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归义賨邑侯”

金印的前世今生

刘 渠

地面现存的、地下出土的物件告诉我们:每一种器物或多或少附载了可以读懂的“沉淀”信息。睹物问道,神交古人,这恐怕就是历史研究令人着迷的地方。

巴文化的神秘,在于许多的“匪夷所思”,又在于它的“魅力无限”。賨人“看得见”的历史,无可辩驳的存在,现如今不外乎三件套:

一曰汉阙,渠县城坝遗址对岸,古驿道两旁集中伫立着六处七尊东汉魏晋时期石阙,有“石质汉书”之誉。

一曰“宕渠”瓦当,2017年城坝遗址出土两块土烧文字瓦当,无疑是县大堂所用之物,直接证明这里是宕渠故城。

一曰“汉归义賨邑侯”金印一方(孤品,没有之一),汉末宕渠賨人的遗物。

金印的“身份”有点特殊,需要说说它的前世今生。

偶然之发现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长江南岸,奉节县甲高坝双河口,一个农民耕地时发现一个大铜洗,洗内有金印一方,伴有汉五铢钱万余枚。消息不胫而走,县廪生刘家佑(字保卿)得知后,以数斗米换得。这方印叫“汉归义賨邑侯”金印。方形,驼纽,高2.5厘米,边长2.3厘米。字体为汉篆阴文。遗物经相关人士识读,确认为汉代遗物。五铢钱为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所铸钱币。文物最终交到了官府。1935年《云阳新县志》卷22记载了这件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此印存于重庆市博物馆;三峡移民期间,此印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个属于故宕渠的汉代物件,绕了一大圈,却跟达州失之交臂。现如今,你若到了北京,可以去“一睹芳容”。令人感慨的是,这方印实属旷古之穿越,无价之信物。

一颗印绶附载三条重要信息:一是賨人看得见的历史,而且作为“賨邑侯”身份地位的证物具有唯一性;二是汉代賨人的称谓确有其事,并且族人上下坦然接受这个名号;三是文物直观地反映了“賨邑侯”杜濩这个历史人物以及相关事件,史料价值极为珍贵。

金印之标识

中国用印的历史久远,春秋战国时期上层社会已很流行。秦代始作“皇帝玺”。丞相李斯奉始皇帝之命,用蓝田玉镌刻而成,其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正面刻有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字,以作“皇权天授、正统合法”的信物。但是,秦皇暴虐,二世而亡。天命未能永昌,李斯也不得善终。刘邦立汉,作为正统皇帝的证凭,有了“传国玉玺”之说,奉为国之重器。

明代甘旸著《印章集说》,对印章的源流作了梳理。汉代,印章纳入国家典章制度,对制印的款式、材质、尺寸等作出规定。金印是帝王或高级官员配属的金质印玺。金印驼钮本为诸侯王印章,蛮夷一般为铜制印章,但也有用金印蛇钮的。朝廷对蛮夷首领曾颁发过金印,如汉武帝元封二年,赐“滇王之印”蛇钮金印;“汉归义賨邑侯”驼钮金印,与诸侯王等量齐观,是一种破例。所以,后来又有“晋归义羌王”驼钮金印的沿例。《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金印有时也代指官职。杜甫《陪李王苏李四使君登惠义寺》诗:“谁能解金印,潇洒自安禅。”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作为历史信物,印信无疑具有证史的功能。1874年,日本福冈县两个农民在一个岛上耕田时,挖到了一个硬块,是一块巨石,两个农民搬开一看,发现了一枚金印。这个金印下面用汉字写着“汉委奴国王印”字样。根据《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公元57年,日本遣使朝贡,并表示希望成为汉朝藩属。汉光武帝看日本人长得个子很矮小,因此赐名“倭奴国”,并赐倭奴国王印。而今,日本学者不得不承认历史上倭人为我大汉国的藩属。

就此打住,我们还是回头谈“賨邑侯”印。

所见之不同

“汉归义賨邑侯”金印谁颁发的,什么时候颁发的,目前似无定论。

邓少琴先生在《巴蜀史迹探索》中据引《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年(215)“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各率种落,举巴夷、賨民来降”指出:“汉归义賨邑侯”金印是地方文物中极富有研究性的珍品。他“就印文来说,印的颁发可能时间还要早些,可能沿用旧名而加以承认”。由于没有找出恰当的事由,邓先生也不便给个确定的说法。

任乃强先生《〈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对“建安二十年,魏武以巴夷杜濩、朴胡、袁约为三巴太守”的注解中,认为“汉归义賨邑侯”金印属“曹操所颁给三賨王印”。但仅仅一颗印,究竟颁给谁了?竟也莫得下文。

建安二十二年(217)春,曹操第二次南征。事前,令陈琳写了《檄吴将校部曲文》:“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各帅种落,共举巴郡,以奉王职……胡、濩皆享万户之封……胡、濩子弟部曲将校为列侯,将军以下千有余人。”(见《昭明文选》)建安七子的文采自然不是盖的,传言陈琳之前的讨曹檄文骂得曹操冷汗直冒,竟意外地治好了他头痛的老毛病。

魏蜀围绕汉中的争夺,张鲁是一个重要角色。“三巴太守”曾有过比较尴尬的处境,去去来来的情节曲折而又那么地无奈。我们再捋一下。

时空之穿越

第一,文献记载。《晋中兴书》:“賨者,巴人谓赋为賨,遂因名焉。”谯周《巴记》:“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笔者以为,賨人的得名应在秦昭襄王“射白虎”事件后。族群的语言是个重要信息,因语言不同而将族群区分为各个种族。

