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磨一剑!

易旭东的这部《三千年前的“双城记”》

如何“沉浸式”创新性表达

何 建

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蜀文化神秘而璀璨,开放又包容。其中,以三星堆和金沙城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又被称为中国上古三大文明之一。

那么,巴蜀文化如何形成?从三星堆遗址到相隔仅50公里的金沙遗址,古蜀文明演变过程又埋藏着多少谜团?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特聘资深研究员、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易旭东新近出版的《三千年前的“双城记”:从“三星堆”到“金沙城”》(上下册),或许可以帮我们找到答案。

2023年12月25日,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读者报》、成都市金牛区文联联合主办的“成渝双城的历史书写”暨“成都历史文化精品丛书”《三千年前的“双城记”:从“三星堆”到“金沙城”》新书座谈会在成都金牛宾馆举行。会上,专家、学者、评论家分别围绕该书的立意、创作思路、创作手法、主题内容以及古蜀文明、巴蜀文化等多个角度,进行了热烈讨论。

大家纷纷表示,易旭东创设的古“小双城”和新“大双城”概念,以历史人类学方法,厘清从“巴蜀文化带”到“成渝经济圈”的演进脉络,用文学还原了从古巴蜀到成渝双城文化形成的来龙去脉,填补了文学书写的空白。

知名纪实作家、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特聘资深研究员、天府文化学者、北宋人物史研究学者、搜狐酒业发展研究院专家、巴蜀文化使者、地方志运用创新者、资深媒体人……熟悉易旭东的人都会给他贴上这一系列标签,然而,在《成都传:雪山下的公园城市》(上下册)和《三千年前的“双城记”:从“三星堆”到“金沙城”》(上下册)相继出版后,大家惊奇地发现:居然难以再找到一个准确的标签来贴合易旭东。

易旭东从事媒体工作30余年,曾在包括《读者报》在内的多家报纸任副总编,中央级报刊任部门负责人。在他看来,搞新闻的人一定要有新闻敏感性,抓新闻要有触角、有预见性、有判断,要见微知著,具备深度挖掘故事背后新闻的能力。新闻稿写完发表了,但他觉得还有很多内容都可以写出来。

于是,在采写新闻报道之余,易旭东还在各大报刊发表了多篇小说、散文、诗歌和报告文学。易旭东在大量新闻事件中汲取创作灵感,通过文学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理解,让读者共情到这样的理解,并捕捉到属于读者自己的文学闪光点。

“在文学之路上,只有用心呵护写作初心,才能成就属于自己的文学天地。”为此,在离开媒体领域后,易旭东便决然“与世隔绝”,“投身”历史文化,读史研志,回归文博,并用十年时间对巴蜀文化追踪溯源,探寻神秘的古蜀文明,最终成就了这部《三千年前的“双城记”》。

如何深情地凝视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一方水土,从来都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鲜的挑战。易旭东创新性探源地方文化,在“历史还原”的方法论上,跨界研究古蜀文化与巴渝文化的“一方之情”。作为一套关于成都的历史文化精品丛书,其涵括了四个层次的逻辑演绎:遗址探古、文献钩沉、再现宏大的历史、观照鲜明的现实。围绕成都、重庆与武汉、杭州,以良渚、宝墩村、巫盐古道、盘龙城、三星堆、金沙遗址文明为代表的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厘清、还原了从“巴蜀文化带”到“成渝经济圈”的演进脉络,系统再现形成过程中的“长江故事”与“兄弟城市对话”,诉说着中华文明传承千年的开放包容的特性,给“成渝双城”走向世界提供史志支撑。

“这是一部努力复原一幅完整的巴蜀文化图像、思想愿景,重拾那些被遗失、淡忘的灵魂的书,特别是尽可能成为了解5000多年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社会思想风貌的书。从区域环境史学切入,秉持‘青铜神树’的科学精神,貂续‘太阳神鸟’的浪漫主义遗韵,开创‘小双城’时期巴蜀公共利益的社会风气,强调自然之美与自然之利于文明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西财智库首席经济学家汤继强评价道,“从古巴蜀‘巫盐古道’的青铜文明之路,到今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经济带’‘T型经济带’的经济文化空间,历史上西南地区沟通中原、南亚的盐道生命线、青铜文化网络与今日中国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开放格局在本书里辉映成趣……从中足以看到一位学者型作家对自己倾其一生事业的深厚情结与热爱。”

新书座谈会上,易旭东分享了《三千年前的“双城记”》背后的创作缘起。他说,最早“结缘”三星堆在1994年,是首批采访、组织报道三星堆遗址的媒体记者,“以后,经常‘签发’有关三星堆的新闻、通信与学术探讨一类的文章。当年,受到报社同事影响,对文博颇有兴趣。曾想做一组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的‘深度系列报道’,因仅是才疏学浅的新鲜、好奇,只能写不痛不痒的‘本报讯’、貌似学富五车的‘历史随笔’,留下职业生涯的‘遗憾’。”

