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渊

《光明日报》( 2024年07月13日 11版)

1926年1月10日(农历乙丑年十一月廿六),吴承仕上书章太炎论“古今文”(《华国》第二期第十二册)。是时,吴承仕正任课中国大学,为诸生讲《尚书》,“拟仿刘申受之例,别作集注,并仿江、孙之例,细为疏释”。此时吴氏的学术研究计划以《尚书》为中心。吴承仕认为“今古文说,与今古文字异撰”,并举《白虎通》说“九族”用的是今文派欧阳、夏侯氏的《尚书》义,但并不妨碍其引文“无逸”作“亡逸”,“俪皮”作“离皮”。吴承仕总结说:

故承仕谓今古文说之异,当据明文,今古文字之异,当据古文原本。若据后师所引,以别今古,则徒滋纠纷而已。

此论即使在今天看来,仍很有见地。信的后半段吴承仕谈及近来对《礼经》今古文及《周官》故书文字的“推寻”工作有不少收获,并且“取段若膺、徐新田诸家书,细校一过,见已卒业”。又抄录其中颇为满意的八例,呈章太炎阅览。这是目前所见吴承仕关于礼学的第一篇专门研究文章,可视做吴氏礼学研究的滥觞。显然,从古今文字角度切入礼学,符合章门以小学作为治一切学问基础的主张。

同年,吴承仕在《华国》杂志发表《说“祧”》一文(《华国》第三期第三册)。《说“祧”》大旨在于从文字学的角度将《周官》《祭法》《聘礼》《左传》中的“兆”与“祧”联系起来,“谓‘濯’,假字;‘祧’,孳乳字;‘兆’,则其原始本字也。”1935年,吴承仕又将此文修订后发表于《制言》第三期。《说“祧”》一文或同出于吴承仕对《礼经》今古文及《周官》故书文字的研究,可惜这部文稿后来并未出版面世。

1927年(农历丁卯年),吴承仕上书章太炎,论“丧服兴废之义”(是书今未见)。11月28日(农历同年十一月初五),章太炎复信答吴承仕,列论时下丧服议论及丧服制度的得失(《制言》第二十七期);吴承仕又致信章太炎,论“议礼者非其人”。12月17日(农历同年十一月廿四),章太炎再次复信答吴承仕,寄语吴承仕“诵诗三百,不足以一献,故曰‘毋轻议礼’,愿足下慎之。”

1929年1月21日(农历戊辰年腊月十一),吴承仕又上书章太炎(《制言》半月刊第八期),说:

去岁初学《礼服》,妄有论列。承诲以大义,自知轻于发言。近来仍温寻《三礼注疏》,初未间断,意谓《三礼》本是郑学,崔、熊、贾、孔,时有疏释。……承仕颇欲撰《三礼辨名记》一书,以事为纲,列封建、制禄、井田、宫室、车服、时祭、间祀等数十题,首引经、记明文,次钞郑说,次摘贾、孔要义,而翦其繁芜。后儒驳正之说,且置不录。如是乃能窥《三礼》之概要。是书若成,似较《通故》为善。

由此可知,吴承仕撰写《三礼名物》的想法大概形成于1929年年初,最初取名为《三礼辨名记》,其初衷是使读者“窥《三礼》之概要”,若书成则“较《通故》为善”。1月30日(农历戊辰年腊月二十),章太炎复信吴承仕说:

得书知欲为《三礼辨名记》,此事体大,恐非一时所了。既以礼为郑学,而又不满于郑君傅会之说,则用思益不易。鄙意《周礼》《仪礼》本无纠葛,唯《小戴记》杂以今文,郑君欲为会通,遂不免于辞遁。今于《小戴》不合者,直驳斥之可也。至夏、殷文献,本无可征,郑说原非有明据。

而后复信话题转向讨论郑玄关于夏、殷、周封建、地域以及禘、祫之制去了。通观全信,似乎章太炎并未对吴承仕的研究计划抱以特别的期待,认为这是个长期的研究计划,所需投入的精力极大,因此对该计划不置可否。

1930年10月17日,吴承仕在《北大日刊》第二四七一号头版刊出《〈三礼名物〉课程启事》说到:

