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及改革家的困境是什么？改革的成败在历史时空中有无周期性的轨迹？这是两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中外历史上，也确有不少著名的先例可供参考。
    梭伦与商鞅：困境相似结局不同
    公元前594年，梭伦出任雅典城邦的第一任执政官，推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废除债务奴隶制和残酷法律，按财产分级赋予政治权力，建立三权分立架构，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乃至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
梭伦改革在贵族与平民的夹缝中进行，既帮助了穷人又恪守中道。他曾以诗明志：“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
    亚里士多德曾在《雅典政制》一书中，谈及梭伦在改革中的困境：
    当梭伦完成上面所述的宪法时，平民时常来找他，并且为着他的法律而使他感到烦恼，批评这些，问问那些；他既不愿变更法律条文，又不愿居留而受谤，所以旅行埃及，以经商和游览该地为目的，声明十年之内，将不回来，因为他认为他没有义务留下来解释法律，大家应该遵从他所写的法律条款。而且这时他的境遇也很不顺适。……因为平民期待他制订法律，重新分配一切财产，而贵族则希望他或恢复以前的制度，或只是略加变更；但梭伦双方都不讨好，尽管他如果随意袒护一方，就有成为僭主的可能，他却宁愿遭受双方仇视，而采取曾是最优良的立法，拯救国家。
    公元前572年，梭伦在执政二十二年后放弃权力，前往埃及、塞浦路斯、小亚细亚等地漫游。他出走之后，雅典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公元前560年，庇西特拉图以武力成为雅典僭主。但这位僭主继续推进改革，原有的改革成果得以保全。梭伦游历十年后返回雅典，退隐在家从事研究和著述，死后安葬在故乡萨拉米斯岛。
    相形之下，东方的改革家商鞅，就不像梭伦那样知进知退。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于公元前356年、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战国策》）”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而利益在变法中被侵犯的贵族们，则强烈反对他。
    据司马迁记载，智者赵良曾当面批评商鞅的为政风格：“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他指出商鞅“危若朝露”，“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劝其急流勇退。商鞅没有接受赵良的劝告。
    性格决定命运。公元前338年孝公薨逝，秦惠文王继位，商鞅失势出逃。他在位时法令森严，逃亡中投宿旅店遭拒，被捕车裂而死，后人讥为“作法自毙”。司马迁认定他“天资刻薄”，“刑公子虔，欺魏将卯，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
    抛开道德评价，两位改革家的共同之处，是在顶层与底层的夹缝中奋斗，而其新法在他们下台后均得以继续实行。不同在于个人结局：一位执政二十二年全身而退，换来新法十年不变之约；一位行新法十年大治，专政十八年最终势败身裂。
    中外改革周期：多以五至十年为一节点
    尽管上述两场改革时空各异进程参差，但梭伦的十年约定和商鞅十年成功，还是引发了我的思考。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存在阶段性，检索中外历史上有代表性的改革，大体上以五至十年为一节点，越到近代越有节律感。
北魏孝文帝改革：公元471年即位，自484年起开始改革，首推俸禄制，翌年颁布均田令。十年后（495年）迁都洛阳，全面实行汉化政策。499年崩逝，在位28年。
    北宋王安石变法：公元1069年出任首相，陆续实行均输、青苗等新法。五年后（1074年）罢相，翌年被召回复职，1076年第二次罢相。下台后新法犹存，1086年司马光为相，尽废之。
明朝张居正改革：自公元1572年起，连续十年任内阁首辅，创制“考成法”“一条鞭法”。1582年病卒后，被褫夺官爵，查抄家产。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改革：1856年召见莫斯科贵族，提出自上而下改革农奴制的设想，翌年成立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五年后的1861年，颁布农奴制改革法令。1881年准备启动君主立宪改革，遇刺身亡。
日本明治维新：狭义的明治维新，自1868年宣布改元“明治”始。广义上则可从1867年起算，包括“大政奉还”、“王政复古”等政治事件。五年节点上（1872年）废藩置县，十年节点上（1877年）结束西南战争，维新大局底定。