最近几年,三星堆火爆“出圈”,金沙城持续“霸屏”。“当所有人都在对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的‘盲盒’,爆发各种猜想、解读时,世界级IP三星堆、金沙城迎来最好的时代,也必将构建世界级的文化IP。于我,难中之难还要恰当地表达。这是一项前沿性的跨学科史学研究。本书记叙‘小双城’,需要清楚文物、文献与史志记叙的首先是撰写的时空,而不是描述的时空;需要以‘探古’的态度看待文物、文献与史料的新闻价值,构建记叙时空的‘点与线’。‘点与线’就是用遗址、文物、文献与史料说话,需要强大调查能力、扎实文笔的支撑,与历史学、调查新闻的逻辑相通,对被虚构的‘误说’‘戏说’曲解的历史真实,是一种拯救。非虚构‘记叙’,有时会大大超过‘历史’对历史的阐释。在新征程中,非虚构记叙有着更现代的叙事精神,强调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再现和见证,遵循‘真实’铁律,并用独特的视角、学者的严谨、文学的技法,展示或寻常,或沉重,或无常,或戏剧,或荒诞,或残酷的烟火人间,通过一句记载、一件文物,一个场景,甚至一项工艺,探索并逼近历史的真相。”易旭东通过“情感体验、内心感悟、历史质询与真相推断”,并将世界史、中国史与古蜀史嚼碎再重新组合,用科幻小说的结构、散文式的语言、影视般的定格镜头,将史志与文学融合,让文物与艺术联动,将学术成果“通俗化”、远古历史“现代化”,由此写出了这本具有实验性的史志题材著作。

成都市金牛区文联主席陈艳军在致辞中表示,金牛地域是在金沙城遗址的宏大历史叙事中发展演进的,易旭东作为金牛的现代作家,以历史的笔触完成从“小双城”到“大双城”无缝衔接式的创新呈现,也由此完成了一场跨越数千年的历史对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套书,对天府文化的建设、对巴蜀文化的弘扬、对成都文明的寻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李明泉开门见山地表达了自己的阅读感受。“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是个谜,关于它们,有很多种说法。记得当年还召开过一个全国性的三星堆学术研讨会,我是主持人。当时,我就想,我们当代人如果不把三星堆和金沙解读清楚,就有愧于对它们那样灿烂的文明。后来这些年,我发现好像还是没有把它们解释清楚,还有无数言说的可能性和空间,这确实给所有研究者、创作者提出了一个严峻挑战。也正因为这样,才给今天的我们来言说它们、解释它们、阐释它们、书写它们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易旭东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就是把三星堆和金沙联系在一起来思考,而且他的这个思考的空间非常博大,不仅写了三星堆和金沙,与之相关的古蜀文化、古蜀历史及传说,书中都有涉猎。这种研究基本上把他能够掌握到的,现在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发现到的一些资料,都得心应手地全部连在了一起。学术是需要想象力的,这想象力在于你要确定一个点,把考古相关的学术资料、文献资料、考古资料怎么连接在一起,透过学术想象地展开研究,我觉得这就是具有学术想象力的一套书。”

同样是媒体人,同样是深耕巴蜀文化领域多年,同样是怀着探寻古蜀文明、溯源天府文化的写作情怀,2023年,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蒋蓝也出版了一部百万字的大部头著作——《成都传》,其以非虚构手法,究古蜀王国天人之际,通千年成都古今之变,厚积后发,第一次全面、系统、深入、翔实地展现了从蜀山、古蜀国、秦代蜀郡至1949年,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4000多年历史的嬗变。蒋蓝将易旭东的这种具有新闻情结的田野调查写作称为“文学田野”。“我和易旭东的写作,跟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有所区别,我和易旭东的写作,最后的出口是文学,是以文学为载体的演绎历史和文化。这就涉及到当代文学传统中的‘田野’。毫无疑问,易旭东的这部著作正是脚跑出来的,而且填补了很多语焉不详的历史空白。”

蒋蓝还在分享中谈到了人文研究新方法论“四重证据法”,即强调从一重证据(文献)、二重证据(出土文字)、三重证据(非文字的口传文化与仪式民俗等)、四重证据(出土的遗址、文物及图像)整合而成的“证据链”和“证据间性”视角。

“这样的‘四重证据法’在易旭东的这部著作里面都得到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贯彻。”蒋蓝表示,“近些年,关于三星堆和金沙,考古学界出版了很多书,但作家的声音却很少出现。易旭东在这方面率先发出了一个广义的文化之声,而且他参考的材料非常广博。我认为,用一个作家的眼光把三星堆和金沙用‘双城’的形式贯通起来是一个很大的创新,把文学和文化做了一个宏大的综合解读。当然,这样的解读,可能会随着不断的演进,不断地发现,最后会修正很多观点。”

《三千年前的“双城记”》的出版,得到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指导、支持。特别是成都市地方志办得知本书“选题”后,就介入全案策划,在充分尊重作者意愿的基础上,从主题思想到章节布局,从地情运用到文图呈现等,提出了令人信服的“建议”,鼓励作者精雕细琢,以高质量、大格局、精文字,让本书进入来年设立、打造的“成都历史文化精品丛书”目录。

