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一般以《周官》《禹贡》《山海经》为方志主要的源头之作，但是《周官》只是官制汇编，在体例、内容等方面并未对方志的形成产生实际影响。作为地理书的《禹贡》《山海经》对方志编纂均有影响，但《山海经》较之《禹贡》，内容更丰富，产生的时代更古老，《山海经》才是方志之源。而《山海经》为蜀人或巴蜀人所著，因此四川应为方志发源地。

【关键词】：四川  方志  发源地

关于方志的起源，古今不少学者，常常提到的是《周官》（《周礼》）《禹贡》《山海经》。作为方志源头之作，应该是体例、内容与后世方志相似相近，且出现时代最早，是具体的真实的著作。

《周官》以周代末期为时代背景，对其列国设官分职的综合记述，是一部“官制汇编”。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发现此书，著之于《别录》《七略》，刚问世便受到排斥,此后，历代不少学者亦认为是刘歆的伪作。且《周官》之五史执掌，无从参证，五史之官名亦未能具备。《周官》所记职官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官制设计，并非实有。张舜徽《经传标题辨惑》还指出，《周官》之“周”只是周遍、周备之意，并非指周代。《周官》本身亦并未直接记述地方情况，只是所记职方氏、土训、诵训之执掌涉及地方,无具体、实际的关于地方情况的篇章，在体例与内容方面对后代方志的产生无具体影响。所谓“掌道方志”之“方志”不过是对记录各地方情况文献的通称，并非后世之方志；所谓外史所掌“四方之志”，均已失传，多认为只是各诸侯国之史，并非地志之类；且《周官》体例与方志并无明显联系。如果仅仅因为《周官》一书最早出现“方志”一词，便将其视为方志源头，难以服人。

《禹贡》，按九州分别记述四至、水利及山脉、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赋、交通等，确实是一部地理书。对后世修志，特别是全国性区域志的编纂产生过重要影响。元朱思本在《九域志自序》即称其书“一以《禹贡》九州为准的，乃以州县属府，府属都省，以都省分隶九州。”古代的省级志书及府、州、县志，在记述地理沿革时，亦往往追溯本地属《禹贡》九州之何州。

《山海经》，有五藏山经、海外经、海内经、大荒经等十八篇，三万余字。以山海地理为纲，记述各地山川、道里、历史、民族、宗教、神话、巫术、人物、世系、医药、物产、天文、历法、气象及原始风俗等。对《山海经》，或视为地理书，或视为历史书，或视为巫书，或视为神话书，或视为民俗著作以至百科全书等等。但就其内容与体例看，应视为地理书。吕子方从保存不少原始文献资料的《孔子家语》有“子夏曰：商闻《山书》曰：地东西为纬，南北为经”的记载，认为“在《家语》成书时，人们已承认《山海经》是一部地理书了”（《读《山海经》杂记》）。汉刘秀（刘歆）《上山海经表》称该书所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贵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鳞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即是较早以地理视角述其内容。《隋书·经籍志》著录南齐陆澄所撰《地理书》即说明：“陆澄合《山海经》已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也是将《山海经》视为地理书。《四库全书总目》虽然将《山海经》归入小说类，但也客观地承认“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王庸《中国地理学史》认为《山海经》“为原始之地理图志”。唐世贵认为《山海经》“是一部神话了的政治地理书”。日本学者竹野忠生《西南诸岛轶闻》认为《山海经》“是中国地理书的鼻祖，是附带地图的地理书”。

从体例看，《山海经》是按地域展开的一种“横向的记述”，这正是后世方志体例的主要特点；从内容看，主要记述各地山水地理、物产风俗等内容，虽然在记述各地情况时附带记述巫术与神话传说等，仍然是以地理方面的内容为主。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序即云：“凡自昔史官之作，与夫山经、地志，旁见杂出，莫不入于其中。”着重提及的即为《山海经》，且与地志并列，可见《山海经》对方志编纂之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欧阳忞在此并未提及《周官》《禹贡》。一些学者认为，《山海经》其实就是地方志。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认为：《山海经》“可说是一部名物方志之书，也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类书”。李宗邺《中国历史要籍介绍》认为《山海经》“是分区的古国志”。王以忠《山海经图与职贡图》一文认为“《山海经》一书不仅为中国原始之地志，亦可谓为中国最古地图之残迹矣”。袁珂《山海经校注》序则认为“《山海经》匪特史地之权舆，亦乃神话之渊府。”

