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商品经济已得到较好的发展，宋政府制定了很多的货币管理制度，使用的货币材料五花八门，有常见的铜、银、金，也有夹锡、铁。北宋的货币铸造权是由政府牢牢把控的，民间不许私自铸造。中央允许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特色决定使用何种货币，单就铁钱而言，除四川外，陕西、河东、两淮等地也用，但使用时间和规模、品种都没办法和四川相比，四川是铁钱专行区，所谓专行，即此地货币只有铁钱，铜钱这一当时北宋主要使用货币是不能流入四川的。史书载“禁铜钱入两川”“禁铜钱不得入剑南界”，为什么在铜钱作为国家主要使用货币的时期，四川却大量的使用铁钱，甚至形成了专行区？

四川具有使用铁钱的历史传统

2300多年前，史载：周赦王元年，“秦破赵，迁卓氏之蜀……至之临邓，大喜，即铁山鼓铸”，说明四川已然出现铁钱。至西汉，《华阳国志·蜀志》临邓县条：“临邛……有古石山，有石矿，大如蒜子，火烧合之，成流支铁，甚刚。因置铁官，有铁祖庙祠。汉文帝时，以铁铜赐侍郎邓通，通假民卓王孙，岁取千匹，故王孙货累巨万亿”，四川省钱币学会钱币陈列室现陈列一枚成都近郊西汉土坑墓出土的“铁半两”。东汉，《华阳国志·公孙述传》：“公孙述……尽有宜州置铁钱官，废铜钱”，公孙述据蜀铸铁钱。中江县崖墓出土的“直百五铢”，据考证为三国时期刘备所铸，现重庆市博物馆藏有一枚铁“直百五铢”。至此，四川虽然出现了铁钱，但铁钱铸造数量较少，流通中所占比重极低，仍多用铜钱。

五代后蜀，《蜀中广记》《方物·钱》卷六七：“孟氏广政间，增铸铁钱于外郡，边界参用。每钱千分，四百为铜，六百为铁。逮至广政末年，流入成都，率铜钱十分杂铁钱一分。大盈库往往与铜钱相混莫辨，盖铸工精也”。宋史卷四七九：“增置师旅，用度不足，遂铸广政通宝铁钱”。这说明，从后蜀开始，铁钱在流通中的比重已然很高，再不是小规模铸造流通，而是成为了货币的主体构成。秦汉至后蜀，四川地区一直存在以铁代铜铸钱的现象，并“盖铸工精也”，可见，四川地区使用铁钱并成为专行区是有其历史基础的。

四川铁钱专行的“补荒”及自然禀赋原因

“钱荒”，出现在宋代，即铜钱流通不足，是宋代部分地区铸造铁钱的重要原因。宋初，宋政府废铁钱而立铜钱，尤其是在铜资源相对充裕的浙杭江南一带，铁钱更是遭到完全禁止。司马光《稽古录》卷一七：“废江南铁钱，悉用铜钱”。但是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货币媒介的需要量远远超过政府提供的铜制货币的数量，而且由于战争，财政也出现巨大的压力。《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其后西兵久不解，财用益屈”。《竹隐畸士集》卷一二“自康定，庆历以来，发诸宿藏，以助兴费，百年之积谓存空簿”。为缓解财政压力，宋政府动用货币铸造的权力，大肆铸造成本更为低廉的铁币，造成了铁币在宋流通的局面，这一情况在四川尤甚。

宋代政府防止“铜钱”外流的考虑也是造成四川铁钱专行的原因。铜钱外流现象自唐就已露端倪，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宋周边国家铜钱的需求量更是逐渐增大，而其大部铜钱来自于同宋交易过程中贸易顺差，《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下二·钱币》：“边内属戎人，多妾货帛于秦、阶州易换，出塞销铸为器”。《长编》卷一七一皇枯二年十一月辛亥：“雄州、广信安肃军榷场北客市易，多私以铜钱出境。”在宋国内本身铜钱就流通不足的情况下，这种贸易顺差造成的铜钱外流无异于雪上加霜。宋政府为应对这种情况，在同少数民族地区交易较成规模的地区推行铁制货币，人为的制造一个铜钱的隔离带。这些地区铁币的流通使内地铜币和“四夷”“蛮戎”脱离接触，切断铜币“外流”的渠道。《宋史》卷二《太祖纪》：“禁钱出塞”，《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二六：“旧禁铜钱无出化外，今自五贯以上其罪死”。北宋时，陕西、河东两路为防止铜钱流入西夏、契丹行用铁钱；南宋时，为防止铜钱流入金朝而在淮河一带行使铁钱；四川行使铁钱，则是防止铜钱流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四川虽然早在商代就创造了三星堆青铜文化，但实际上四川铜的产量一直不高，不能满足社会货币铸造的需要，而铁资源却异常丰富。《宋史·食货志·钱币》：“淳熙十五年，大安军淳熙、新兴、迎恩三炉，出生铁四十九万五千斤，利之昭化、嘉川县亦有炉，新产铁三十余万斤。”《宋史·地理志》《元丰九域志》：“梓州通泉县，资州盘石县，荣州资官县，利州昭化，嘉川地区，还有广安、庐州、万县等地亦产铁。仅梓州、利州两地，铁矿年产就达三十多万斤”，既然四川经济的发展，铜钱不能满足其需要，利用丰富的铁矿资源，铸铁钱以补之，甚至，取而代之也就顺其自然了。并且，四川铁铸的技艺精湛，“铸工精好与铜钱等”也为四川铁钱的使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川地区先进的货币制度创新

