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剧艺术同其他地方戏艺术一样，是中国戏曲体系的组成部分，是集音乐、歌舞、文学与绘画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在我国史志领域里，应当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纵观川剧艺术形成以来编修的各种志书，都不曾有过它独立的篇幅，更没有一部完整的《川剧志》。历史留下的这种缺憾，自然有其久远的社会原因。

　　优伶难登“大雅堂”

　　从事艺术演唱的演员和乐员，旧时被称为“优伶”或“倡优”，虽然，其得名之初，这些称呼并不含什么贬义，后来，由于宫廷王室一些士大夫阶层的人，逐渐把这种职业和从事这种职业的人视为“下贱”，优伶开始遭受歧视。早在汉代就有人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流俗之所轻也”(《汉书.司马迁传》引《报任安书》)。在明代出现“川戏”以后，就连从事“雅曲”创作的戏剧家陈铎，也填就《嘲川戏》一曲，对当时演出于金陵(今南京)的“川戏”加以讥讽，嘲笑那些唱“川戏”的人“不知羞共耻”(见《学林漫录》第一辑王利器《明代的川戏》引环翠堂刻本《精订陈大声秋碧轩稿》)。成篇于清末宣统年间的《成都通览》之《成都之优伶》里，仍然说是“伶人，土名‘戏子’，又名‘脚色’又名‘戏娃子’，具有一种俗不可耐之性质”。进入民国时期，戏曲艺人遭睥睨、受凌辱的事更是屡见不鲜。

　　正是由于这些社会偏见历代相沿，致使戏曲艺术、乃至整个戏剧艺术，在不少人心目中地位低下，在我国历代的“正史”和现存的八千五百多种地方志里，关于戏剧艺术(及其萌芽状态)的记述绝少篇幅，被视为“大雅之堂”的史志领域，也未能给戏剧艺术提供应有的容身之地。直到宋人欧阳修编修的《五代史》里，才首次出现《伶官传》，记述了唐末五代时期一些伶人的活动。但是，编修者在这部“正史”中设置《伶官传》的主要目的，还在于让后世记取唐庄宗被“数十伶人困之，而身亡国灭，为天下笑”(《五代史.伶官传叙论》)的历史教训，更把伶人视为祸国罪魁，并无意反映那时的乐舞和戏剧艺术的面貌。在汗牛充栋的众多地方志书中，即使有一些关于戏剧艺术的零星内容，也往往羼杂在“风俗”、“会集”、“迷信”等篇中偶尔得到记述，笔者通过辑录《四川戏曲史料》的过程，更加感到了这一点。

　　从古至今。中国从来没有过一部官方编修或学者组纂的戏曲志，而仅仅作为一方之戏的川剧，在史志领域里的地位，当然更次于广义的中国戏曲而被长期摒拒于“大雅”堂外。历史留下的这片空白，应该由社会主义新一代来给予填补。

　　翻开修志新篇章

　　戏曲艺术的境遇，自解放以来起了根本的变化。戏曲剧团和戏曲艺人的面貌随着整个中国戏曲地位的提高，在华夏民族文化殿堂，乃至在国际剧坛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川剧艺术也在这一历史性变革中，得到了进步和发展。

　　在此前提下，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于1959年4月29日在全国政协举行的茶话会上提出：“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他首先用川剧引出“开场白”说：“陈毅同志喜欢用《秋江》里的一句台词，说过了六十岁又是一个新花甲。老道理新解，很好。”接着，周恩来总理又讲到了京剧，他说：“希望过了六十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这是从已故的程砚秋同志那里得到的启示。程砚秋同志的艺术修养很高，……在旧社会，他是孤身奋斗出来的，养成了洁身自好的风气，不大收徒弟，因此他的唱腔流传不广。解放以后，我曾劝他收徒弟。今年纪念他逝世一周年时，算了一下，他的徒弟不过十几个。程派唱腔又难学，徒弟们还没有学得好，他就去世了，录下来的唱片也不多。从这个问题联想到，凡有一技之长的老年人，总是多给社会留下一些东西好。”在这里，周总理实际上提出了有必要编修戏曲志书的问题。他在以下的讲话中，又以我国近代历史阶段中具体的人和事为例，强调了应当尽早搜集失载史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且明确指示：“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但对过去的东西也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过去编的府志、县志，保留了许多有用的史料。……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周恩来讲话引文，均摘自《周恩来选集》下卷《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

