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指标、强力指挥、政治介入、大撤退，是“大办钢铁”运动的一些显著特征，“后院炼铁”“土钢炉”“土铁炉”“熘铁炉”“放卫星”……是“大办钢铁”运动的“特产”。“大办钢铁”运动是四川乃至全国经济建设中的一次很大的挫折，正像彭德怀同志在《意见书》中讲的：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确实是得不偿失。

1958-1960年四川省“大办钢铁”那段历史距今已过去了四十多年，但对我们经历了那段历史的人来讲却是很难忘记。“大办钢铁”运动今天看起来，实际上是在“左”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从中央发动起来的、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群众运动。搞“高指标”长达二三年之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特别是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直到1961年、1962年被迫进行调整。这次运动确实是四川省乃至我们国家在经济建设当中一次很大的挫折，正像彭德怀同志在《意见书》中讲的：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确实是得不偿失。

一、高指标

“大办钢铁”是自上而下发起的。当时毛主席有许多指示。在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毛主席他老人家对中国怎么搞工业化，怎么搞社会主义，甚至于怎么搞共产主义都在进行探索。另外，当时国际形势也很紧张，美帝国主义封锁、包围还在继续，中苏关系在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急剧恶化。所以当时帝、修、反对我国实行了包围。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引起举国上下很大的愤慨，激发起全国人民奋发图强的爱国热情。毛主席在这个时候提出了：钢铁、粮食最重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中国对于搞工业、搞经济建设确实缺少经验，1957年12月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个口号，要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上超英赶美，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提出来，钢铁的产量七年超英、十五年赶美。1957年全国的钢铁产量是五百三十五万吨，“北戴河会议”上确定1958年钢铁产量要翻一番，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这是很高的一个指标，那时动不动就讲翻番。这个指标从上面压下来，四川也就要求钢铁产量翻番。1957年四川的钢铁产量只有三十五万四千吨，主要是重钢生产的。1958年提出搞八十五万吨，翻一番还多；1959年一百四十万吨，又将近翻一番。相应的生铁、煤炭等物资都大幅增加，当时在“大跃进”年代，说增长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根本不能提，提就是“右倾保守”。高指标压得很厉害。

1957年四川省的钢铁基础很差，主要是重钢，年生产二三十万吨。另外，全省有小铁厂二十多个（十几至二三十立方米的小高炉），要想产量翻番，靠现有的设备显然是不行的，靠新建、扩建正规的钢铁厂，时间也来不及。所以高指标的结果就是靠大搞群众运动，靠人海战术，搞土炉子。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大中小并举”，实际上大的根本来不及搞。还有一个口号叫“土洋并举”，当时把有机械化鼓风的小高炉、小铁厂叫“洋”的，土的即用石头或砖瓦砌一个零点几立方米的小炉子，鼓风靠人力拉风箱，煤炭供应不上就烧木材。“土洋并举”实际上是以土为主，大量用这样的土炉子，广种薄收。土炉子当时有个名称，还在正式文件中出现过，叫“小土群”（小—小炉子，土—土办法，群—大片大片的小炉子）。还有“小洋群”，所谓“小洋群”是指二三十立方米的小高炉，洋是指机械鼓风。以“小土群”“小洋群”为主力，搞万座土高炉运动来完成钢铁产量翻番的任务。当时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很短的时间，就是在一夜之间把过去的高级社变成人民公社，然后在农村大量抽调劳动力，最多时（当时统计的数据很不精确）号称八百万人上山（砍树炼铁）。《四川日报》有一次报道：一千万钢铁大军战斗在大巴山、华蓥山、峨眉山、邛崃山等崇山峻岭当中。这号称的一千万人中，除了农民是主力军以外，后来因为钢铁产量上不去，压力大了以后，把机关、学校、非钢行业工厂的人员也投入进去，所以叫“全民大办钢铁”。在机关、学校到处修这种小土炉子，外国通讯社叫我们“后院炼铁”。

