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安人民对抗日战争的巨大贡献研究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四个多月后,东北三省全部沦陷,激起了全国人民反日怒潮,掀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烽火,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场的序幕。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突然向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中国官兵奋起抵抗。由此爆发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全面抗日战争。面对强敌入侵,中国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形成国民党政府指挥的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两个战场互相呼应,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战爆发后,广安立即加入抗日救国行列,于1931-1936年先后组建了“中国学生义勇军团”“反帝同盟会”“读书会”“抗日救国宣传队”“抗日歌咏会”等组织,出版《民报》《壁报》《邻水民众》等抗日宣传报刊,宣传抗日救国、抵制日货,演唱抗日歌曲和戏剧,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在全市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运动。特别是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到1945年,广安作为抗日战争重要的兵源、粮源和财源输送战略基地,广安人民同全国、全川同胞一样,重民族大义,顾国家大局,为抗日救亡宣传、征集兵源、募捐物质、捐献军粮、征集民工等作出了牺牲,为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组建全国抗日救亡宣传和救护团体
抗战时期,广安籍人在全国各地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组建各种抗日宣传团体和救护团体,为民族生存和解放做出积极贡献。
组建全国抗战歌咏协会。1935年,广安县人沙梅,与吕骥、盛家伦在上海组建业余合唱团,培养了一批歌曲作者与群众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组织者,使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在上海掀起高潮。1938年初,沙梅和冼星海、张曙等组织中华全国抗战歌咏协会,在全国各地掀起抗日救亡歌咏宣传高潮,并参加中国共产党;与王云阶等主办援助冀北人民抗日游击队的音乐演出会;先后创作《出征》《还我河山》《打回东北去》《祖国之恋》等几十首抗日救亡歌曲,鼓舞全国人民英勇抗战的斗志。①
组建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1937年,广安县人丰中铁,在重庆组织木刻研究会,用木刻艺术作品开展抗日宣传。先后在《商务日报》《国民日报》上发表版画《怒吼吧!中国》《挖白泥作食料的人》《义勇军自己保卫自己》等数十件抗日宣传作品。1938年,组建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丰中铁担任理事及重庆总会负责人,积极组织木刻界艺术人员进行抗敌宣传,号召大家用木刻等艺术揭露日本人的侵略暴行,展示中国军民的抗战激情。1939年,丰中铁创办中国木刻供应社,为全国木刻抗敌协会和木刻艺术爱好者,从事抗日宣传的人员提供材料和书刊,用木刻作品宣传抗日。②
组建四川旅沪剧人抗敌演剧队。1936年,岳池县人吴雪,在成都参加剧人协社举办的抗日业余募捐演出。次年,到上海学习戏剧艺术。“七七事变”后,他组织成立 “四川旅沪剧人抗敌演剧队”,任队长,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演出。1938年,他带队返回四川,参加由四川成都中共党组织领导的“星芒社”及四川各界组成的救亡联合会,赶排阳翰笙的《塞上风云》,在陪都重庆泰大剧院演出成功,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斗志。1938年5月后,演出队先后到乐山、宜宾、重庆、广安等地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去》《九一八以来》等抗日宣传剧目十余个,在省内外产生较大影响,激励了人民的抗日热情和斗志。③
