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富顺县志》

·背后的文化接力史·

刘 刚

富顺旧属犍为古郡,因盐设县,曾以“富义盐井”命名富义县。至宋太祖乾德四年(公元966年)时,富义县因盐业经济发达,由县升为州级“盐监”,称富义监。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开国皇帝赵匡胤驾崩,其弟赵匡义登基为帝。为避其兄太祖讳,新皇帝遂更名赵光义,后来干脆改名赵炅。受此影响,富义监也不得不改称富顺监。从此以后,虽然历经朝代更替、隶属变化、地域分合,但“富顺”这一地名始终未改。

一千多年以来,在富顺这片土地上贤才辈出,先后留下了十余部用以存史、资政、教化的《富顺县志》,成为千年古县得以赓续发展的传承基因。而宋朝,恰恰是修纂这一宝贵典籍的发端。据清乾隆二十五年《富顺县志·序》载:“且邑治之建……亦有志焉纪之也。阅古迹类载旧志,郡守杨汝为序,今其序漫不可考。明景泰甲戌,邑令李真修之,然亦无序。嗣是嘉靖十九年庚子,邑人佥宪何钟有序。惟万历九年辛巳,邑令秦可贞修之。自秦令而后至国朝钱令,于郡志内续之。”这是清乾隆年间富顺知县熊葵向的县志序言,文中“郡守”是因士人好古而对“知监”的雅称。据此可知,早在宋代就有“郡守杨汝为序”的县志,只不过因年代久远“漫不可考”。可喜的是,熊葵向的序文清晰地展现了自宋至明的修志脉络。顺着这条穿越数百年的脉络,那些早已佚失的明代《富顺县志》以及那些主持修纂县志的“功臣”有迹可循。

有明一代,富顺共编修四部县志,即明景泰五年《富顺县志》(史称“李志”)、明嘉靖十九年《富顺县志》(史称“何志”)、明万历九年《富顺县志》(史称“秦志”)以及明万历四十四年《富顺县志》。这四部县志,对丰富富顺的文化遗产和增强富顺的历史底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四部县志的编修,更离不开数任地方官和有识之士对富顺的无限热爱,其中包括李真、万文彩、秦可贞、孙杰等杰出知县和富顺籍陕西佥事何钟等乡贤,在他们使命担当的背后,是一场延续二百年的文化接力。

李真与景泰五年《富顺县志》

同治十一年《富顺县志》载:“李真,字子诚,陕西咸宁人。正统八年癸亥,由抽分大使荐知县事。居官勤慎,恩威并用。尝奏设巡检,弭盗安民,并奏除本府税外军需,革汰边粮及部运诸獘。修葺文庙及两庑诸楹,又于明伦堂前创建抱厅,堂之内外皆甃以石,戟门外泮池架石为梁,环以栏楯,重镌雁塔。十二年丁卯,重修治署后厅,户部主事汪回显撰立碑记。”

明承元制,把继续实行对竹、木等建筑材料征收实物税作为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时称“抽分”,也称“抽解”,并先后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15处竹木抽分厂局。各厂局由工部派驻抽分官员,其主官为大使,次官为副使,另外还有攒典等众多吏役,但都属于不入流的低级官员。抽分官员虽然品秩低微,但任务繁重,平时除物料的收取、运输和支领外,每年还必须完成高额的抽分指标,否则将受到惩罚。从这个角度分析,当初在抽分大使岗位上工作的李真应该干得不错,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正式被荐举为富顺知县。

明代的富顺县,不仅是经济强县,而且还是文化教育大县。因为在两宋时期,富顺就已经有60多人考中进士,在巴蜀大地算是小有名声了。在这样的名县,一个新任知县要想出政绩,除了做好赋税征收、刑狱决断、赈灾济贫等日常工作外,推动教育发展和编修县志不失为明智之举。只是,在李真到任之前,明朝已历经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至正统七年的75年间,10余任富顺知县任期过后全县仅有郭廉、黄璿、晏铎、黄平、甘敬修、黄仕俊、李尚等7人考中进士,更没有知县主动主持续修县志。

富顺遇上李真担任知县是幸福的,当然也是李真以自己的“优秀”争取而来的。他一上任就看出了县政的症结所在,立刻推出了自己的一系列治县理政举措。首先,在社会治理上,他创新提出设置“巡检司”,专门外派开展缉捕盗贼、维护治安等工作,为全县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其次,强力推进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对文庙内的功能建筑开展修缮,并“重镌雁塔”,激励学子求取功名。据《富顺文庙历代修缮及补充设置记录》,从北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始建至2000年7月,近千年间共有39次修缮记载,其中知县李真于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的修缮属史上第14次。在李真的努力下,其任期内的正统戊辰科、景泰辛未科和甲戌科,各有1人考中进士,上线率在10余任知县里遥遥领先。

