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5年，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为领袖的“新桂系”统一广西，从此开始长达25年之久的“新桂系”统治时代。在此期间，柳州在时任广西建设厅厅长伍廷飏的主持下，开始了以改造农村、发展农业、富裕农民为内容的生产增收改革。这场改革运动表面上看起来具有特殊的地域性，但是却与当时流行的乡村建设运动有着内在的血缘关系，对当时的乡村建设运动思潮而言，柳州的农事改革运动可以看作是乡村建设运动在广西治理和实践上的成功。

关键词：乡村建设运动 新桂系 农事改革

英文题：The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trend and the clique in agricultural reform movement in Liuzhou

一、民国时期的广西

由于地理上天然的孤立环境，历史上的广西给人的印象通常是穷困不堪和盗匪横行。而盗匪横行和广西的穷困不堪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广西耕地很少，交通不便。在总面积约为21万平方公里的广西，山地和丘陵占总面积8/10，平原仅占1/10，因此有所谓“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共有耕地面积2904万亩，约占总面积的64%，水田面积约1910万亩，约占耕地面积64%，每户平均占有耕地13亩，其中水田8亩。据统计，民国二十二年广西平均粮食亩产125公斤，比全国粮食平均亩产165公斤低24%。由于山多而且山势连绵，开山筑路成为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勉强开出的道路也往往崎岖不平，曲折连环，存在各种不确定的危险因素。发源于广西边境的西江及其支流成为境内的主要水上通道，然而由于多雨而容易导致的洪水以及地势的高低不平，水上交通也并不总是畅通无阻。一连串的山脉使广西与周围邻省隔开，湖南、贵州、云南以及接壤的东南亚国家之间陆上交通的艰难不利于相互间的交往。在传统上，广西其实也邻省很少有联系。唯有在与广东交界的东南部没有山，无论在地理上还是经济上，广西都更像是广东的腹地，两个省靠着山脉和大海与其他地区分开，有着紧密的内部联系，以至于不管是旧桂系还是新桂系在统治广西的时候都很容易把势力范围向广东以至于安徽一带扩展，从而更容易和广东的政治、军事势力形成或同盟或相攻的局面。

广西一直处于中国的边缘。外来移民特别是汉族移民的不断进入，和本地杂居的壮、瑶、苗、侗等少数民族不断发生矛盾冲突，使这个地区保留了较多的彪悍民风和坚持不懈的反抗精神。生活的艰难、彪悍的民风、反抗的精神以及中央控制力的薄弱，或许是这块土地上盗匪横行的众多因素中的主要几个因素，也催生了让人难以理解的军事割据集团，形成了非凡的军事战斗力。这让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广西备受瞩目，瞩目的焦点则是旧、新桂系在广西的统治以及他们在广西取得的经济建设的成就，这让他们在中国的政坛上非常活跃并且影响深远。

以贫瘠的土地、稀少的人口、羸弱的经济为庞大的军事力量提供给养，对广西来说是令人惊奇的事情。除了旧、新桂系统治广西期间采取灵活的政治策略争取中央和其他势力的支持之外，主要的还是他们在内部进行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建设活动。1911年11月24日，陆荣廷接任广西都督后，开始了所谓“旧桂系”在广西的统治时期。在地方军政首脑的带领下开始地方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建设活动是通行的符合情理的活动，“旧桂系”在广西也开展了整顿吏治以及修桥筑路、开设工厂、发展林业实业、整顿金融货币等经济建设活动。但是“旧桂系”在广西的统治时间并不长，十年后的1921年7月，陆荣廷就因为和南方政府的不协调在南方政府调集数省军队的进攻下下野，从而结束了“旧桂系”统治时期。中间经过4年的混战，崛起自广西东南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新军”最终统一广西，确立了“新桂系”的统治时期。“新桂系”的统治历史既久，影响也很大，特别是“新桂系”在统治广西时期进行的政治和经济建设，使广西一举成为全国的“模范省”。