创办《大声周刊》。1936年,邻水县人熊复在四川大学学习,与胡绩伟等9名同学,联合川大和成都高师学校的一批学生,发起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地方队部”,在成都范围内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创办抗日救亡刊物《大声周刊》《救亡》等,发表了大量的宣传抗日救国和抗战时政评论文章;在青年学生中组织读书会,主持“成都学生救国联合会”;同时以所办刊物的名义,参加并支持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团体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④
创办《四川日报》。1936年8月,岳池县毛畅熙、陈远光、杜桴生、康玉洁、蒲建秋等人,在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创办以宣传抗日为宗旨的《四川日报》,每期两大张,共八版,发行省内外。内容新颖,针砭时弊,颇受社会好评。1937年3月,迁成都华兴正街49号。《四川日报》旗帜鲜明,呼吁民众团结抗日;大力宣传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方针、政策和具体活动;报道各界同仇敌忾一致救亡之举。《四川日报》在成都、重庆各报刊中,堪称宣传抗日楷模,在巴蜀乃至全国产生较大影响,为宣传抗日救亡作出了巨大贡献。⑤
创办《中国学生导报》。1943年初,在中共南方局的关怀下,岳池县人杨奚勤在复旦大学学习时,与陈以文共同创办《中国学生导报》,宗旨是宣传抗日救国,探索中国革命前途,为抗日“学运”服务,在当时影响很大。杨奚勤常撰稿评论时政。还在离校不远的东阳镇租房,把报刊邮寄往全国各地。为激励全国青年学生积极参与抗日救亡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⑥
组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广安县人唐哲在同济大学学习时,两次联络同济大学校友,发起并组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和红十字会临时重伤员医院,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为民族生存和解放做出积极贡献,获得红十字会颁发的奖章和证书。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军长蒋光鼎、蔡廷锴亲笔给他写致敬信,高度赞扬他的“民族御侮精神”。⑦
热血青年英勇出征抗日报国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广安人民深明大义,满怀爱国激情,支持鼓励骨肉亲人踊跃出征,杀敌报国。近十万热血青年不畏强虏,纷纷请缨,执干戈以卫社稷,出现了母亲送儿、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感人场面。随着战争持续发展,为保证兵源,各县还动员在校学生积极报名,争当义勇军。数百名革命青年奔赴延安投入抗日前线。
踊跃参军,抗日报国。1937年7月后,《四川日报》、广安《救亡周刊》、岳池《民众周刊》、邻水《民众周报》等,呼吁号召广大青年积极从军,保家卫国。邻水《民众周报》呼吁:“我们虔诚的盼望各界人士,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旨,扩大从军之效果;务期父送其子,师教其弟,妻劝其夫,朋友兄弟相互竞役,人人乐于入伍,辟出尚武之风气。不仅可得胜利早到,且寄国家民族以无穷的希望!”这至真至切的呼声深深地打动和激励了广大热血青年,纷纷踊跃参军、抗日报国。
1937-1945年,广安各县共有94188人(广安县16140人、武胜县20007人、岳池县35827人、邻水县22214人)应征入伍,奔赴湖北、山西、上海等地杀敌,参加了淞沪、太原、武汉、长沙会战等著名战役,功勋卓著。如广安向文彬,在淞沪战役中立下战功,蒋介石通令嘉奖,赏其6000大洋,由上校直接晋升为少将。邻水县陈绍堂(国军204师副师长)、段显荣(国军第44军第8团团副)等一大批广安儿女牺牲在抗日前线。1944年5月21日,36集团军204师步兵指挥官陈绍堂少将在河南陕县秦家坡指挥部队同日军激战中阵亡,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入祀忠烈祠,家乡人民闻讯感悲,立传永怀。经统计,1937-1945年,广安共有2894人阵亡(广安县1430人、岳池县780人、邻水县684人)。其中,广安县出征人数为16140人,阵亡1430人,达9%,负伤1820人,达11%,伤亡率共达20%,在全省居高。⑧