本学年《三礼名物》一科,拟讲授布、帛、弁、服诸事,不与上学年重复,前经选修此门者,本届仍可重选。

可见吴氏《三礼名物》课程至迟于1929年已经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到1930年已经是第二甚至第三次开课。《北大日刊》同期(第二版)刊登了马裕藻、钱玄同对《三礼名物(布帛编)》的新刊介绍,推荐语说:

三礼之学,名物为难,此书以极精密之方法,条分缕析,一目了然,不独为治礼者入门之要书,亦考古家必须之工具也。

说明《三礼名物》中最重要的一篇《布帛名物》讲义于1930年10月已经刊出。

今所谓吴氏《三礼名物》实际上是由一组课程讲义组成的,除了上举的《布帛名物》以外,还有《释车》《弁服名物》《丧服要略》(又称《礼服要略》)《亲属名物》《宫室名物》五种。今天所能见到的《释车》《布帛名物》《弁服名物》《丧服要略》《亲属名物》五种讲义,均以“三礼名物”作为该讲义的大题,而以“释车”“布帛名物”“弁服名物”“亲属名物”“丧服要略”作为讲义的小题。

黄寿祺作为吴承仕的亲传弟子,对吴氏的著作存佚情况非常熟悉,在《吴检斋先生著作分类提要》“三礼类”中对以上几种讲义均有介绍,今迻录如下:

(一)《三礼名物略例》,此文发表在《国学论衡》卷二,又附印在《布帛名物》铅印本之前。

(二)《布帛名物》,已有铅印本,分布帛、蚕桑、湅治、采染、文绣、用币六篇。

(三)《亲属名物》,有中国大学讲义本,分族姻通义、族属两篇。

(四)《弁服名物》,有中国大学讲义本,据目录计有首服、衣裳、绅带、深衣、中外襌夹袍茧、裘、诸杂物、用事、妇人衣服、道例等十二篇,但止印出前五篇,后七篇俱阙。

(五)《释车》,载《国学论衡》第七卷,又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义本。分《名物》《度数》两篇,据注附有图三十二幅,各印本俱无。手稿本有二:其一题为《释车》者,共七十二页,订一册,另零页四张,三十三图俱全,(31)、(33)两图在零页上,其余均在册中,宜据以增补。另一本只十余页,内容有车之象形、种别、车事等,亦为各印本所无,并据以增补。

(六)《宫室名物》,依我所记,中国大学讲义中,还有此书。今讲义已失,而手稿中亦未见,谨记以待考。

其中,《三礼名物略例》作为《三礼名物》的总纲,发表于1933年12月出版的《国学论衡》第二期。此时距吴承仕《三礼名物(布帛篇)》讲义面世已经有三年时间,而距离《释车》一篇在1936年《国学论衡》第七卷上刊出尚有三年时间。也就是说,在1929年至1936年期间,吴氏一边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开设《三礼名物》的课程,一边将自己的手稿整理成为讲义,并以《三礼名物》为总名逐篇发表。

1931年,即《布帛名物》在北京大学刊出后不久,《辽东诗坛》第六十四期的“著述介绍”专栏介绍了吴氏的《三礼名物》,称:

本书作者精通三《礼》和小学,一一列举了布帛的原料、织法、线数、尺幅、色彩及种类等在《周礼》、《仪礼》、大、小戴《记》的出典,附有明晰的考释。对于经学研究的价值自不用说,对古代工艺和制度等领域的考古也很有参考价值,避免了夸大妄断的弊病,是一本稳妥恰当的好书。

《辽东诗坛》创刊于1924年,主编为日本人田冈正树,月刊线装。该刊对民国的诗人、学者、书画家、政要的诗作多有揭载。自1925年6月第六号开始开设《著述介绍》专栏,首篇介绍的是叶德辉的《说文读若字考》,可见该刊对民国学术界的著述动态非常关注。吴承仕《三礼名物》的这篇介绍可能出自日本汉学家松崎鹤雄之手。随着吴承仕《三礼名物》诸篇的不断发表,国内外学界对其研究进展非常关注。

目前可以确定发表时间的讲义有:《布帛名物》讲义发表于1930年,《三礼名物略例》发表于1933年,《释车》发表于1936年。其他数种讲义应当是在1930年至1936年间陆续印成的。