柳州的农事改革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发生的。柳州的农事改革运动折射出的是“新桂系”在广西统治期间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政策着力点，正是这种大力支持农事改革、推动农业发展和增产增收的政策，使柳州能够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全国的“农都”，更使得广西能以贫瘠之域成为支撑“新桂系”庞大军事力量存在的要素之一。

需要澄清的一点是，通常论及“桂系”的时候，都把它视作地方军阀或地方割据者的形象。这种评价并不符合“新桂系”的实际形象。加拿大学者戴安娜·拉里在论及“新桂系”时说：“桂系是地方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对桂系的历史逐年进行考察发现它两者都是，两者相互轮替。”“实际上桂系既是地方主义者又是民族主义者”，“他们的理想是为地区和国家效力，使其地区为国家服务”。“在全国形势不稳定时，他们总是会对变化的形势有所反应，或是强调其对国家的责任（如在北伐开始时），或不注重这一责任（如在北伐后期）。当他们热衷于国家事务时，其地方意识就会被削弱，但是在1928年国家的统一不够完善时地方意识又被强化。当地方权力一直存在时，桂系就需要牢牢控制住自己的地盘生存下来（比如，1927年底在广西受到威胁时它就迅速脱离了南京）”。“桂系不是一帮盲目的军阀。其成员经常头脑不是很清楚，有时也有狡诈，但是他们不是骗子。他们是有坚定信念的军人，知道崇尚武力的局限性，感到有必要将军事和政治手段结合起来用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们通过对军事手段的重视要超过对政治手段的重视，他们不是穿军装的政客，这本身从未成为目的，结果总是要去追求更高的政治和思想目标”。

二、乡村建设运动与柳州农事改革运动

同一时代总会面临同样的问题，而同样问题的解决方法即使大致略同，却总不可避免存在差异。这其中存在的差异却正是理解一些区域性问题的关键。中国是农业大国，在清末至民国的社会大变动中，不解决好农村、农业和农民的问题，似乎所有的救国之路都多少存在缺陷，而民族危机的爆发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急迫。民国初期，农村经济的日益凋敝、农民的日渐贫困以及与清末民初废科举兴学堂的热潮和近代中国教育体制的转轨相伴而生的农村教育水平的大幅下滑、乡村整体文化环境的急剧恶化，加上各种社会运动脱离民众后继乏力的弊端，触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性反思，反思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也反思中国的现实问题，“到民间去”成为一股思潮。从“民间”到“农村”，知识分子发现了一个摆在眼前的不争的事实：中国大部分平民不在都市而在农村。“中国是以农立国，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是农民，农村是中国85%以上人民的着落地”。知识分子要去的“民间”应对是农村。1924年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运动堪称一场广泛的社会改造运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北伐所经之地农工兵学商几乎全民动员，民众热情空前高涨，其社会影响之大之深，远非政治军事成果所能概括。农民被发动起来所爆发的巨大力量和各地农民协会对认识到自身问题后所爆发的抗议行动，让知识分子觉得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似乎都在农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村建设运动思潮在民国时期20~30年代逐渐形成并被付诸实践，汇成一股乡村社会改造运动。其中比较突出有：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与主张为核心的“乡村建设派”、以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为主干的平教会理论、以陶行知“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为主要内容投入到乡村建设实践的晓庄派以及职教派等。面对同样的中国乡村问题，乡村建设各派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共同点，他们都认识到乡村改造运动的必要性，非常清楚第指明了这场运动的价值，把它看作是民族复兴的出路，积极提倡知识分子下乡启发乡村力量并与之结合。在方法上，他们都认为教育是最有效的工作方法；在实践上，各试验区所举办的乡村建设具体事业也都基本相同，例如改革乡村教育体制、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试办乡村工业、注意培养乡村公共道德和公民意识、改善医疗条件等。而在根本性问题上，各派则分歧明显。例如，梁漱溟本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人为中国根本问题在于“文化失调”，着重于重建乡村的文化来达到挽救危亡的目标。而职教派则认为，“人”的问题才是中国问题的根本，乡村建设，应该是一项肩负“民族再造”使命的“造人”工程。乡村建设运动各派面对农村、农民问题，立意高远而着手有自，最终总是沦为“实验”性质的乡村改造运动，抗日战争一爆发，实际的活动和工作就被迫停止或取消。