成都市地方志办副主任王欣在座谈会上表示,成都市地方志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文化传承发展及地方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论述精神,立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实践,首次将本书列为“成都历史文化精品丛书”,旨在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开发地方志资源,创新时代表达,让读者在古蜀文化的“四川新闻”和“成都故事”中,感受到传达史志在审美之外的社会学、历史学、美学、文学价值,既是对易旭东选择坐地方志、文博研究“冷板凳”并“坐热”的肯定,更是希望广大作家、学者,同心协力,传承天府文化,增强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

作为“成都历史文化精品丛书”的首批图书,《三千前的“双城记”》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王欣希望能够以此书为主体衍生出更多适合于新媒体传播的文化形态,让方志文化大众化、通俗化,让这些精品的历史文化走向群众,用群众看得懂的语言来了解成都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是文化传承、文脉延续的重要方式。

成都市文联副主席、成都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成都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陈荣则从绘画艺术视角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三千年前的“双城记”》是易旭东的精品力作,有三大特点:“第一,他用编辑的敏锐、学者的严谨和作家的文笔,历时几年潜心写作而成,使得该著作在三星堆和金沙火爆出圈儿的当下,被专家、学者关注和读者朋友们追捧,这既是新闻从业者的文化自觉和时代发展的高度契合,也是历史的必然;第二,该书充满文学性的描述,画面感强,极具阅读性;第三,作者通过书中大量详实的史料和图片,梳理古蜀文明及其发展路径,能够对人们了解、研究古蜀文明,起到一定的帮助。”

成都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王国平认为,对地方文化书写,易旭东兼顾考据、历史,多学科的创作,既有文献价值又有文学价值。“他的作品文字精简、短促,读起来节奏感强,充满力量,让我们从三星堆和金沙的历史中感受到了独有的艺术魅力。尽管三星堆和金沙是遥远的历史,所出土的文物也早已冰冷,但是易旭东的文字为这段历史和这些文物赋予了生命力,让我觉得这些历史仿佛就在昨天,金器、玉璋、象牙上面好像还有余温。尽管易旭东的文字写的是三千年前的‘双城记’,但是依然对今天成渝双城记的建设具有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且易旭东就是在让文物说话,立足天府大地,讲好成都故事,用实际行动传承与弘扬中国优秀文化。”

著名影视制片人、导演蒋光明在座谈会上透露,拟将联合北京、上海和成都著名影视机构,以《三千前的“双城记”》《成都传:雪山下的公园城市》为“蓝本”,拍摄、制作面向国内外市场的电视纪录片、电视电影,传承巴蜀文脉,厚植文化自信。

在成都市金牛区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冯俊龙看来,史志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并弄清历史发生的具体经过和原因。“易旭东说他的创作是‘一项前沿性的跨学科史学研究’。他‘与以往的历史学家、文化学者不同,除了需要调动视觉器官外,还要调动视、听、嗅、尝等其他器官,全方位接近和感知所研究的范围,也不满足于阅读史料文献,还要从出土文物甚至地志、民俗、传说中,寻找历史文化的蛛丝马迹,人类社会发展的真谛。将史志与文学融合,努力向文学世界的前沿靠近,向未知的深处开拓一下’。正是有了这样严格而独特的自我要求,在闭门谢客、潜心深研之后,创作出了史料稳准、行文畅美,观念独到、以古论今的鸿篇巨著。”

作为本次座谈会的主办方之一《读者报》代表,有“熊猫作家”之称的蒋林表示:“这部作品出版前,我与易旭东老师做过交流,当时便知道这将是一部大作品。出版后,我也认真拜读了。这是一部有细节、有温度的作品;是一部有历史梳理又有新发现的作品。将那些历史细节勾连起来,给读者全新的想象和认识。这些细节是对历史的确认,这些温度是对当时生活的书写。从某种角度讲,这部作品既是一座城市给作者的馈赠,又是作者给一座城市的回报。这部作品既是对历史的书写,又能给我们的今天带来启发。”

同时,蒋林还向与会嘉宾介绍了以“服务书香天府,助推全民阅读”为办报方向的《读者报》近年专注于全民阅读服务的情况。蒋林说,以《读者报》报纸为依托建设的文轩全媒体服务平台,通过图文、视频、音频等多种方式报道作家和作品。同时,《读者报》组织作家走进书店、学校、社区和企业,开展阅读分享和文化交流,举办过锦江大讲堂、“锦江文学名家助力大运惠民”系列公益讲座、“书香阅享锦官城”系列公益讲座、“文学川军”荐书等多种活动,深度链接作家、作品和读者,把作家和作品推荐给读者,让读者能更加方便读到好作家的好作品,积极宣传“书香天府”理念,广播“全民阅读”种子,促进了全民文化素质的提升,推动了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新风尚。

来源:第一读者

作者:何 建(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供图:成都市金牛区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