当时上山的农民要自带口粮，米都是自己背上山去，而且不发工资，就是干了以后记个工分，回公社去参加分配，这实际上是对农村人民公社一次大的“平调”，是刮“共产风”的问题。四川的森林在1958年“大办钢铁”运动中几乎给砍光了，多少年以后才慢慢恢复过来。1958年秋收时，由于公社的人都上山砍树去了，粮食烂在地里无人收割。那时李井泉说：社员在发牢骚，说“人民公社”变成“人民母社”了。当时就是靠这样的人海战术，靠一些极为低劣的装备生产钢铁。

当时不仅是炼铁，炼钢也搞土炉子，叫“土钢炉”。“土铁炉”也好，“土钢炉”也好，从科学的观点来说基本上都行不通。我也看过炼铁，把矿石倒在炉子里面，加上什么东西，拉起风箱就烧。甚至后来“小土炉”都搞不过来了，就搞“大窑铁”，这个“大窑铁”就更原始了，炉子都不要，就是挖一个大坑，把煤炭、矿石堆在里面烧。温度根本就不够，炼出来的东西根本不是铁，当时我们心里在想，但不敢说，实际上是把好好的东西（木材、煤炭、矿石）烧成不能用的烂渣子了。正规的炼铁，铁渣与清清亮亮的铁水是分开的；而这样烧出来的东西就像稀泥巴一坨。当时有一个比较含蓄的说法，叫“渣铁不分”，实际上是把好东西烧烂了。有一个插曲有点意思，当时产量天天报，一天一个县生产几百吨上千吨“铁”，但是烧出来的东西不能用，怎么办呢？我那时在省钢铁办公室，知道这情况。一天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同志打了电话来，他报告李政委（李井泉），说现在渣铁不分的问题解决了。他们试验搞了一个“熘铁炉”，就是再搞一个小炉子，把渣铁不分的东西，像四川炒“回锅肉”一样，再回一下炉就行了，就出铁了。李井泉听到这个情况非常高兴，马上就开电话会，布置大家再搞许多“熘铁炉”，组织队伍到泸州去取经。那时省钢铁办公室在重庆，我们这些秘书和工作人员就在重庆市委后院里搞了一个“熘铁炉”，炉子很小，弄了一个木头风箱，我们换着拉。我记得李井泉也带头来拉风箱。我们自己在“种试验田”，大家轮换着搞了半天，还是不行，还是渣铁不分。当时省委工业部有一个处长也住在那个院子里，我记得他当时披了一件军大衣跑来看：“这是什么东西？这怎么能出铁？”结果被李井泉听到，把他臭骂了一顿，叫来一辆吉普车，让他连夜赶到南充去，在那里搞五百个或是一千个这样的炉子，搞不成、出不来铁就不准回来。后果如何我就不清楚了，肯定是不成功的。

当时就是在这种炼出来的东西不能用的情况下，受浮夸风的影响，迫于压力，还是天天报几百吨、几千吨的产量，还要放高产“卫星”。我记得比较突出的一次是在1958年国庆节前夕，全国部署在9月29日放高产“卫星”，我们四川也在那天放高产“卫星”，报上都登载了，全省日产生铁一万零二百吨、钢五千五百吨。日产一万多吨铁，那么一年就是三百多万吨，这怎么可能呢？当时报产量，哪有精确的统计呢？就是估量。根据修了多少土炉子，估一个平均的单炉产量，算出来；或者按投入了多少矿石、木材、煤炭折算出来，都是神仙数字。质量根本没有检验。而且那天的一万零二百吨还是凑出来的，让大家报，报了不行还要再报，要报够。还“预借”，29日的产量不够就把30日的“预借”一些来，这样使全省达到日产生铁万吨。这个日产万吨铁，当时觉得已经是不得了了，但是比起其他省份就不行了，当时全国都在狂热地浮夸。我记得比较清楚，广西放的“卫星”就更厉害，这是上了《人民日报》、新华社也发了消息的，广西鹿寨县日产生铁二十万吨。他们就是搞“大窑铁”，根本不搞炉子，就是挖坑坑。后来的记录还有比这更高的。这消息在报上登了以后，李井泉同志就马上派冶金厅厅长孟东波带一帮人坐飞机到广西，连夜赶到鹿寨县参观取经。回来时，我记得李井泉亲自到重庆白市驿机场候机室里等孟东波带的工作组回来。一下飞机，李第一句话就问：“那是不是铁哟？”当时人很多，孟东波不大好说，还是点了一下头说：“还是有铁。”烧了那么多东西，一天产二十万吨，仅仅“还是有铁”。后来证明那完全是弄虚作假搞的。当时还有一个所谓的“大跃进”理论，叫“数质并举”，而且数量在前，质量在后。我们搞工业一般都说没有质量就没有数量，质量是基础。当时一种“理论”就讲，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说质量是一定的数量体现出来的，数量都没有还谈什么质量呢？所以实际上是只强调数量，不要质量。

