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知青上山下乡历时27年，跨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的启始时期，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实践基本同步。自国家有计划地组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始，四川有151.47万城镇知青奔赴农村和边疆，约占全国的1/11。

初始开展动因

四川城镇青年到农村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首开先河的是由青年团组织的城市青年垦荒队奔赴山区、边疆。其历史背景，既有国家通过扩大耕地而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的经济原因，又有受苏联青年奔赴边疆垦荒而激发的政治热情。

继北京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1955年8月底奔赴北大荒以后，重庆市团委承担起组建四川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的任务。1956年2月26日, 由300名青年组成的重庆青年志愿垦荒队正式出发前往若尔盖草原。尔后，四川其他地方如成都、江津、泸州、乐山等地，亦相继组织青年垦荒队奔赴山区。

这一时期与四川城镇青年到农村直接相关联的还有两个重要背景。一是在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毛泽东作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批语，成为激励一批又一批城镇青年奔赴农村、边疆的精神动力。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指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这是党和国家第一次把知青上山下乡列入国家发展规划。

经过“一五”时期的发展，四川国民经济虽有很大发展，但仍不能满足中小学毕业生升入高一级学校的需要，也不能满足他们的就业需要。1957年上半年，四川省委和省人委发出《关于指导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就业的指示》等文件，对组织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作出部署，要求家在城市的学生，除少数能够在城市就业和一部分有条件自学的以外，其余学生都应该根据当地政府的安排，愉快地到农村去。

1957年7月，重庆市首批组织124名城市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这批人员是从全市1000多报名参加农业劳动的应届毕业生中挑选出来的。成都市在1956年组织100名中小学毕业生到温江县农村安家落户之后，1957年又组织130名青年下乡，期间，万县、南充、江津、五通桥、简阳等地城镇中小学毕业生纷纷报名，要求到农村安家立业。据不完全统计，到9月下旬止，四川已有1600多名城镇青年下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

1957年下半年四川开展的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去的工作，尽管随着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而进入低潮，但它却为不久到来的有计划地组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提供了借鉴。

有计划地组织

1962年6月1日，国务院在《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中提出：一些不能在城镇就业的青年学生，可以安置到农场（包括牧场、林场、渔场）。据此，四川确定了城镇青年的安置出路和方向。

1963年4月25日，四川省人委批准《关于我省国营农林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员和学生计划的报告》，对国营农林渔场的安置对象、范围、方式等作出规定，由此拉开了四川有计划地动员组织城镇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

从这年上半年开始，重庆、成都、自贡、万县、南充、内江、宜宾、泸州动员和组织了一批知青到国营农林渔场落户。如成都市第一批参加茶林渔场建设的1000多名知青，于6、7、8月先后前往屏山县龙洞坪茶场、兴文县五斗坝茶场、叙永县后山茶场等地。自贡市251名知青于7月赴乐山专区的国营农林场。到11月中旬，重庆市已有2200多名知青，到本市和达县、万县、江津等专区所属的国营农林渔场安家落户。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中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四川迅速掀起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热潮。从当年2月下旬开始不到1个月时间里，重庆市首批就动员组织了3000多名知青到农村；4月底止，全市已有6000多名知青到市郊区和其他一些专区农村插队落户。4月7日，成都市举行3万多人的欢送大会，欢送2000多名知青奔赴凉山州和西昌专区农村。全省其它地方的动员组织工作也抓得较紧，一大批城镇知青奔赴农村安家落户。

在这期间，四川采取的安置形式主要是插队安置，也有一部分安置在社办场和国营场。在1964年到农村去的3.78万城镇知青中，插队安置的有3.55万人，插入社办场和国营场的有2224人。根据“总结经验，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省委于1965年11月确定社办场作为今后城镇知青安置的主要形式。

自1962年四川有计划地开展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到1966年底，全省共动员安置城镇知青上山下乡7.9万人。

迅速掀起高潮

“文革”初期，四川知青上山下乡受到很大冲击，甚至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氛围中要“推倒重来”，但是一开始，从上到下都毫无例外地强调坚持知青上山下乡的方向。知青上山下乡政策，是“文革”初期就被保存并肯定下来的少有的“文革”前制定实施的政策之一。

在不断解决回城知青返回农村问题的同时，四川按照中央的精神开始解决各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问题。升学链条的中断，就业出路的堵塞，使得应毕业而未毕业、应就业而未就业的高初中毕业生越积越多。此时，全国积压在校的1966、1967、1968级高初中毕业生达400多万人，四川家居城镇的中学毕业生亦有39万多人，其中重庆市就有18万多人。

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在批转黑龙江省革委的报告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紧接着，四川开始启动毕业生分配工作。10月中旬，包括四川在内的21个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向国务院提出了上山下乡的计划。12月中旬，四川省革委召开1968年毕业生分配安置会议，强调对中小学毕业生的分配必须坚持主要到农村，安置形式以插队为主。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庚即，四川掀起前所未有的知青上山下乡高潮。

在“‘老三届’一律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政策导向下，省革委下达了到农村插队的中学毕业生数量。在安置去向上，确定重庆市主要分配在重庆三县和万县、涪陵、达县、南充、江津地区；成都市主要分配在乐山、温江、绵阳、内江、雅安、西昌、渡口地区；自贡市主要分配在宜宾、凉山地区。各地、州、县的知青，原则上就地自行安排。