    列国改革历史进程中，还有不少以五至十年为一节点的情况，例如：俄国斯托雷平土地改革（1906-1911），中国清末新政（1901-1911），美国罗斯福新政（1933-1939），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1986-1991）等。节点本身未必十分规范，同时也存在着例外：如中国唐代的“永贞革新”和清代的“戊戌变法”，皆历时百日即告失败；而欧洲的宗教改革，则长达一个世纪……，等等，需具体分析其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特殊原因。
    失败标本之一：斯托雷平改革（1906-1911）
    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后，罗曼诺夫王朝的改革停滞。1905年革命后，尼古拉二世被迫颁布了等同于宪法的《俄罗斯帝国基本法》，成立国家杜马立法议会、实行多党制。沙皇俄国最后一位改革家斯托雷平，于1906年由内务大臣升任大臣会议主席（首相）。
    斯托雷平改革从矛盾冲突最激烈的土地问题入手，可谓切中肯綮。斯托雷平努力将传统村社份地私有化，改善农民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境遇；同时通过地方管理和自治机关的政治改革，试图扶持起一个保守忠君的富农阶级，维持帝国的经济和政治稳定。
    按当下的说法，斯托雷平是个标准的新权威主义者，改革与镇压两手抓，两手都很硬。为强推土地改革方案，他不惜得罪贵族地主，曾于1906、1907年间两度解散国家杜马；同时建立军事法庭网镇压国内“敌对势力”，在1906至1909年间，就有逾3,000人被处于绞刑，被称为“斯托雷平的领带”。
    斯托雷平的铁腕式改革手法，曾受到另一位改革家维特伯爵的批评。他在顶层与底层之间腹背受敌，处境略似两千多年前的梭伦和商鞅，且逐渐失去沙皇的支持。在五年节点上，政治改革惨遭滑铁卢，地方自治方案于1911年遭第三届杜马否决，斯托雷平被迫辞去首相职务。同年9月14日，他被革命者刺杀，挽救沙皇俄国的最后一次改革宣告失败。五年多之后，“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相继爆发，罗曼诺夫王朝倾覆，政权落入布尔什维克之手。
    失败标本之二：大清新政（1901-1911）
    斯托雷平改革失败之际，邻国大清的新政也进入了弥留时刻。
义和团事变和八国联军入侵，导致了《辛丑条约》的屈辱结局，也成为大清最后一次改革的起点，其方向与三年前的戊戌变法雷同———学习日本实行君主立宪。新政期间，官制、行政、军制、法律、财税、币制、教育等改革逐步推开，并废除了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
    五年后新政出现第一个节点，朝廷于1906年9月下诏预备仿行立宪，设立专门政治体制改革机构“考察政治馆”。各地纷纷成立立宪公会。1908年8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并公布了以九年为期的筹备立宪时间表，同时放宽报禁党禁，推行地方自治，各省选举咨议局。
    1908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及光绪帝同日逝世。近年考古发现证明：光绪系中毒身亡。此前这对母子的权力斗争，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此后则令新政在临近第二个节点时出现变数：满族亲贵担心在政治改革中失去权力，1911年5月成立了以“太子党”为主体的“皇族内阁”。13名内阁成员中，满人占8名（其中宗室6人、觉罗1人）、汉人4名、蒙古人1名。
    满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汉族士人多取利用而不信用的政策。朝廷用人，满汉之别由来已久。钱穆先生曾指为自私的“部族政权”，余英时先生亦形象地称之为“族天下”。同光以来，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汉臣，在太平天国之乱和洋务运动的历史机遇中，获得了政治、经济实力，并在“东南互保”中培育了地方政治势力。
    1905年的废科举，断绝了多数汉族传统知识分子的仕进之途，一时怨望甚多。1910年，汉族士绅组成的各省咨议局，曾联合十数省督抚请愿向朝廷施压，要求提前立宪及速开国会。自私的“皇族内阁”，更重燃起沉寂二百多年的满汉仇恨，令汉族官员和士绅转而倾向民族革命。咨议局还在铁路国有化问题上与中央政府对抗，四川保路运动成了武昌起义的导火索，宪政改革逆转为排满革命，导致了大清王朝的覆灭。
    余   论
    历史上的改革家，处于不同阶层利益冲突的夹缝中，一步不慎，全盘皆输。梭伦和商鞅两位改革家，是古代史上政治成功、下场迥异的范例。斯托雷平改革和清末新政，是近代史上同期失败的一对典型。反思改革成败得失，不免令人感叹：梭伦的政治智慧，的确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颗恒星。
    革命家列宁和孙中山都曾担心，朝廷改革的成功，将令他们的革命抱负失去机会。执政者凭借“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地推行改革，目标都是避免革命。如果利益圈子太小或无法平衡各方利益，其后果往往是人亡政息，甚至犯下“颠覆性错误”。
    纵观中外改革史，多数改革都不太可能持续太长的时间。如果改革在启动后的五至十年间不能取得势头，就不大可能继续。

(摘自《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