二、强力指挥

虽然这个运动脱离实际，但当时抓这项工作的人们，确实都有一股强烈的责任感和忘我的热情。领导们把战争年代打仗的办法运用到搞工业生产上，实行强有力的指挥，在“大办钢铁”运动中确实达到了一个顶点。

四川从省委开始到各地市委书记的工作重心，本来是在农业方面，但是到了“大办钢铁”年代，就成了全党办工业，全党抓钢铁。李井泉同志亲自指挥，并坐镇重庆，实际上把省委工作的重心，移到了重庆。他带了一个大班子，省委的工业部部长、交通部部长、冶金厅厅长、煤炭厅厅长、交通厅厅长、物资厅厅长等主要的工业系统一把手都在重庆长住，我当时跟着工业部的领导同志在那里住了两三年。在重庆成立了一个钢铁办公室，它是由各部门抽调来的干部组成的，不是指挥机构，基本上是一个调度机构。天天通过长途电话和各地市委书记、主管工业的一把手、大厂的厂长联系，了解情况，然后整理好向李井泉同志汇报。好的就表扬，好经验就推广，产量没搞上去的就批评，有时在电话上把一些地委书记批得很厉害。当时中央召开电话会，由中央书记处彭真、薄一波等同志主持，中央开了省委就接着在重庆开，省委电话会议结束后，各地、市委马上就通知各县召开电话会，一层一层开。中央开得少一点，省委的电话会几乎每周都有一两次。那时一般人打长途电话，根本打不通，都得给“大办钢铁”让路。电话会从晚上七八点钟，一直要开到天亮。层层往下开，就是讲形势、压任务。当时新闻界的报社、广播电台都派了主要的记者，报道电话会议，会议结束都在夜里十二点过后，记者根据李井泉的讲话马上就写稿子，再用电话往报社、广播电台传稿子，当时还没有传真机，我记得我还去传过两回。那时总编或值班的编辑就守在电话旁，我们把稿子传过去，传到深夜两三点，第二天早晨就要见报。当时重庆与成都有飞机航班，李井泉早晨就站在他住的招待所门口，等着看报。大概七八点钟报来了，登记在头版头条。这在通讯不发达的情况下，确实是抓得紧。还有就是“调度”，钢铁办公室打电话进行调度。天天打电话，报日产量，除了报数字以外还要找那些书记了解情况，产量搞上去了有什么经验？没有搞上去是什么原因？像重钢这样的大钢厂，到最紧张的时候，每个班都要直接向省委报产量，大平炉生产多少，小平炉生产多少。钢铁产量、煤炭产量是多少，交通运输、铁路车皮发运多少，这些都要天天调度。当时除了钢铁产量外，还要调度物资数量，大量“小高炉”修起来以后，煤炭、矿石供应不上成了问题。大量树木砍了、烧了，做风箱的木材紧张了，风箱中的活塞是用鸡毛做的，有一段时间鸡毛也不够了，李井泉工作抓得很细，他说现在的关键是风箱问题，风箱问题就是鸡毛问题。让我们天天打电话问鸡毛的情况，报上去他要看。过后大家开玩笑，说我们真正是在搞“鸡毛蒜皮”的事。