柳州的农事改革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想置身这股运动之外，是绝对不可能的。实际上，柳州农事改革运动的决策者和推动者与乡村建设运动各派都有交流。

作为柳州农事改革运动的主持者，伍廷飏本人对乡村建设运动投注了相当的关注。1931年“曾至日本参观数月，归途至东北之吞垦去，河北之定县，然后转包头，经山西而归省”。梁漱溟是广西桂林人，“但从祖父离开桂林，父亲和我们一辈便都生长在北京了”。伍廷飏曾和梁氏书信往来，1934或并请梁代为邀请唐现之来柳主持中心实验学校，梁漱溟回信谓“唐君应敝院（按：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之聘，北上来鲁，但中途竟染暑疾，缠绵月余尚未痊愈，现仍留滞济南就医调养，一时恐未能胜任艰巨，尤不便跋涉远行。弟本桂人，岂不关心桂事？自己纵不得回乡，亦岂可更阻唐君回乡？以弟所闻于唐君者，大约回桂不成问题”。酬答之间，似乎中间有点误会，但是双方显然就乡村建设事宜有所交流。伍廷飏还盛情邀请《乡村建设》主编、北平燕京大学教授杨开道及国内知名农业专家邹序儒，专程到试办区进行考察指导。邹序儒和伍廷飏作了长时间的交流，谈论了经济统制区域、开垦种植、改进水利、普及教育、农村组织、农产品销售等问题，伍廷飏还将一包沙塘的土壤和木薯样品交给邹，请他带回南京，送中央研究院化验。杨开道教授在沙塘做了报告，杨开道返回北平后专门致函伍廷飏，就考察间相关问题作答，期间涉及信息相当多，今全录于此，可见伍廷飏为柳州农事改革运动所做的努力。

杨开道致伍廷飏函

展公（按：伍廷飏，字展空）钧鉴：

在沪因邹秉文先生（按：曾任广西农务局副局长）赴陕办理陕西农贷，未能面谈，已另专函奉商一切亦。陶行知先生在沪商谈二次，陶以经费关系，编辑关系，一年半以后时间，据彼面称不易他□。经道多方劝驾并告以广西将来展望，陶先生允明年开年后来桂一行，然后再定具体办法。当时亦请陶先生介绍一人先去筹办，明春再由陶先生亲自出马。陶先生以为张宗麟先生可以胜任，不过以现之（按：即唐现之）为佳。后与陶先生商妥，请宗麟直赴邹平代替现之，而请现之今秋赴桂；已由道专函致漱溟，陶专函宗麟商议矣。在宁晤农业处许君化廉，伊等对于华南糖业甚为赞许，并有□款百余万可以协助，不过□仓会以前不易实现。回平后，首先与筑山细商。筑山意不在任何地点设立机关，而只以平教会分会名义尽考查顾问之责。一年以后，如人地相宜，再谈具体办法。次与君劢讨论，君劢以为西南民气正新，民力亦富，又有诸公为表率，实中华民族复兴根本。柳州方面环境，及沙塘方面工作，君劢亦极力赞成。道意燕京如能前来固佳，否则亦可在沙塘自起炉灶；现正由道负责起草具体办法，由君劢携赴广州与德健诸公面商。主要意见：商集合10位以上第一流学者专家，站在党派外面替中国民族在抽象上竖起民族精神，在事实上协助政府及人民工作；有研究院，有农场，有工厂，以为农民倡导。燕京等人亦正在商酌此种大计。俟有具体决定，即当快函奉告。总之，无论如何，西南为中国民族最后挣扎根据，吾辈必以全力开发巩固之，始能联合长江，挽救华北，恢复东北也。此次在桂，备承优礼，不胜感激。蒙公以知己相待，腹心相告，敢不尽力相助，尽言以告；将来中国农村运动，果能在西南立足，中国发展使中国农村得完全其组织，中国民族得称雄于世界，皆公等首选新中国新社会之功也。沙塘虽小，树立模范，创作风气，亦不世之业也。先此奉告，顺颂□安。

