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古典德性与价值的共契
林志猛
《光明日报》( 2024年11月06日 11版)
中西古典思想家对于德性、自然、政制、人性等根本议题有共通的见解,在德性和价值理念上尤为契合。在古希腊的伦理思想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重视城邦和个人的德性完善。柏拉图尤其强调智慧、节制、正义、勇敢这四枢德的培育,既区分常人德性与哲人德性,又表明各种德性统一于最高类型的知识或智慧。孔子注重仁义礼智信、忠孝节勇和诸德,并以仁统摄各种德性。中西古典思想皆关注德性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政制、礼法的德性基础,以及个体心性的涵养。中西古典文明的相互借鉴和阐发,可为古今价值的交汇融通提供坚实的思想根基。
中西古典正义观都显明,人应过合宜的生活并追求自身的完美与优异。柏拉图《理想国》指出,正义并非习俗理解的归还所有物、损敌扶友,遵守强者制定的法律,或为避免相互伤害而履行契约。真正的正义需要每个人按照其自然本性各司其职,各阶层各得其所。孔子的“义”也涉及大义、正义、合宜、正当、情谊、善,“义”既是伦理准则,又包含恰当行动的实践能力和行为者的品质。孔子看重义本身的内在价值,而非行义所带来的外在功利结果。他始终把义置于利之上,凸显“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孔子同样重视合宜原则,“义之与比”便表明,君子要根据合宜的方式使人各尽其职。儒家尤其彰显,人除了履行应有的职责外,还要立人、达人。
中西古典思想也注重节制、中道、适度原则。在柏拉图看来,城邦的节制在于,城邦中的优秀者统治低劣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明白自己的职责和权能。个人的节制则是,灵魂中的三部分和睦共处,不相互争执,由理性统领血气和欲望。传统的节制关乎敬畏、自制和羞耻,需调和公私利益。但哲学意义上的节制在于自我认识、自我反思,充分认识自身的限度、无知和爱欲的复杂性。中国传统亦坚持对人的欲望保持克制。老子提出,“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不过度彰显能激起民众欲望的东西,以免扰乱民众的心智。崇尚纯朴、节制有度、杜绝智巧并回归到婴儿般的自然本性,方能使人不受欲望的羁绊。孔子同样要求人节制自己的欲望,人虽有求富求贵的欲望,但必须取之有道。君子应“欲仁而得仁”,将最高的爱欲指向“仁”,而非权力、财富或名声。
在勇敢德性上,中西古典思想亦能相互启发。古希腊的勇敢观念不仅涉及对痛苦和恐惧的征服,还需克制快乐和欲望,并包含智识上的勇敢。中国传统亦有义勇、智勇与仁勇之分。柏拉图表示,勇敢的人需在面对苦乐时,始终恪守理性的告诫,知晓什么可畏和不可畏。政治的勇敢在于,公民在苦乐、欲望面前都坚持合乎法律的正确信念,保持羞耻感并为城邦争取荣誉。哲学的勇敢则包含智慧,旨在充分认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各种善恶之事,精神上能冲破各种习俗意见的束缚,正视自身的困惑与无知,孜孜于探究真理并践行对完善灵魂的有益之事。儒家也认为,真正的“勇”脱离了野蛮、鲁莽和血气,具有道德和理智的内涵。孔子看重的“勇”并非渔人、猎夫或烈士之勇,而是“圣人之勇”。“圣人之勇”具有“知”和智慧。义勇使人敢于面对外敌、危险、恐惧和恶;智勇使人审时度势、以智取胜,不受流俗意见约束;仁勇侧重于个人内心的平和、从容,并上升为“大勇”“上勇”。孔子将勇内化到仁义礼智诸德之中,使其成为促进智性完善和身体力行的坚实力量。
可见中西古典德性观有诸多共通之处。这种相似性,可成为中西文明互鉴与价值融合的基础。
柏拉图有四枢德之分,又指出“德性即知识”。在何种意义上,正义、节制、勇敢可谓“知识”或“智慧”?诸德性有不同名称,却又统一于“知识”,德性的多与一之间有着内在关联。在中国古典思想中,“仁”同样有多层含义。仁既是自爱与爱人的统一,有别于义礼智信;仁又统摄其他各种德性,使之获得平衡并构成人性的整体。古希腊的“智慧”或最高类型的“知识”与“仁”有契合之处。