第二,汉中当时状况。刘焉派张鲁到汉中任督义司马。张鲁谋杀张修,摇身一变成为“道家”师君,又斩杀汉使,从此益州与中央道路不通。张鲁在汉中设“五斗米教”,以“鬼道教百姓”,賨人多往信之。刘焉死后,张鲁以刘璋暗弱,于建安五年在汉中建立政教合一政权,自立门户。张鲁时常到巴西、宕渠传教布道,賨人上层人物暗通汉中。建安二十年(215)七月,曹操率大军自散关南下取汉中。陷阳平关,吓得张鲁奔南山,入巴中。曹操遣人加以安慰,表示仍然会借重于他。张鲁于是率众归南郑,称罪出降。

《三国志·武帝纪》载:“(丞相)进临汉中,张鲁逋窜,走入巴中,委质还降。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各帅种落,共举巴郡,以奉王职。鲁及胡、濩,皆享万户之封。鲁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曲将校为列侯,将军已下,千有馀人。”这就有如陈琳檄文所言。需要讨论的是,陈琳拟檄文多处出现史实错误。这里的“巴夷王”应是袁约,賨夷王是朴胡、杜濩。三个巴人、賨人首领随张鲁投了曹操,曹操给他们开了一张“空头支票”,虚委官职,因为曹魏并没有实际控制“三巴”。而陈寿著《三国志》照搬陈琳檄文的表述,说魏武于是分巴郡,“以胡为巴东太守,濩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华阳国志》也持这个说法。实际上,是刘璋于建安六年分置三巴。而杜濩也还没有“賨邑侯”的头衔。既称郡太守,又何以“邑侯”谓之?

然而曹操对有秦岭阻隔的汉中并不看好,不久撤军,留下夏侯渊、张郃等驻守。归附曹操的賨人中,有个人须得提一下。他叫李虎,率五百余家归之,操拜李虎为将军,然后叫他去略阳。与氐羌部落杂处,后来被北方人统称“巴氐”。西晋时,他的后人李特家族随流民入蜀求食,后来起事夺取了成都,李雄割据称帝,史称“成汉”。

第三,张郃犯境。张郃自率诸军到达宕渠之蒙头、荡石(一作阳石)。蜀汉命巴西太守张飞疾驰宕渠,与郃相拒五十余日。后来张郃被张飞打得大败亏输、落荒而逃,引军还南郑,“邑土乃安”云。

问题是:张郃凭什么孤军深入而至宕渠?目的何在?从何道路前来?驻扎近两个月军需又怎么解决?

很显然,战乱之秋人口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而板楯蛮(賨人)素有“神兵”声名。张郃进入巴西宕渠的目的是抢人,抢骁勇善战的賨人以充军。所凭的就是賨人首领杜濩新附,带上他以为很容易就可以拉走一批賨人。曹军的向导、军需供应自然要落在杜濩头上。张郃不在汉昌县抓人而到宕渠县,因为渠江“城坝”这里才是賨人的活动中心。不难看出,以巴河河谷为基线的“米仓道”已经通达。后人所指渠县“八濛山”为张飞大战张郃的战场遗址——蒙头,是可信的。

第四,张飞收复三巴。被张郃带回的杜濩随着战争形势逆转,也没有再走了。毕竟乱世,拥人自守为要。再说他们均是军事集团争取拉拢的对象。三巴仍为蜀有。杜濩随之归顺了刘备(所谓“归义”,实有两说。虽然曹操自视正统,但巴人、賨人并非治外之蛮夷归附;而刘备以汉室皇胄自居,对于叛投曹操而又回归的巴賨夷人,自然要称“归义”。反之,若曹魏称“汉归义”,则是以汉归汉,这就讲不通了)。

颁印者是谁

建安二十一年(216),刘备鉴于三巴多事,又为拒曹要地,升宕渠为郡,以提升其政治声誉,借以召唤賨人回归故里。巴西太守有张飞担当,曹操任命的“巴西太守”杜濩怎么安置?赐封“賨邑侯”署于“宕渠侯国”,其地位与身份算是合适匹配的。刘备还特地颁发“汉归义賨邑侯”金印一方,以示尊荣和笼络之意。不过,称谓是“邑侯”而不是太守了。因此,不可能为曹丞相所颁发(本纪讲“举民来降”,檄文说“以奉王职”而不说“归义”),恰恰说明这是最爱作秀的刘备所颁发的。

三国征战,诸葛亮多次举兵北伐。賨人上层集团分化,宗族治理结构解体,总体上每况愈下。经过两晋,賨人风光不再。成汉李寿“引僚入蜀”,宕渠地为蛮僚所侵,“城廨荒废、士卒流亡”,只有逃亡求存。昔日“賨邑侯”胞裔族人为僚人所迫,往西南方向奔走。越过大江,进入未知地域,天知道会是什么状况?而金印和笨重的钱币就成了“抢眼”招祸之物。所以,仓促之间埋于地下,其情其景则不难想象。

(本文原刊于2020年5月8日《达州晚报》)

特别提示

转载请注明:“来源:方志四川”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刘 渠(1958年生,四川渠县人。渠县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中心执行主编,达州市巴文化研究院特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