三、政治介入

钢铁产量上不去，达不到指标的要求，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领导们很着急。当时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叫“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鼓足干劲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反对“右倾保守”。钢铁产量上不去，反右倾就介入到这里面来了。当时分析，为什么钢铁产量上不去？主要是因为领导干部“右倾保守”。后来反右倾，在乐山钢铁厂和重庆鱼田堡煤矿等单位进一步发展为“火线反右倾”。哪里产量上不去，就在哪里反右倾，在火线上就批判，就撤干部。就像我们现在踢足球一样，输了球就换主教练。干部的压力当然就很大了。不仅是基层干部，大厂领导、地市委书记的压力都很大。我记得1960年，在重庆开一次上万人的大会，叫“六级干部会”，指省、地市、县、厂、车间和大厂的部分班组干部。在这次万人大会上，除了作报告以外，李井泉还讲了话，非常严厉，指名道姓地批评产量上不去的单位的领导。我记得当时一个是批评重钢，说重钢右倾保守，指名道姓地批重钢党委书记安以文。后来安以文被撤职了。另一个印象深刻的是批永荣矿务局，指责党委书记杜介厘：你这么大一个矿，煤炭产量为什么上不去？而且这次你的干部来开会，还上街去耍，还不着急……实际上是在休息时间，他们矿有两个车间书记上街去修手表，不知道被我们秘书班子里的哪一个看到了，告诉了李井泉。李井泉大发脾气，喊杜介厘站起来！杜是矿务局的总头头，他一站起来，下面的矿井、生产队的几级干部都跟着站起来，一排排地在台上站着。那个时期强迫命令很厉害，政治压力很大，大家都陷入了一种很盲目的状态。用类似于军事指挥的方式强迫命令，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生产，而不是按照经济规律搞生产，有一些过激的做法，就像是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四、大撤退

四川的“大办钢铁”运动渐渐地坚持不下去了。农村由于大批劳动力上山砍树炼铁，田间因缺乏劳动力而减产，搞公共食堂，搞浮夸风加上自然灾害，使得情况越来越糟。工业方面比例严重失调。本来想要钢铁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结果是钢铁元帅升帐了，万马齐喑了。轻工业等其他工业被挤占得很厉害，搞不下去了。1959年搞的高指标确实完不成了，被迫进行调整。四川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也是更不好的地方，我们还在坚持不退，我们的调整收缩比全国各省都慢。四川搞高指标很凶，持续的时间又很长，在调整的时候，步伐很慢，边战边退，甚至顶住不退。1959年上半年，党中央已经出现一些调整迹象，讲人民生活，讲国计民生，钢铁指标也作了一些调整。但是到了1959年下半年，因批彭德怀右倾，使纠“左”步伐中断。批彭德怀传达到下面以后，又继续反右，包括“大办钢铁”运动一直还在坚持。1960年全国“大办钢铁”就在退了，劳动力在撤退，指标在压缩，原来搞得很凶的广西、河南也在撤退；但四川不想退。有一件事我印象比较深，1960年4-5月，当时国际形势很紧张，中国共产党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遭到苏共及东欧各国共产党的围攻。在那次会议上，只有阿尔巴尼亚支持我们。在传达这件事的会上，李井泉很生气，对我党受到围攻非常气愤，他马上提出搞一个“钢铁高产周”。意思是要奋发图强，把钢铁生产搞上去，回击修正主义。当时我也感到，我们搞钢铁生产确实是一个政治任务，不光是几吨钢的问题。1960年，在全国都开始调整的情况下，四川省委又正式作了决定，再来一次“大办钢铁”运动，再上三十万人，提出1960年钢铁产量一百五十万吨。但是后来还是搞不下去了，山上的人也稳不住了，“小土炉”也不行了，叫做“强弩之末”了吧。最终，1960年的钢铁产量，经过核实只有六十八万吨。就是说比1957年的三十五万吨将近翻了一番。但是至今我还是怀疑那个所谓核实了的六十八万吨，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有符合质量标准的扎扎实实的产量。因为当时政治压力很大，浮夸风盛行，大量弄虚作假，有的是有意识的，有的是迫于压力，有的是不了解情况、官僚主义。所以“大跃进”那几年的数字很难说。我们四川的调整、收缩比全国其他省晚了至少一年。调整慢了，加重了人民生活困难。