柏拉图区分了城邦与个人的智慧,城邦的智慧在于探讨城邦整体事务,处理内政和外交。个人的智慧在于,理性在人身上占主导,自身拥有知识,知道什么有益于自己和灵魂整体。其他诸德性都与智慧密切相关。譬如,最高的正义需要依据每个人的自然本性分配适合他的工作,而只有智慧者(哲人)方能全面认识每个人的自然本性。因此,自然正义离不开智慧。真正的节制也涉及智慧。节制的人有自我认识和自知之明,能检审自己的所知和无知。最高的勇敢关系到各个时段上好坏事情的知识,清楚什么可为和不可为,同样脱离不了智慧。柏拉图既区分各种德性,又将它们追溯到智慧或知识。这是因为,哲人、政治人、普通人各有各的德性,不可直接拉平或相互替换。普通人要恪守伦理德性,少数爱智者则需奋力追求理智德性,获得完满的智慧。
“哲学”原意为“爱智慧”,但哲人并未直接声称已拥有智慧。苏格拉底“自知无知”表明,哲人虽致力于智慧的求索,却非全知全能。对于最重要的人类事务,如善、美、最好的生活方式和政制制度,始终需要去思索。正是对最重要事务的无知,促使哲人将求知、求真的生活作为最高贵的生活。智慧与无知的这种辩证关系,也使哲人的思想有所节制,不进行普遍性的启蒙而推翻所有习俗观念。哲人热衷于探索宇宙万物的奥秘,这种对智慧的爱欲乃是最高的爱欲。哲人从个别的美上升到普遍的美和美本身,从身体的美转向灵魂、礼法和各种知识的美。
中国的仁性意识同样包含德性的多与一、自爱与爱人、宇宙与个体的关系。仁不仅涉及义礼智信,还关乎节制、勇敢,以及恭宽敏惠、刚毅木讷等。仁看似“全德”,涉及多个领域和维度,常人、政治人、圣人能体悟到不同层次的仁。但在论及诸德性时,孔子并未排出高低秩序,将仁作为最高德性,位列其他德性之上。他更关注仁如何贯通、统摄其他德性,其他德性皆是某种特殊品德,可谓“仁”的具体表现。“仁”不能脱离其他德性,其他诸德也无法排除仁。在柏拉图那里,正义、节制、勇敢也与智慧息息相关,在最高意义上可归为知识或智慧。
仁不仅具有伦理和价值内涵,还有宇宙论意义。仁作为一种感通和气的形态,能贯通天、地、人、物。董仲舒将“仁”视为“天心”即宇宙之心,甚至天即仁,就把仁从伦理价值层面提升为宇宙原理,以规导人世的政治秩序。天之仁在于化育、生养万物,使万物生生不已。人秉承天命之仁性,就拥有仁义礼智诸德性,天性与天道和谐一致。孔子将仁看作“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要求爱人如己,不能只是独善其身,需与人俱立、俱达,在日常生活的修行中体仁。人能体仁,即能体天地之心。柏拉图也要求,领略过最高智慧的哲人不能摆脱城邦,而要保持对政治和人世的关切与友爱。仁性意识使人成为身心一体的整全之人,秉有各种德性和均衡的意识。仁性透显出的中道原则和节制精神,可像古希腊哲人那样调和个人、政治与宇宙间的各种张力。
中西古典思想皆认为,和平、公平、正义、智慧、友善、繁荣、适度自由和民主(中道),乃是中西传统文明共同追求的价值。中西古典文明都极为看重政治德性和个人德性的培育,将德性视为一种内在的、不依赖外物的善,人要获得幸福和灵魂的和谐应求索完整的德性。德性本身具有内在的永恒价值,与立法、政治之间存在深层关联,有德的生活会使人更关切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中西古典德性和价值的契合也有益于新文明理念的构建,更好地协调各国文明的差异和冲突。
中西古典思想家都从宇宙秩序来阐述政治秩序和人伦秩序,注重德政和人的德性完满,对政治极化、过度贪欲等有深刻反思。古希腊传统重视诗教、乐教和德性教育,这与中国的礼乐文明相合。中华文明注重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仁者爱人、修齐治平、天下大同,古希腊文明对政治和个人完善的理解也有宇宙论与目的论色彩,强调任何政制的维系都需要德性,政治乃是走向德性的辩证运动。中西古典文明在重要价值和理念上的共契,有助于现代多元文明和古今价值的深度融合。
在永恒的人世问题上,老子、庄子、孔子等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有共同见识,对于形而上与形而下、战争与和平、正义与不义、自由与奴役的看法相近。重新认识并深入思考中西文明的精神源头和内在价值,能更好地理解中西方在政治、法律、宗教、伦理、发展观上的异同,构建起共同价值理念,以应对现代的各种冲突和危机。
(作者:林志猛 单位: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外哲所暨马一浮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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