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说到历史

蜀道开辟背后的人和事

——专访陕西汉中市档案局原局长、蜀道研究院咨询委员会委员孙启祥

薛维睿

作为中国古代多个王朝政治中心西安通往西南地区交通的要道,蜀道修筑究竟由谁主导?有哪些形式和特点?7月8日,在蜀道研究成果发布暨专家学者蜀道行活动上,陕西汉中市档案局原局长、蜀道研究院咨询委员会委员孙启祥分享了蜀道开辟背后的故事。

孙启祥认为,蜀道在历史上是国道,各条路线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扮演过驿路的角色,是当时重要的经济、文化、军事通道。因此,道路开凿是朝廷所为,在修筑、改造、维护等方面有一套历代延续的做法。

朝廷决策,财政出钱

蜀道开通和废弃皆有诏命

“无论是历史传说的五丁开拓金牛道,还是典籍记载的汉武帝开褒斜道,莫不是皇帝下诏、朝廷督办。”孙启祥表示,根据历史文献,蜀道修筑通常出于军事目的,由朝廷财政专项帑银安排,或“出军府之币”,未见向民间摊派的记载,从而保证了修筑大型道路工程的落实。

就“五丁开道”所指的金牛道而言,这条道路南起成都,因开凿时间最早且地位最高,被誉为“蜀道第一道”。金牛道开发于先秦时,后经战国中期两次大规模开凿和整修,最终形成被后世称为秦汉金牛道的交通道路。

这条道路在战国时首次大规模开凿和修筑,由秦国主导,秦、蜀两国合作完成。

“虽然‘五丁开道’的传说很可能是秦人杜撰,一来讽刺蜀人,二来为攻蜀制造舆论,其细节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此时秦、蜀道路得以开通,而且修筑者以军士为主,当属事实。”孙启祥说,当时,秦、蜀均有一定势力,双方争战频繁,且争夺的中心在秦蜀势力交错的南郑(今陕西汉中市)。修筑一条通过拉锯地带的大道,符合双方的交往要求和扩张需要。

“蜀道的开辟和维护,大多出于军事目的。因此,道路的开通、废弃,皆有诏命。”孙启祥说,蜀道经朝政决策开凿修筑的历史记载很多,《史记·河渠书》提到汉武帝时开褒斜道,“天子以为然……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宋会要辑稿·方域·道路》记载,宋真宗曾下诏“欲修易栈阁者,具述经久利害待报,无得擅行”。从历史文献上看,蜀道的修筑程序,通常由地方向朝廷申报,经批准后,由沿线各级官府组织实施。

除朝廷统一修筑,蜀道也存在地方集资修路、自行设站收费的现象。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八四所述:“近岁文州辄开青塘岭,利州辄开马道院,皆不由剑阁,别架栈道以引商贩,冀收其算。”在宋孝宗时期,这种搭建栈道引导商贩的举动,被认为会致使“边境萌隙”,便将这样的私修道路撤销了。

通盘考量,趋利避害

推动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

孙启祥介绍,除基于军事目的外,朝廷在蜀道的修筑和维护上常常体现“通盘考量,趋利避害”的理念,修建好的道路也带来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例如,汉武帝下诏修复褒斜陆路及水道,是为解决入蜀时经行故道“多坂,回远”的问题,且便于通过汉水、褒水、渭水往长安运输粮食。北宋时开辟白水路,是为避开险峻泥泞的青泥岭。隋文帝杨坚“更开平道,毁剑阁之路”,据说也是为消解“巴蜀险阻,人好为乱”的因素。

较为成功的范例,是唐文宗时山南西道节度使归融对褒斜道、金牛道的全线修葺。自散关起始,途经褒城、利州,一直到剑门,这条道路经过精心策划,不仅通过修缮拓宽极大改善了路况,还建立了多达32处驿舍。刘禹锡曾为之撰写《山南西道新修驿路记》,其中说道:“自散关抵褒城,次舍十有五,牙门将贾黯董之。自褒而南,逾利州至于剑门,次舍十有七,同节度副使石文颖董之。”

秦灭巴蜀后对蜀道的修筑,也带来了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孙启祥提到,秦昭襄王为巩固巴蜀这块经营西南夷、进攻楚国的战略基地,让丞相范雎在原谷道的基础上,裁弯取直,拓宽整平,并于峭岩陡壁上凿孔架桥连阁,修筑了秦蜀间的栈道,形成“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的新格局。

经加宽路面和开凿栈道后,过去只能供人畜行走的狭窄谷道和山路,成为可通马车的大道,蜀道通行条件大幅度改善。除让秦对巴蜀地区的统治加强、对楚国的威胁强化外,也方便了关中、汉中、巴蜀间的商业交往,巴蜀把栀子、姜、铜、铁、马等特产,通过千里栈道输往关中,“以所多,易所鲜”,极大促进了地区间的交流和贸易往来,推动了当时经济的繁荣发展。

也有少数工程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杨坚认为巴蜀地区地势险要,容易发生动乱,下令“更开平道,毁剑阁之路”。但随后300多年,蜀地仍动荡不断。“杨坚毁弃的剑阁道后世又得到修复。”孙启祥说,现在看来,杨坚的行为是劳民伤财,因为社会的治与乱并非取决于地理位置,主要在于政治是否清明、经济是否繁荣。

集中人力,短期完成

蜀道修筑顺利与阻碍并存

秦岭巴山的险,似乎并未阻挡古人开山凿石的步伐。孙启祥认为,蜀道得以顺利修葺,很大程度在于历代朝廷注重集中人力,广泛号召或派遣官府人员、沿线百姓、流民、军士、刑徒等参与,保证工程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以免遭遇灾害性天气或影响农时。

通过西汉“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里”,北魏左校令贾哲修复褒斜道石门“领徒一万人,石师百人”等历史,可以看到,修葺蜀道时动用人力之众,从而使工期可控,基本上没有出现“烂尾工程”。

孙启祥说,在修筑用时方面,除东汉永平年间开通褒斜道、北魏复通石门隧道以及唐文宗修葺褒斜道、金牛道全线等工程量巨大,需两三年外,其余一般新修和维护,基本在数月或一年内竣工,较少影响行人过往及其他事项。

不过,尽管蜀道修筑由朝廷组织,但仍有遇到阻力的情况。例如,宋代开辟白水路,初衷是使行旅免受李白《蜀道难》诗中描写的“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之苦,但这条道路在真宗时期开通后,由于影响了青泥岭下店铺、商贩的利益,而不得不废弃。后来,鉴于青泥岭实在难行,才在仁宗时期二次修通。

此外,在蜀道修筑历史上,也有官员因此祸及仕途。

唐宣宗大中年间,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凤翔节度使李玭等人,奏请开辟文川道。这条道路较褒斜道南段更为便捷,而且避开褒水下游河谷,以及高峻难行的七盘岭(在今陕西汉中市西北)。据《唐会要》卷八六《道路》记载,文川道顺利开通后,还曾得到皇帝下诏褒美:“郑涯首创厥功,李玭继成巨绩……通千里之险峻,便三川之往来,实为良能,克当寄任。”

然而,由于文川道沿线地理环境复杂,加之当时负责施工的都将贾昭有意违背原修筑路线,致使文川道在使用一年后,出现道路被山水冲毁、桥梁和楼阁受损的情况,导致过往行人受阻,沿途馆驿萧条。最终,朝廷诏命废除这条道路,郑涯也被解职。

来源:《四川日报》2024年7月26日第9版

采写: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薛维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