在“文革”运动的政治背景以及极左思潮的助推下，知青上山下乡被赋予了极强的政治意义。一项本以就业安置为基本目的的毕业生分配工作，瞬间被卷进群众运动的“浪潮”，知青也被作为接受“再教育”的对象。从毛泽东的指示发布到1969年3月1日，仅两个月时间，四川就动员组织“老三届”中学毕业生16万人到农村去。到1970年底，全省知青下乡人数达到50.04万人，1971年底达到66.22万人。

逐波推进工作

大规模地组织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本身就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特别是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并做好四川几十万知青的动员和安置工作，难度更大。

很快，四川知青上山下乡就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部分知青生活不能自给；部分知青住房条件较差；部分地方迫害知青特别是奸污女知青情况严重；“走后门”之风在上山下乡领域蔓延。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亲笔复信给知青家长李庆霖，指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紧接着，周恩来主持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制定了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一系列政策措施。8月11日至9月11日，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召开知青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精神，讨论并制定统筹解决四川知青问题的贯彻意见和具体措施，包括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培养教育、抽调带队干部、调整动员政策、改进安置形式、打击犯罪活动、纠正不正之风、制定长远规划等，并对解决知青实际问题提出了若干具体办法。

随着统筹解决知青问题和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以及邓小平主持对各行各业整顿的推进，知青上山下乡领域的各种观念和作法既相互交织又激烈碰撞。一方面，“划等号”“限制法权”等口号日愈浓烈；另一方面，扎根农村、大干苦干、科学种田、传播文化等事迹频频传颂。

在平凡而又艰苦的农业生产实践中，一大批知青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相继涌现。1973年9月，受到四川省委表彰的先进知青有：扎根凉山10年的成都知青孙传琪、巫方安，四次放弃上大学、进工厂机会的成都知青梅跃蓉，被群众誉为“铁姑娘”“红管家”的重庆知青李莉等。

1975年11月，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12名知青《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经邓小平提议而公开发表后，四川省委、省革委随即召开全省知青代表大会。大会主题报告显示：全省先后下乡的120万知青中，有4600人入党，21万人入团，5万多人参加了县、社、队的各级领导班子，还有一大批人担任了社队的会计、保管、出纳、农机员、农技员、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和夜校辅导员。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省委、省革委决定授予13名个人和1个集体下乡知青先进标兵称号。

1973-1976年的4年间，全省动员知青下乡共53.95万人，本省安置53.16万人。同时，调离农村的知青有28.14万人。

果断调整政策

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继续惯性推进。对知青实行集体安置、推广“厂社挂钩”经验、发挥知青在新长征中作用等，是这一时段知青工作的重要内容。到1977年12月底，全省集体安置知青人数达到21.56万人，占应集体安置人数的48.65%，有62个县实现了知青安置集体化。

1978年12月16日，四川省委召开知青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刚刚结束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精神。会议结合四川实际，提出调整知青政策，改进传统作法，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青上山下乡”，并决定在两年内优先解决1972年底前插队知青的问题。

在知青下乡范围上，从1979年起，渡口市和阿坝、凉山、甘孜自治州以及一般县城和小场镇的非农业户口的中学毕业生，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地区辖市经批准，也可以不动员上山下乡。成都、重庆、自贡市，对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实行“四个面向”（即“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的原则。

在知青安置形式上，成都、重庆、自贡市在本市郊县进行安置，主要安置在工矿企业、机关等单位自办的农工林牧渔场，以及已办的又有发展前途的知青场队，还可兴办集体所有制的城市造林队。

在知青回城就业上，主要通过发展商业、工业、交通等集体企事业，扩大大中专院校招生和参军规模，做好职工退休顶替，适当放宽招工年龄等办法，进行统筹安排。

随着“一揽子”改进措施的实施，全省知青工作的重点已经转移到以安置就业为主的轨道。经过努力，在1977、1978两年招调知青回城40.2万人的基础上，1979年前11个月全省又统筹安排了知青16万余人，其中1978年底在乡老知青安排了78.7%。

1978年底前后，四川作为动员组织知青到云南支边建设的重要省份，高度重视农场知青的诉求，率先提出全面解决支边知青回川的6条办法。到1979年12月底，四川赴滇支边知青回到成都、重庆的人数已达97%。

按照“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四川积极解决知青上山下乡中的遗留问题，先后配套制定了知青经费清理、已婚知青安排、知青子女户口办理、知青病残问题处理、平反冤假错案、知青工龄计算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成为当时解决知青后续问题的基本依据。

根据中央精神，1981年12月10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宣布：今后不再划分留城和下乡的界限，也不再划分动员城市和非动员城市的界限。至此，在巴蜀大地进行了27年之久的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宣告结束。

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中国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出现的特殊历史现象，知青作为这一特殊历史现象的主体，深深地烙着新中国的印记。他们见证了新中国的灿烂，也经历了新中国的艰辛。他们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直接参加了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建设与创业；他们在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谱写出了新一代艰苦拼搏、执着奋进、为国分忧、无私奉献的篇章。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