更难能可贵的是,李真创造性地主持修纂了明代首部《富顺县志》。如前所述,富顺史上首修县志在宋代,但“漫不可考”。查整个元代,并无续修记录,至李真任知县时,全县的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情况已今非昔比,亟需开展修志这一大型工程。可以想象,在没有任何“旧志”参照的情况下,李知县的修志工作何其艰难,仅富顺的“建置沿革”一项,就要追溯上千年的线索,更别说事关民生的各类纲目了。正因为这样,所以直到李真到任的第12个年头,即明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这项史上浩大的文化工程才正式完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这部县志佚失,今天我们已无法观览它的尊容,但知县李真为我们留下了他亲自题咏的“富顺十景诗”,即“古井咸泉”“泮宫丹桂”“北岩石洞”“东津舟梁”“劝农仙境”“澜崖渔歌”“万寿晓钟”“凌云夕照”“南浦晴岚”“西湖夜月”。这十首诗至今读来朗朗上口,为地方古迹增色不少,其中的“古井咸泉”已幻化成富顺县城的标志性景点。李知县在明代首修县志的开创意义不言而喻,其历史文化价值更不可估量。

李真“富顺十景诗”之“古井咸泉”遗址

万文彩与明嘉靖十九年《富顺县志》

同治十一年《富顺县志》载:“万文彩,字国华,云南临安人,嘉靖十九年由进士任。案无滞牍,民鲜遁情。嘉靖二十年审编户籍,宿弊一清。时有‘神君’之号,旋补任广平,升南户科给事中。”文中信息表明,万文彩在富顺的任职时间是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至二十年(公元1541年)。在不足两年的时间里,明嘉靖十九年《富顺县志》就在其任内编纂完成,与前一部景泰五年的《富顺县志》相比,成书时间大幅度减少,在今天看来还是相当迅速的。

据明嘉靖十九年《富顺县志·原序》载:“嘉靖丁亥,长垣侯公季常添注吾邑时,集多士会考续志,众方仰其有成,以梗于时论沸腾而止。近十年间,予以乞闲林下,昧昧然欲嗣修之,乃按时按事窃以备物,援古证今窃以昭轨,凡几属草而粗成……聿分为类者六,为卷者十,为目者六十有九。志成,适临万公国华以名进士宰吾邑,因就正焉,万公欣欣然不啻若自己出。”短短几行文字,隐藏着不为人知的修志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直隶长垣人、时任朝廷御史的侯秩(字季常)上书弹劾首相杨一清,言其“术多险,不宜柄用”。对杨一清信任有加的明世宗,随即将侯秩从京城贬谪到千里之外的富顺任县丞。尽管遭遇“断崖式降级”,但任上的侯秩仍然“刚正威严,见者自生敬畏”,并“增修书院,延集生徒日讲,彬彬然荐登科第。”嘉靖丁亥(公元1527年),侯秩倡修县志,一时贤士汇集,工作顺利启动。但也许由于弹劾杨宰相的政治影响尚未消除,刚开始不久的续志工作因“时论沸腾”而受阻。过后,恰遇县人、正德庚辰进士何钟从陕西佥事任上退休回家安享晚年,热爱家乡的他为成就此志,孤身一人担负起独纂县志的重任,让“烂尾工程”生机再现。何钟通过近十年的努力,县志得以“草而粗成”,形成六类、十卷、六十九目的志稿。在这个时候,新知县万文彩到任富顺。于是,何钟抱着志稿请万知县校正定稿,明代第二部《富顺县志》就这样镌刻面世。

毫无疑问,县人何钟作为县志的主笔者,以十年之功推进志书编纂成书,是修志工作的中坚力量。叙州府(今宜宾)佥事乔世宁在嘉靖十八年的序文中这样写到:“富邑何公撰邑志七篇,本诸图乘,参以见闻,而付议时事,识达机宜大要,彰往迹,宣人文,揆政体耳,文辞弗论也。邑中故实将以是久远矣。”言辞中透露出对县志的肯定和对何钟本人赏识,堪称上级嘉奖。而知县万文彩的到来恰逢其时,“欣欣然”接受了总编任务,且“不啻若自己出”,在县志的出版阶段起到了“临门一脚”的关键作用。否则,县志可能永远都只是一部手稿,何钟的努力也将付之东流。