　　就在周总理这次讲话之后，中央成立了“方志小组”，负责具体指导和部署全国修志工作，不少地区积极行动，开始了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工作。遗憾的是，这项方兴未艾的全国性宏伟工程，由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而被迫中断了。

川剧步入史志堂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83年，一项编修文化艺术志书，集成的工程上马了。中央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剧协发出《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戏曲志>的通知》，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包括川剧艺术在内的《中国戏曲志》和《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的编修工作，这些亘古未有的文化工程，连同囊括我国所有民族民间文艺的音乐、舞蹈、故事、谚语、曲艺等十大巨部《志》书和《集成》，立即被中央批准为我国第六跨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艺术科学研究的国家重点项目。1990年初，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周巍峙同志就此讲话说：“《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等十部集成、志书，是一项规模宏大的民族文艺基础建设工程。总共310卷，每卷约有100多万字，加在一起近5亿字。……集成、志书的编纂，标志着我国文艺资料的普查和搜集、积累和抢救，以及文艺史论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不仅是文艺的经典，也是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美学，以至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文化思想史等研究领域中珍贵的资料文献”(载1990年1月2日《中国文化报》)。

　　作为国家重点艺术研究项目的《中国戏曲志.四川卷》和《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四川卷》，从四川戏曲发展的实际出发，都为川剧艺术的记述(文、谱、图)提供了主要篇幅，在川剧历史上(迄今1982年)凡是有成就、有影响、有建树的剧作家、导演、音乐工作者、舞台美术工作者、玩友(业余演唱者)乃至班主等，均可在《戏曲志》里给予记述，凡是具有代表性、典型性、转折性的川剧艺术活动及川剧班社、剧团、演出场所等，也都将在这部志书里留下它们的业绩；川剧声腔、音乐的精品和创造这些精品的人物艺事，又将在《戏曲音乐集成》中得以录存，实现了周总理的遗愿。四川各市、地、州都有自己的《戏曲志》，连同《四川省志》的文化艺术篇，都为川剧艺术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了充裕的记述篇幅，就连全国各省、直辖市《戏曲志》的地方卷和地方志中，凡是川剧有过活动的地区，都为它作了翔实记述。据笔者见闻所及，目前，《中国戏曲志.云南卷》、《云南省傣戏志》、《昆明市戏曲志》、云南省《昭通专区戏曲志》及《镇雄县志》，《中国戏曲志.贵州卷》及贵阳市、遵义市、安顺市、毕节市市志中的戏曲部分，《中国戏曲志.湖北卷》及其恩施地区、利川县志的戏曲部分，以及《中国戏曲志》的北京卷、上海卷等志稿中，都已经记述了川剧在那里的艺术身影和足迹。《中国戏曲.四川卷》已于前年完成志稿，这部上百万字的巨著，给川剧以首席地位，估计将于今年由中央文化部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四川卷》也将于今年6月送交中央初审。川剧艺术以其民族艺术大家庭一员的姿态，步入了国家重点艺术科研项目的“大雅之堂”。