《禹贡》《山海经》二书，何者堪称方志源头之书呢？

从内容看，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认为 “《禹贡》记物产而不及风俗…《职方》载地理而不及人才。” 即认为《禹贡》内容较单一、简单，《周官职方》涉及有关地方的内容也不全面。《山海经》则涉及面广，内容更为丰富，涉及的一些方面，也是后世方志所记。                

从形式看，《禹贡》以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州为顺序，分叙各州山川物产等，虽内容极简，而结构、语言则较为规整、严谨、成熟；《山海经》则以山海等范围较为模糊的不同片区为记述顺序，内容庞杂，且有重复、相似的情况，部分内容缺乏严谨的整理、编辑，带有初始文献的色彩。

从两书产生时期看，顾颉刚认为，九州制度于战国时期开始酝酿，至汉末而实现；梁州为蜀境，只能在公元前三一六年秦灭蜀后始能划设；梁州贡品有铁、镂（钢），而铁的使用出现于战国时期。因此，他认为《禹贡》为公元前三世纪的作品（《古史辨》）。日本学者内腾虎次郎发现《墨子》《孟子》等先秦古籍并无征引《禹贡》之资料，并认为《禹贡》“多含非汉代不能得之材料”，“是战国至汉初”的作品（《<禹贡>制作年代考》）。                                        

关于《山海经》的产生时期，刘师培《<山海经>不可疑》（《国粹学报》）一文认为，“上古之时，人类去动物未远也”“《山海经》成书之时，人类及动物之争仍未尽泯，此书中所由多记奇禽怪兽也”，即认为《山海经》是上古时期传下来的著作。蒙文通《略论《<山海经>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认为,“《山海经》部分的写作时代当在周室东迁之时”“《大荒经》部分的写作年代当在西周前期，但它们所记载的文化遗产，则当是更古更早的东西。”“从《北山经》所载地理情况来考察，也可以看出它保存了很古的地理情况，其地理时代远在《禹贡》所反映的地理时代之前。”其根据是《北山经》所载“又北五百里，曰碣石之山，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说明其时碣石尚在内陆；《禹贡》则记有“至于碣石，入于海”，碣石在秦汉间已沦入海中，可见《北山经》成书远早于《禹贡》。谭其骧《<山海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认为：“《山经》的著作年代虽然难以具体确定，但它是先秦著作是决无问题的，一般都认为在《禹贡》之先。”在考证黄河故道时指出，“《禹贡》河道西汉人还能指出它的河口段九条岔流中三条的所在地位，估计距汉应较近。《山经》河道已不为汉人所道及，汉后历代考论古地理的学者，谁都不知道在《禹贡》大河之外另有一条《山经》大河，估计它的时代应较《禹贡》为早，——这是见于记载的最早的一条黄河故道。”从两书记载黄河故道的情况，间接证明了《山海经》早于《禹贡》。前引子夏语，说明《山海经》或《山经》，在孔子时代已经成书了。20世纪80年代，有人认为《山海经》的相对年代“以儒家所说尧舜时较为准确，即夏代建立以前，约在公元前21世纪”（段瑜《中国山海经讨论会争议的问题》，《社会科学研究》，1984.1）。90年代以来，认为《山海经》成书于虞夏的学者增多。徐显之认为《山海经》“草创于禹益，成书于夏代，完善于春秋战国之际，以后历两汉魏晋，又续有增益”（《山海经探源》，武汉出版社，1991）。1997年8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山海经》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认为，《山海经》“成书应不晚于唐、虞时代。作者有大禹和伯益”。唐世贵《<山海经>成书时地及作者再探讨》认为，“《山海经》最早的文本应该是巴蜀文人用巴蜀古文字写成的，成书时代在西周以前。我们今天读到的《山海经》却是春秋战国时代移居巴蜀的楚人的后裔用中夏文字在战国中期编写而成的，秦汉文人又进行了穿凿附会”。关于《山海经》，李宗邺《中国历史要籍介绍》还认为，“《尚书》的《禹贡》，《周书》的《职方》，《汲冢书》的《穆天子传》的地理知识，似乎还是采取它的” 。《山海经》早于《禹贡》，应无可疑。

综上所述，《禹贡》《山海经》虽然都是以横向展开的形式记述了各地的地理等情况，但是，较之《禹贡》，《山海经》的内容更为全面丰富，产生的年代也更为古老。因此《山海经》才堪称方志之源。