除此而外,万文彩在短短的任期内不忘勤政爱民、革旧创新,被老百姓亲切地冠以“神君”称号,其贤明可见一斑。《钦定四库全书•四川通志(卷七》》还把万文彩列为叙州府“名宦”,其事迹概括为“老成练达,判断如流,去宿弊,节冗费,民甚德之”。

《四川通志·名宦》之万文彩

秦可贞与明万历九年《富顺县志》

同治十一年《富顺县志》载:“秦可贞,字含章,陕西咸宁人,万历五年由进士任。治剧理烦,厘奸剔弊,案无留牍。尤敦崇学校,时被甄陶者多伟才。都人士实嘉赖之。”

秦可贞是继李真过后,第二位来自陕西咸宁籍的富顺知县,两人到任时间前后相隔134年,但时空的差距却没有阻断两位陕西人同样的方志情怀,他们都因修纂《富顺县志》而名垂一方史册。是巧合还是必然?或许,县人熊敦朴的说法比较贴切。熊敦朴是隆庆辛未科(公元1571年)进士,曾任兵部主事,故秦知县亲切地尊称其为“司马熊公”,并请他为县志作序。熊敦朴在序言中写到:“昔萧相收秦图籍而汉室遂兴,侯以宏抱,家世京兆,其所涵濡萧氏事业者未可涯涘,予故逆知予所悬望俱有以遂云。”

这里面有一个“萧何收秦图籍”的典故。即刘邦攻克咸阳时,他手下的众将士都争先恐后地跑进仓库分抢金银财宝。只有萧何一人将秦丞相、御史府所保管的律令、图书、典籍等全部接收,掌握了全国的山川险要、郡县户口,对日后制定政策、辅佐刘邦战胜项羽和建立大汉王朝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熊敦朴借此肯定家乡曾属汉朝都市圈的秦知县,并对其修志兴邦寄予希望。巧的是,萧何过后的陕西韩城人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是公认的中国史书典范。可以肯定,萧何和“太史公”司马迁这两位家乡先贤对李真和秦可贞两任知县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所以明代的两部《富顺县志》由两位陕西咸宁籍知县修纂就不足为奇了。

根据秦可贞自写的序言,明万历九年《富顺县志》内容十分丰富,“统为纲十,为目四十有八。志舆地表封域也,志宫室备规制也,志食货重赋役也,志兵防戒不虞也,志官师昭劝戒也,志选举征仕进也,志人物录贤哲也,外志除异端也,杂志察灾祥也,艺文志传信疑也,盖一时文献燦然足征”,县域内的舆地、宫室、食货、兵防、官师、选举、人物等无一不涉,纲目上承朝廷颁布的修志凡例。县人、明吏部尚书李长春在序言中指其“记事独详,而一切文词非有关涉者悉置弗入,简核有裁,庶几称史法矣”,并称赞“秦侯明敏阔达,吏道最为精练”。按今天的标准,明万历九年《富顺县志》同时得到“太史李公(李长春)”和“司马熊公(熊敦朴)”的称赞,可以称得上“精品志书”了。

秦可贞续修县志时,距离上部县志(“何志”)的纂修已近四十年。四十年间,富顺在今自贡市区新开盐井,形成新的盐产区,并于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划出县东以隆桥驿(今隆昌县域)为中心的十四里之地新设隆昌县,“其间生众繁滋,法制因革,与夫人材消长,习俗变更”,可谓民政事务繁重,工作千头万绪。除了主持修志工作,秦可贞还致力于“治剧理繁,厘奸剔弊,案无留牍”。尤其“敦崇学校”,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伟材”,其任内的万历己卯科就有刘之龙、郭如川、尹从教、彭登第、汪天近、杨为栋、甘士龙、何起升、杨之临等9人中举,万历庚辰科有刘之龙、尹从教、黄师文等3人中进士。另外,秦可贞还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在治署前的东面为富顺建了一座专为接待宾客之用的“迎宾馆”,境内山川也留下了他不少的咏景诗篇。其中,秦知县的《劝农山诗》云:“雨霁春和布谷鸣,漫寻往迹省农耕。田间敢拟麦岐秀,桑下还看雉子行。问俗尚嫌惊野老,忧时犹自觅儒生。深惭百里浑无补,尸素何由报圣明。”该诗作既辉映山水又抒怀言志,为县人世代传颂。秦可贞执政富顺的五年,可谓政绩卓越,连京都的高层人士都“实嘉赖之”。