　　成都川剧列专志

　　成都，是川剧艺术的主要发祥地和活跃区。成都的戏剧，早在三国蜀汉初期，便有过刘备召开群僚大会时，命“倡家(演员)假为二子之容(装扮成学士许慈和胡潜)”的演出活动，至唐，成都俳优又有“请为‘刘辟责买’之戏，中国戏剧史上首次出现“杂剧”之称也见于唐代一次成都动乱的文献记载里，并且，当时这里已经出现了“五人为火”的俳儿团体--戏班；五代时，以“贫儿拾麦”为内容的歌舞剧，又出现于成都蜀宫殿前；宋代，双流宇文氏家姻礼，府内演戏，十分热闹；成都阅武场每年照例举办盛大的喜剧赛演活动；至元代，成都“岁率有棚，谓之故事”；从明代开始，我国戏曲花、雅诸腔中的昆曲、弋阳腔相继传入成都，逐渐受到四川语音和方土乐舞的同化。到了清代，昆曲、高腔(弋阳腔)、胡琴(皮黄腔)、弹戏(梆子腔)、灯戏巳荟萃成都舞台，并且形成了川剧四大“河道”(地域流派)中“上坝”艺术的中心。民国时期，成都川剧遍布城乡，远出夔门，并且先后经历戏曲改良、抗日战争等时期曲折的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都川剧经历“改人、改戏、改制”阶段，参与发掘、整理、鉴定传统剧目工作，陆续创编了大批古典题材和现代题材剧目。《拉郎配》、《白蛇传》、《杜十娘》、《夫妻桥》、《鸳鸯谱》、《秋江》、《思凡》等长期享誉中国剧坛，音乐改革也大见成效。剧团上山下乡，晋京出国，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欧亚诸洲。有着悠久发展历史和深远影响的成都川剧，如何搜集它瀚如烟海的种种资料，如何按照政府的有关要求全面地、科学地、忠实地、精要地记述下它自鸦片战争以来(或据实上延)到1989年的整个面貌，成为川剧艺术研究工作者和史志工作者一项严肃的课题。

　　1983年7月15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以39号文件转发了《全国地方志编纂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纪要》提出了开创我省编纂地方志工作的新局面的具体办法，当年10月，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批转了《关于开展市地方志编修工作几个问题的请示》的通知。《请示》根据省府39号文件精神，要求“各市、地、州、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应由政府负责同志担任主要领导，吸收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及热心于修志事业的社会名流，史志专家参加”。在成都市政府领导下组成的《成都市志》编委会和编辑室，担负起组织和领导成都市属各县县志和各行业专业志的编纂工作，在经过多次调整后确定下来的《成都市志》所含的几十部专业志中，《川剧志》在全国各城市志档次中破格升级，按川剧艺术在成都文化历史发展和现实作用中的实际地位，以一市的代表性剧种而单列成《志》，表现了政府领导的胆略和灼见，使源远流长、蕴含丰富的成都川剧在锦城的艺术殿堂里得到了应有的位置。1986年7月25日，成都市文化局颁发了成文办(1986)第9号文件，决定由成都市川剧艺术研究所牵头，会同成都市各直属川剧团和部分市辖区、县川剧团人员，组成《成都市川剧志》编纂委员会及业务工作机构编辑部，在成都市文化局修志办公室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自此，《成都市川剧志》成为全国各城市专业志中唯一一部地方戏的单列剧种志。

　　《成都市川剧志》开展工作以来，已经经历了资料搜集、建立资料卡片、编纂《资料长编》和志稿试写的阶段，并且，完成了《中国戏曲志.四川卷》成都川剧条目撰写、中国城市百科丛书《成都市》川剧部分和《成都百科全书》川剧条目的撰写工作，正在进行《成都市川剧志》的志稿撰写和《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四川卷》的成都音谱及人物介绍条目。在各级政府的关怀下，为成都川剧树碑立传的人们，在这亘古未有的千秋大业中，勤奋、团结，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为在今年完成全部志稿而倍加努力。鉴于他们已经取得的成绩，成都市人民政府授予《成都市川剧志》编委会1990年度“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工作先进单位”的光荣称号，他们又在1991年提前一月完成试写稿，再次受到奖励。

　　近年，我国戏曲理论界兴起了“剧种学”的学术研究活动，一些川剧理论家提出了在“川剧学”的构建工程中，把“川剧志学”同川剧通史学、川剧文献学、川剧资料学并列为“川剧历史学”的研究范畴，且将付诸实践。笔者深信，“川剧志学”作为一种艺术研究的专门学科，在川剧史志工作者的不断努力下，不久的将来，它将自成体系，成为我国一项新兴的艺术研究门类而有始有续，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事业中结出丰硕的成果。（作者：戴德源    引自中国戏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