杨开道 谨启

[民国23年]8月23日

这封回信所议论的事情，关涉当时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流派，而且对柳州的乡村建设寄予了深切的期望。从中也可以看到伍廷飏在柳州农村建设方面的用功之处和用功之勤，而且特别注意了和乡村建设运动中各地的联系与合作。同时，由于梁漱溟、晏阳初等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肯定，国民党要员黄绍竑等曾多次到定县、邹平实地考察。以黄绍竑和伍廷飏的关系，也势必不能不对柳州的农事改革和乡村建设产生影响。新桂系领导人与乡建派的领导人晏阳初，陈筑山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派人到晏阳初处学习和邀请乡建派的领导人来桂指导。1936 年，黄旭初给晏阳初去电“邕宁承教获益良多，此间做事，正照先生等意见进行。”广西省政府的这种态度，也直接影响着柳州农事改革运动主导人对乡村建设运动的态度。

然而，就伍廷飏和国内乡村建设运动各流派及领袖人物的交流内容而言，伍氏更偏重于具体事务的合作，而少理论的借鉴。这一方面源于伍氏的出身及经营广西过程中的识见，一方面却由于伍氏终归属于“新桂系”统治广西的行政范畴之内，他的所作所为左右于广西地方和中央关系而最终服务于新桂系统治广西的现实需要。后一个问题涉及新桂系的自治思想及广西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后文将会述及。就前者而言，伍廷飏行伍出身却投身实业建设，所谓“伍君卒业于保定军校，官擢至师长，忽舍武就文，急谋建设，虽无专门学识，闻彼思想之锐敏，治事之勤能，颇为此间一般人士所赞许”，这当然是伍廷飏性格所致和志趣所向，而他对理论的研究恐怕远远逊于他对实事的操作能力。而他之所以投身实业建设和乡村建设，也是基于他自身的经验而不是来自于理论。伍氏曾有一段讲话说起自己改革农事的初衷。他说：“几年以前，我还是一位军人，对于农事、教育，简直门外汉。其后感于农村破产之严重与中华民族前途的危急，由苦闷中促醒我研究农村问题的兴趣，更深觉得广西农民问题，在于缺乏土地和缺乏资金。广西号称地广人稀，可是土地问题也很严重。一方面是许多‘无人之地’，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无地之人’。所以要想解决土地问题，首先要移民垦殖，进而帮助佃农购买土地，造成一个‘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世界。其次，农民因为缺乏资金，常受商人及其他买办者的种种剥削，为解除民众这种痛苦，首先由政府推行农村放款，举办仓库、公店。”夫子自道，所言非虚。伍廷飏在广西农村建设试验区建设中，极力推动招募垦荒，提供资金和工具给垦民，开荒种田，增加生产，以至于外省人士毅庵，在参观试办区后赞扬说：“把站在死亡线上之三千无地可耕、无家可归之人民，搬移于政府所垦区域里，拨给耕地，供给农具，拨给房屋，负担经费而救济之。这种认真的救济农民之事实，恐怕在中国为新记录吧！”

三、小结

柳州的农事改革运动在伍廷飏的推动下，和民国时期乡村建设思潮相比，立意可以不高，然而更注重实践和实效。当然，伍氏也推重民族国家利益，然而在实际操作上，就有轻重之别。虽然说柳州农事改革运动也是试行，理论生命力或有不足，而就其现实生命力来说，已经是自成体系，所以能绵延日久，柳州能获得战时“农都”的称号可谓并非是空穴来风。而这种生命力正是支持新桂系在中国政坛活跃纵横的动力。

作者简介：吉正芬，女，汉族，1981年生，四川西充人，西南民族大学政治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区域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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