清乾隆二十五年《富顺县志·秦可贞修建迎宾馆记》

孙杰与明万历四十四年《富顺县志》

同治十一年《富顺县志》载:“孙杰,浙江钱塘人,万历四十四年由进士任。洁己爱人,邑称父母。且襟怀酒落,不染宦情。簿书余,闲吟咏自适。常游翠屏山,题额联石壁。隶书甚工,骚人墨士往往珍之。寻内升主事。”

孙杰是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癸丑科进士,朝考后被授予刑科给事中。该职位主要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并监察刑部官吏,必要时予以弹劾,与御史互为补充。虽然仅为七品官,但因侍从皇上,故权力极大。三年后,孙杰被朝廷派往富顺任知县,正式成为富顺的新任地方行政长官。时富顺属川南大县,叙州府繁邑,政事民事冗杂。在朝廷监察岗位上历练过的孙杰对自己要求就是不一样,能带头做到“洁己爱人”,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洁身自好、爱护他人,影响着富顺一方的政风和民风,并且老百姓还把孙知县比作“父母”,即“父母官”。

《诗经·大雅·泂酌》首章云:“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对“民之父母”的理解,可以通过“岂弟君子”来诠释。“岂弟”同“恺悌”,意即平易近人;“君子”则是先秦时对诸侯卿士的美称。全句翻译过来就是“品德优良、平易近人的为政君子,人民把他视为父母”。意思是君子为政就要像父母对子女那样,不仅要生养,还要教以伦理道德,使其成人成才。毫无疑问,父母对子女的养教是发自于内心的,将这样的情感关爱与肩负责任转移至地方官的政事之中,才有所谓民之父母官。在《泂酌》诗中,能为“民之父母”者,就是前一句所述的“岂弟君子”。由此可见,知县孙杰在当时确属儒家官员的典范,“且襟怀酒落,不染宦情”,仍然保留着清廉为官的本色。

据明万历四十四年《富顺县志·序》载:“闻列国各有史官,掌记时事,总一世之舆图、物族,如摩尼映衣,则三十年画笔所操至重也。矧邑志自已卯来三十有八载,匪昔证今,凭谁考古耶?”按此序文可知,至孙知县任职时,富顺距上一次修志已有三十八年光景,旧志在资政辅治上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因此,急于在新岗位上建功立业的知县孙杰,上任伊始就找到时任县训导胡效夔商定纂修新县志,并确定由胡效夔执笔。胡效夔于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担任县训导,是负责教育的地方官,比孙杰先到五年,对全县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已较为熟悉,自然成了总编的第一人选。胡效夔在序文中继续写到:“邑侯钱塘孙公,识治君子也,急采风以廓新猷,取前志委效夔续貂,咨访网罗,两越月而志成。”修志工作以明万历九年《富顺县志》作基础,加上胡训导熟悉县情这一主观能动因素,县志修纂仅用两个多月就圆满完成任务,这比后来著名学者段玉裁修清乾隆二十五年《富顺县志》的速度还快一倍,堪称神速。可见知县孙杰与训导胡効夔配合默契,是一对工作上的好搭档。

在处理县政事务的同时,知县孙杰还要结合修志工作开展阅山川、探遗迹、采风俗等地情考察活动。比如县城对岸的翠屏山,因壁立如屏,正对学宫如挂榜形,又名“挂榜山”,时以“翠屏天榜”著称,是孙知县的常去之地,在那里留有他的“萝月挂朝镜,松风鸣夜弦”之句,可惜今已不存。他的书法中,尤其以“隶书甚工,骚人墨士往往珍之”。由于治县理政成绩突出,孙杰很快又经推荐保举调任京职,担任某部主事,继续在更高的平台上实现他的个人价值。

大明三百年,四部《富顺县志》循着王朝的历史轨迹横空出世,在景泰、嘉靖和万历三朝留下了四段精彩的华章。四部沉甸甸的县志,均属鸿篇巨制,倘若没有工匠般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李真、万文彩、秦可贞、孙杰四位知县以及县人何钟、县训导胡效夔等人不可能完成如此彪炳史册的功业。丹青无言,余温可追,如果说历史选择了这一拨勇于开拓的担当者,倒不如说他们把握住了时代赋予的历史机遇,因为他们不仅成就了四部县志,更推动了富顺的发展,他们将永远在富顺的历史天空里熠熠生辉。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刘 刚( 自贡市地方志办公室)

供稿:自贡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