建陵石刻全景(东-西)

萧融(472—501)墓也有神道石柱。萧融字幼达,南兰陵郡兰陵县(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南朝梁宗室大臣,梁文帝萧顺之第五子,梁武帝萧衍之弟,母为李太妃。东昏侯永元三年(501年4月15日),萧融被杀,享年30岁。梁武帝天监元年,追赠散骑常侍、抚军将军、桂阳郡王,谥号为“简”。

萧融墓神道石刻,东辟邪保存较好

如今,也还能见到萧融墓神道东侧辟邪前蹲踞着的小辟邪,据此可以判断此物就是从原神道石柱柱盖上脱落下来的构件,是原来神道石柱上的组成部分。后人只能从萧融墓神道西侧石柱上、萧宏墓神道东侧石柱上(柱盖上小辟邪、小天禄一类的石兽已不存,仅遗石质柱盖)大致推断与揣摩石柱上这些神兽原先构建和安放的形制。

柱盖上石兽柱盖脱落的原因,大都非人为因素,从《梁代陵墓考》书中“天电(雷电)击石”相关记载得到印证。1935年,中央大学教授朱偰先生调查南朝陵墓石刻曾拍下照片,其中就有彼时转藏于南京古物保存所内萧秀墓神道石柱柱盖上落地的小天禄。朱偰先生著《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存有其照。浙江博物馆副研究员魏丽莎,考证日本人松本信广所著《江南路查》所载,在《东方博物》2005年第4期上刊文《南京文物大劫难》,揭露了萧秀墓神道石柱柱盖上的小天禄,被日本人窃运的史实真相。

遭劫前原收藏于古物保护所内的南朝石刻小天禄

1938年,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日本右翼鼻祖福泽谕吉创办的私立大学)出版了一本名为《江南路查》(又译作《江南踏查》)的报告书,作者为松本信广。这份报告书的序中写道:昭和十二年(1937)南京陷落,为了适应时局的发展,急需快速向中国派员进行“学术调查”以及古文化遗变的发掘。

为此,1938年5月,庆应义塾大学向中国派出了3个“学术旅行队”,其中,松本信广等所在的“学术旅行队”劫掠重点,就在中国江浙一带尤其是南京地区。《江南路查》书中记载,松本信广、保坂三郎、西冈秀雄等人于1938年5月从东京出发,到达南京后,在日军严密护卫下,先后劫掠了国民政府时期地处南京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址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南京古物保存所、六朝墓等处。

1938年,日本“学术旅行队”在日军保护下,劫掠地处南京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资料

《江南路查》记载,松本一行名为“学术考察”实为“文化扫荡”,其劫掠计划和行动完全由侵华日军特务部直接负责。“学术考察队”报告书中附有松本“旅行队”活动现场以及日本军队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的警戒照片。

魏丽莎写道,南京古物保存所于1915年建立,位于南京明故宫旧址,是中国较早建立的博物馆之一。该所成立后,发掘南京明故宫(1929年)、南京栖霞山甘家巷地区三国时期墓葬(1930年)等,取得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一夜间摧毁了中国学术界历经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研究所。古物保存所内可以拿走的文物,全部被日本侵略者盗走,剩下的只是堆积如山的陶器碎片和二楼散落一地的纸片拓本。名器(珍贵的文物,尤其钟鼎)类无一完整之物。

尽管如此,松本等人还是不肯放过,他们将这些残存的文物,全部运往地处鸡笼山(北极阁)南麓彼时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内。

其中,最珍贵的要数收藏在古物保存所内南朝萧秀墓葬石阙顶盘上的石雕天禄。萧秀(475—518),为梁武帝萧衍七弟,封梁安成康王,埋葬地在栖霞镇(今栖霞区栖霞街道甘家巷小学内)。这里是最为丰富、规模最为完整的一处南朝墓石刻。现存石辟邪2件,石柱1件、石碑3件、碑座2件,两只辟邪东西相对,东辟邪完整,西辟邪微残,均躯体硕大,遍体刻毛饰纹。神道碑有3件,2立1倒,萧秀墓碑文为南朝书法家贝义渊所写。柱顶石雕天禄兽高0.58米、长0.6米、盘径0.855米、厚0.13米,遭雷击落地。

1924年,时任江苏省省长韩国钧(字紫石)将它移至古物保存所保存,可惜此物最终也没有逃脱日本侵略者魔掌。抗战爆发后,该石兽终被日本侵略者窃运回日本。

沧桑萧憺碑经历劫难

萧憺碑全名为“梁故侍中司徒骠骑将军始兴忠武王之碑”,发现于南京栖霞区十月村。不少著名的中国学者认为,此碑书法以实物印证了中国书法艺术从隶书变化到楷书的衍变过程。萧憺碑高5.6米、宽1.6米、厚0.2米,龟座高1.15米,碑前尚有残毁石辟邪二。