吴承仕致章太炎书中提到“承仕颇欲撰《三礼辨名记》一书,以事为纲,列封建、制禄、井田、宫室、车服、时祭、间祀等数十题”,此项设想吴氏后来确实付诸实施。根据黄寿祺的回忆,吴承仕《三礼名物笔记》手稿二十二册,共分为四十六类,包括:

1.城郊,2.宫室,3.衣服,4.卜筮,5.冠礼,6.昏礼,7.见子礼,8.宗法,9.丧服,10.丧礼,11.丧祭礼,12.郊礼,13.社礼,14.群祀礼,15.明堂礼,16.宗庙礼,17.肆献果馈食礼,18.时享礼,19.告朔礼,20.籍田躬耕礼,21.相见礼,22.食礼,23.饮礼,24.燕享礼,25.射礼,26.投壶礼,27.朝礼,28.聘礼,29.觐礼,30.会盟礼,31.即位改元号谥礼,32.学校,33.选举,34.职官,35.井田,36.田赋,37.职役,38.钱币市籴,39.封国,40.军赋,41.田猎,42.御法,43.节瑞圭壁等,44.乐律,45.刑法,46.车制。

黄寿祺补充说:“以上各类所搜集笔记的材料,或多或少,虽均未整理成篇,但从中可以看出吴先生对古礼制研究规模之宏伟,并世殆无第二人。”

比对吴承仕已经刊出的讲义可知,以上笔记四十六类名物中,第2类“宫室”与《宫室名物》相对应,第3类“衣服”与《布帛名物》《弁服名物》相对应,第8类“宗法”与《亲属名物》相对应,第9类“丧服”与《丧服要略》(含《丧服变除表》)相对应,第46类“车制”与《释车》相对应。即使不考虑以上六种讲义尚不能完全涵盖对应的五类名物的全部内容,没有整理成篇的笔记资料至少还有四十类之多。从此份笔记可以看出吴氏为《三礼名物》全书设计的规模,黄寿祺称“并世殆无第二人”,所言非虚。

吴承仕先生的礼学研究并未完成,即便是已经刊出的《释车》《布帛名物》《弁服名物》《亲属名物》《宫室名物》(此种未见)《丧服要略》(含《丧服变除表》),也并非完帙。从礼学角度看来,《释车》仅有车舆名物的部分,尚阙车制的部分,关于车舆形制的绘图未及印出;《弁服名物》据目录计有首服、衣裳、韠韨、绅带、舄屦、深衣、中外襌夹袍茧、裘、诸杂物、用事、妇人衣服、道例等十二篇,但指印出前五篇,后七篇俱阙。《亲属名物》所含有的“婚姻通义”和“族属”两个部分,只是“宗法”所涉及的两个很小的方面;《丧服要略》仅仅叙述了丧服服制的十条纲目性条例,于丧服相关的名物、服制并未做实质性的解释。唯有《布帛名物》一篇可称得上首尾完整,是吴承仕《三礼名物》诸篇中体例最为完备的一篇,可从此篇设想吴氏《三礼名物》若写成,其书可能呈现的样式。

吴氏后来投身于革命事业,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事业。然而天不假年,最终《三礼名物》的计划只完成了很小的一部分,最重要的工作尚未展开即因吴承仕的辞世而告终结。毛泽东挽吴承仕“老成凋谢”,周恩来挽吴承仕“孤悬敌区,舍身成仁,不愧青年训导;重整国学,努力启蒙,足资后学楷模”,给予先生很高的评价。新中国成立以后,礼学研究陷入低潮,吴氏《三礼名物》讲义散落各处,无人董理。吴氏旧稿《三礼名物》二十二册笔记今存何处,还是待解之谜。好在《布帛名物》《弁服名物》等讲义流传稍广,让我们得以对吴承仕《三礼名物》的宏阔规模和精深构思窥得一二。

今天重新审视吴承仕先生的学术遗产,其中成就最大的无疑是他的礼学研究,而礼学研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然是《三礼名物》,《三礼名物》是吴氏礼学当之无愧的代表作。虽然设想中规模宏大的《三礼名物》仅有六种形成讲义公布于世,其他的几十种仅有初步的笔记手稿,但从已经发表的数种笔记,尤其是从《布帛名物》《弁服名物》《亲属名物》确立的体例来看,吴承仕为其后的礼学研究指示了一条新的路径。

(作者:徐 渊,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