四川从1961年被迫开始调整。工业上主要是压缩钢铁战线，压缩劳动力，其他还包括：纠正“共产风”，解散公共食堂，调整核算单位，压缩城市人口。城镇人口原则上并且也只能控制在1957年的数量上，多出来的都要回农村去，因为没有饭吃了，养活不了。钢铁行业是一次大撤退，“大跃进”中修起来的“小土炉”早就拆掉了；同时期建起来的几百座小铁厂，在1961年、1962年调整时也基本上全部砍完；而且1958年“大办钢铁”以前的二十多个小铁厂也基本上砍掉了。全省到了调整以后，就只剩下两个半铁厂了，一个是达县的万福铁厂，另一个是叙永的后山铁厂。为啥还有半个呢？威远钢铁厂有两座小高炉，砍掉一座，叫做停一开一，就算半个厂。所以全省钢铁行业不仅仅退到1957年，实际上退到1957年以前了。威远钢铁厂保留下一半的经历是这样的：威远钢铁厂是一个老厂，建国前就有了。调整时决定要撤掉，这个消息传到厂里后，全厂上下干部职工声泪俱下。厂党委书记刘和地听到厂要撤掉的消息，就连夜从威远赶到成都，我看到他在金牛坝找省委反映，代表全厂几千名职工要求把这个厂保住。他找到当时主管工业的老书记陈刚同志，讲了很多理由，他们决心要自力更生，不要国家出什么钱。谈的时候我不在场，据说谈得很激动，刘书记也哭了，最后这个厂保住了，留了一座小高炉。后来威远钢铁厂搞得很不错，他们生产一些小五金、小钢材，那时正是困难时期，正需要这些东西。直到现在威远钢铁厂都算是一个搞得比较好的地方铁厂。以后大家看到刘和地，还和他开玩笑，说这个厂是他像刘备哭江山一样哭出来的。实际上当时还是很沉重的事情。压缩以后，剩下两个半铁厂，1962年全省的生铁产量只有两万多吨。这里没算重钢的产量，算的是我们地方的小铁厂。两万多吨铁是什么水平呢？是1951年的水平，退回到了建国初期的水平。钢铁厂被迫压缩以后，造成市场上钢铁制品奇缺，机器就更别提了，据说在北京连妇女用的头发夹子都买不到。1962年困难时期，更严重的是老百姓没有铁锅了，市场上也买不到。要买一口铁锅得写报告获得专门批准，才能得到一张锅票。因为大部分铁厂关闭了，生产不出来。老百姓（特别是农村中的老百姓）的铁锅许多是大办公共食堂时，有些干部为了追求将公共食堂办得好，强行把村民的锅给砸了，让他们只有到公共食堂去吃饭。那几年我到农村去，看到有些农民用打破得只剩一瓣的锅片做饭。另外，老百姓把家里好好的铁壶、铜壶等金属东西交给国家，拉到钢铁厂炼钢，所以不少铁锅也献出去炼钢了。那时候机关、学校的铁门也都拆下来交出去炼钢了。我还经历了一件我认为是最没有道理的事，我们住在重庆市委院里，重庆市委开电话会议的那幢楼里有一台空调，是国民党时期遗留下来的，和现在的像一个箱子一样的空调大不一样，地下铺了一层密密麻麻的铁管子。重庆的高温三四十度，热得人难受，我们进到开电话会的会议室里确实感到很舒服。突然有一天空调没有了，空调被拆了，把好好的空调拆了去炼钢了。当时大家都觉得可惜，但又没人敢说。

（摘自《当代四川要事实录》。四川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