四川，拥有独特的自然经济环境。四川北部是大巴山和秦岭，坐拥剑门，南面和西面是云贵和青藏高原，东部是巫山山脉，三峡天险，地貌呈现典型的盆地特征，交通闭塞，同中原交流相对困难，其经济呈现自我循环、自给自足、丰腴富庶的特征，有巴蜀天府的美称。秦代以来，大量的中原移民进入四川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力，都江堰的兴建，灌溉了富饶的成都平原，四川农业的发展达到了新的水平。三国时期，蜀为保持同魏吴鼎立的地位大力发展生产力，完善生产技术，形成了不依赖外部经济且部门齐全、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至唐代，四川经济更上一层楼，《上蜀川军事》：“国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给，商旅莫不取给于蜀，又京师府库，岁月珍贡，尚在其外，此诚国之珍府”，体现了当时四川在国家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五代十国割据混战时期，四川几乎没有受到波及，因此其自给自足并甚为富足的封闭经济在宋代体现的非常独特，这种封闭富足的经济体也给宋在川推行铁钱制提供了前提，因其封闭且富足,故一旦货币出现问题，并不会对川外的国家经济体系造成干扰。宋的统一，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平稳的社会环境，再加上宋政府的招抚流亡、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农具推广、农佃关系改良和手工业中的工值制度等一系列的措施，为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宋中期，人口在10万人以上的城市就有46处之多，远超唐代的13处，成都已然发展成为重要的大都市。《十驾斋养心录》卷八：“蜀土富实，无兵革之忧，居官者以为乐土”。当时的四川一季收成三四次，供应了全国近三分之一的军粮；茶叶产量占全国的50%；人口在太宗太平兴国时期占全国总人口的17%，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刺激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商税在熙宁十年占到全国税收的14%。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四川在历代，尤其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是非常发达的。而发达的商品经济必然伴随着发达的货币制度。但显然，铁钱这种实体货币是很难胜任这一能力的。铁钱，额小而量重，易氧化，不利于大额交易。那为什么四川能够专行铁钱呢？秘密在于四川经济运行酝酿出的货币创新——交子。事实上，铁币真正在经济中独自承担媒介职能仅在宋初，自私交子到官交子发行，乃至钱引出现，铁币多作为交子和钱引发行的储备，市面上流通的更多是纸币，铁钱起到小额辅币的作用，其后折二、当五等大铁钱的出现，在货币流通领域中，铁币额小量重不便携带等弊端就没有突出的体现。这种纸质货币交子、钱引的顺利发行使用，既满足财政，又契合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四川经济的发展没有起到任何阻碍的作用。在宋代铜钱资源匮乏的大背景下，政府实没有必要在四川推行铜钱的使用，铁钱专行也就顺理成章。其实，这种铁钱专行的货币制度实质上是交子及其后的钱引同铁钱混合流通，铁钱作为交子及钱引的发行储备，并承担小额媒介，充当辅币的一种半信用货币制度，在当时的经济制度下，不可谓不是一种巨大的货币制度创新，而交子在川的使用几乎伴随着宋整整一个朝代，也造就了四川铁钱专行的特殊货币制度。

综上所述，四川在宋代能够实行独特的铁钱专行货币制度，是因其在秦汉以来该地区就陆续使用铁钱作为流通之媒介，铁钱在民众中具有历史心理和现实基础；并且，在宋代铜钱资源严重匮乏、战备开支巨大、财政收入不足的大背景下，宋普遍存在着使用成本低廉的铁钱以弥补铜钱不足的现象，而四川具有丰富的铁矿资源，铁钱代替铜钱铸造流通规模更是冠绝全国，在加上四川地处接连西南少数民族地域，同“蛮夷”贸易甚多，宋政府为阻断“铜钱”外流，严禁铜钱流入四川，造成了四川铁钱专行的局面。可是，上述铁钱流通的原因在全国范围，在不同时期都有所体现，而只有四川一直都是铁钱专行。这应归为四川发达的商品经济发展所催生出的超越时代的货币制度创新，即交子、钱引的大量发行使用。这种带有信用货币性质的交子、钱引和铁钱混合使用的安排才是宋代的铁钱专行、禁止铜钱使用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 袁一堂，北宋钱荒：从币值到流通体制的考察，《历史研究》  1991年第4期。

[2] 贾杰三，两宋时期四川地区铁钱铸行初探，《中国钱币论文集》 第2期，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

[3]李清兰，宋代四川铁钱述略，《中国钱币》  1994年第1期。

（作者单位：成都职业技术学院财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