萧憺碑图像

萧憺(478—522),字僧达,梁武帝萧衍十一弟。梁天监三年(504),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封始兴郡王。梁普通三年(522)11月去世,享年45岁。萧憺碑最早拓本现为故宫博物院所藏。此碑虽经1500多年风吹雨打,时至抗战前夕,碑文已残损过半,但相较迄今梁代存世的其他碑文石刻,萧憺碑碑体保存得尚称完好,残留文字较为清晰,不少碑文仍可辨读。此碑碑文书法舒和雍容,结体峻密,为南朝碑碣所罕见。此碑碑文为梁代文学家、中书令徐勉所撰,碑文亦为彼时书法家贝义渊书写。萧憺碑文字共有三十六行,每行八十六字,全文约三千字上下。贝义渊,浙江湖州人,生平事迹已无可考。但其仅凭此碑,跻身中国古代著名书法家行列。

萧憺碑拓片之局部

萧憺碑的相关研究,曾著录于著名学者洪颐煊《平津读碑记》、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罗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等人的书稿中。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文中亦认为:“贝义渊书《始兴王碑》,长枪大戟,实启率更。其碑千余字(原文如此),完好者三分之一,尤为异宝。” 所谓“率更”,即率(lù)更令,唐代官职名。指唐书法家欧阳询。欧阳询曾任率更令,古时习惯以曾任官职表示尊称,故称“率更”。

此碑书法对后世影响极大。康有为认为,此碑书法系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询)体楷书形成之宗源。

唐代书法巨擘欧阳询(557—641)欧体书法为其所创,其父欧阳纥20岁随先人从军,骁勇善战,后来子承父业,任都督交、广等十九州诸军事,广州刺史等职。陈宣帝太建元年(569),皇帝因猜疑其怀有二心,迁其为左卫将军。欧阳纥于是据广州起兵反叛,第二年春兵败被擒,举家上下只欧阳询一人因逃匿而豁免,其余悉数被杀。此时欧阳询年仅13岁,此后两月,皇太后驾崩,大赦天下,欧阳询因此而免死,逃过一劫,并被父亲生前好友江总收养。

欧阳询随养父20余年,长居建康(今南京)。其间,欧阳询对贝义渊书萧憺碑多有揣摩探究。康有为认为贝义渊书法“若结体峻密,行笔英锐,直与率更《皇甫君碑》无二,乃知率更专学此碑。”康有为弟子梁启超对萧憺碑则更为推崇,称“南派(古代书法)代表当推此碑”。

抗战前的萧憺碑碑亭

因萧憺碑文化价值极大,清光绪年间曾为萧憺碑建过碑亭,旨在妥为保护此碑,因年代久远,碑亭损毁。民国初,南京古物保存所重建萧憺碑亭,重建碑亭为砖混仿古结构,戗角飞檐,为时任南京古物保存所主任杨鹿鸣亲自督建。

历史上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尤其是唐代文化的影响。面对影响到唐以后甚至日本等国书法艺术、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萧憺碑,日本侵略者觊觎很久垂涎三尺。

1937年,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不久,即着手计划窃运萧憺碑,为方便阴谋实施,萧憺碑亭被日本侵略者悍然拆毁。若非萧憺碑体型巨大,碑身沉重,差一点就被日本侵略者窃运回国。

在当时条件下因为种种原因,日本侵略者图谋最后没有得逞,这块稀世瑰宝才得以侥幸保留下来。即便如此,但在野蛮拆毁萧憺碑亭的过程中,萧憺碑碑体受到了永远不能修复的损伤。南京博物院前院长曾昭燏(yù)曾在其考察日记中证明:“萧憺墓(二)石碑……在抗日战争以前,这碑原有一座亭子盖着(保护)的,日敌军队占领南京期间,把亭子拆了,(人为和自然原因)使这碑的损坏程度增加不少。”

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次国家公祭日上讲话指出:“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野蛮侵入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30万同胞惨遭杀戮,无数妇女遭到蹂躏残害,无数儿童死于非命,三分之一建筑遭到毁坏,大量财物遭到掠夺。侵华日军一手制造的这一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惨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三大惨案’之一,是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是人类历史上十分黑暗的一页。”

此外,南京作为六朝古都,还遭受了日本侵略者前所未有的“文化洗劫”。据1946年3月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的《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抗战期间中国被劫、遭毁的公私文物,查明有据者计有3607074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其中,又据《南京市抗战时期公私文物损失及估价目录》记载,南京地区各项公私文物损失约40000件,这还仅仅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文化浩劫之“冰山一角”,单是栖霞一地,物质文化遗产有形和无形的巨大损失,也无法以数字确切估量。如果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犯下了滔天的血腥罪行,那么日本侵略者的“文化扫荡”和文物劫掠与破坏,则是赤裸裸无耻的“越货”行径,日本帝国主义的所作所为,用“杀人越货”来形容,丝毫也不为过。

近代以来诚如许多中国学者的论断,日本帝国主义每次侵略中国,对于中国文物古迹的破坏,其性质远远超出人们对一般战争意义上的理解;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破坏,打断和迟滞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损坏既是有形的,更是无形的。其破坏灾难之重,规模之大,也是人类文明史所罕见的。

来源:方志江苏

作者:张双全(1956年7月生,中学高级教师。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责任编辑,长期专注地方志研究领域。参编多卷《栖霞年鉴》迭获全国、江苏省特等奖。在各级报刊发表文史作品十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