关于《山海经》的作者，则有多种看法。或以为禹、益所著，或以为出自众手，或以为作者不明，甚至有人认为是外国人所著。

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说：“已定 《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东汉王充《论衡·别通篇》说：“禹主行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所不至，以所记闻作《山海经》。”《隋书·经籍志》云：“萧何得秦图书，……后又得《山海经》，相传以为夏禹所记。”这是历代较为权威的观点。而禹则生于西羌,《竹书纪年》载：“帝禹夏后氏，母曰修己。----修己背剖而生禹于石纽”。《史记六国年表》称“禹兴于西羌”，其表序集解引皇甫谧《帝王世纪》“孟子称禹生于石纽，西夷人”，其正义复指出其 “禹生天茂州汶川县”。《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扬雄《蜀王本纪》“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史记五帝本纪》还有禹的曾祖昌意居若水、“娶蜀山氏女”的记载。说明禹的家族很早就生活于西川这一地区，禹出生于西羌完全可能。

吕子方、蒙文通等提出《山海经》为“蜀人之书”以来，近十余年一些学者又跟进研究，进一步肯定了《山海经》与蜀人蜀地的密切关系。

金荣权《<山海经>作者应为巴蜀人》（《贵州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一文，从三方面论证了《山海经》的作者为巴蜀人。一是《山海经》把西南地域记述为后世主要文化集团的发源之地，把上古主要部族的远古始祖帝俊、伏羲、黄帝、炎帝、颛顼、夏后启，乃至后稷，与巴蜀之地联系起来，把巴蜀确立为远古的文化中心。认为“作者应是十分了解巴蜀文化和巴蜀地方神话与传说的人，这是一个外地人所难以详细地描述与记载的。”二是《山海经》极力突出巴蜀地区的中心位置，有意将西南纳入华夏的中心地带，对西南事物的记述也最为详尽。三是《山海经》视西南为长生之地和快乐之乡。《山海经》作者因为是巴蜀人，才能了解巴蜀的情况，把“都广之野”描述为乐土，把巴蜀纳入华夏文化中心之列，把巴蜀之地推广到天地之中和上古文明中心的地位。

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以大荒、海内经多记有巴蜀之事，认为作者有巴蜀人。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年代及其产生地域》的研究则发现，“《中山经》把古巴、蜀、荆楚之地都作为天下之中心来看待”并详细记述了岷江中上游的情况；《海内经》四篇所称“天下之中”指的也是四川西部地区；《大荒经》以“都广之野”为天下之中，而“都广”（即“广都”）则在成都平原。因此，他认为“《山海经》中的《海内经》四篇可能是古蜀国的作品，《大荒经》以下五篇可能是巴国的作品，《五藏山经》和《海外经》是楚国的作品。”其《再论昆仑为天下之中》认为，《山海经》所称“昆仑即岷山在蜀，《禹纪》复以昆仑为天地之中，与《山海经》以都广为天下中之意相同，盖都广在成都平原而岷山即矗立成都平原侧也。知《禹本纪》亦蜀人之书，故其妄与《山海经》相同”。《山海经》所记都广的情况“适为成都平原景象，故愚谓《山海经》为蜀人之书”。

唐世贵《<山海经>成书时地及作者再探讨》则从考古学、语言学等角度论述了《山海经》为巴蜀人所著。认为三星堆古蜀国遗址出土的青铜树，与《山海经》所记的神树相近，应是蜀王朝据《山海经》所记仿制。从《山海经》用语看，“它出自于巴蜀人之手，用巴蜀古文字写成”。针对《山海经》为楚人所著的观点，他指出“《山海经》没有一处直接写到楚国历史神话的，这与屈原的《楚辞》是完全不同的”，并质疑道：“如果是楚地楚国人写的《山海经》，他为什么不写楚国历史及人物，而要叙描巴蜀历史和人物？不用楚地方言（兮），而要用巴蜀方言？”春秋时期，楚人寻求地区霸权，企图灭亡巴蜀，“楚人绝不可能去花大量的人力物力来颂扬巴蜀的历史神话，去造对自己进行军事扩张不利的舆论”。

按旧说，《山海经》为禹、益所著，而“大禹生于蜀，娶于巴”（顾颉刚语）一直是先秦汉晋时期的权威观点，就是说大禹也是“四川人”。几十年来，经过深入探讨，一些学者认为“《山海经》为蜀人之书”，或者说是古巴蜀人所著。无论是大禹，还是不知名的古巴蜀人，都是“四川人”，说《山海经》出自蜀地或出自巴蜀均可，但都是出自“四川”。出自四川的《山海经》既为方志之源，则四川为中国方志发源之地的历史地位可以确定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