奔赴延安、抗战杀敌。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及其正确主张,很快赢得全国各界抗日爱国力量的衷心拥护。1937年到1940年皖南事变前,全国数以万计的青年不畏艰辛,满怀抗日激情和革命理想从全国四面八方奔向延安,去接受党的培育和指引,投入抗日前线。广安有武胜县牟泽寒、段含德、尹懋昭;邻水县王古泽、段子彬、段伯琪;广安县谭自力、杨汉秀、谭芳卫;岳池县唐国卿、罗永锡、蒲咸荣等数百名革命青年加入了这支奔赴延安的队伍,通过学习培训,编入八路军、新四军队伍,开赴前线,抗战杀敌。在抗日战争中,邻水罗思品、武胜尹懋昭等一批革命战士,壮烈牺牲。
1937-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安籍军人中涌现出许多杰出指挥员。如邓小平(广安县人)与刘伯承带领八路军129师抗战在太行山,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率领38个团,参加百团大战,进行大小战斗529次,浴血奋战,沉重的打击和消灭了大量日伪军;毕占云(广安县人),任太岳军区参谋长,参与指挥部队粉碎了日军对太岳地区的“扫荡”“封锁”“蚕食”和“清剿”;胡伦(广安县人),1934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参谋长,参与指挥第四军在松花江、牡丹江流域发动群众,频繁出击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刘田夫(广安县人),1939年9月,任中共西江特委书记,先后在肇庆、江门、阳江、珠江三角洲等地区领导开展抗日斗争,建立抗日武装,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⑨
社会各界慷慨捐输
为支持长期抗战,广安人民团结齐心,同仇敌忾,有力出力,有钱出钱,节衣缩食,服从大局,慷慨捐输,支持前方抗战。从1937年冬开始,各县府即号召集中全县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神圣的民族正义战争。社会各界团体纷纷开展为抗日前线的军人征募寒衣或寒衣代金、征募军谷、献金捐物、鞋袜劳军运动、捐献军粮、捐款献机等义捐活动,
征募衣物。1937年11月,广安县各界征募新衣1500件、现金若干送往前线,支援抗战。1938年,岳池县城征募棉背心500件,棉鞋2052双,送往抗战前线。同年6月25日,广安县立中学及女中校友会、女小支会、代市镇、石笋乡等40个单位,即募得寒衣医药捐款法币2857元(按当时物价值4万公斤稻谷)。同年,邻水城关一小校长、县妇女主任黄白坚,动员城区妇女赶制一批衣物,做鞋100双,寄往抗日前线。1939年2月,岳中抗敌后援支会一次就募捐寒衣物款788.73元。邓中惠(中共党员)领导的妇女抗敌后援分会,在县城和城郊农村逐店逐户募捐,筹集很大一笔捐款,购布棉,做了几百件棉背心、棉鞋寄给前方抗日将士,受到国民政府表彰。⑩
募捐金物。1938年7月23日,广安县抗敌后援分会在县城主要街道设4个献金台,号召各界人士为抗日献金。路过献金台的男女老幼,无论是公职人员、富绅巨贾,还是工人农民,纷纷献钱献物。据7月27日统计,共收到法币900余元、铜元13万文、花银670余两,另有金戒指、金耳环和其他金银首饰。1942年5月8日,广安县各级公务人员和教师将当日应得薪金全部捐出,以作抗日经费,全县共捐1180元。
抗战期间,武胜县沿口恒太丰商号经理明仁杰,先后为国民党第五战区李宗仁所辖军队捐献大洋5万元,用于购置武器装备。并多次冒险将桐油、棉纱、药品等紧缺物资通过水路偷运到苏北地区,资助新四军抗战。⑪
捐款献机 。抗战期间,为加强国防,增强我国对日寇的空战实力,广安人民积极开展了一县一机的捐献活动,共捐款 115.5 万元,献机2 架。1941年5月,广安县成立捐款献机委员会,募集款项,购买飞机。1942年6月至1943年9月,全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捐款献机活动,共募得70万元,转前方购战斗机1架。1943年,武胜县开展了一县一机的捐献活动,县城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工、商、学各界人士积极行动,选出各自的代表人物,组建武胜县“武胜号”飞机征募委员会,在全县城乡采取“三个活动”(游艺募捐、一元募捐、特别募捐活动)进行飞机款征募。游艺募捐,即武胜县城的一些艺人利用在茶馆打玩艺、唱川剧,进行募捐;一元钱募捐,即在全县场镇,以小康之家为主,在8岁以上的人群中劝募飞机款;特别募捐,即针对县城的大商号、大富户重点募捐,由县长和有影响的人物登门宣传募捐。此外,武中、师范女中的师生组成宣传队,在街上宣传、演街头剧,由观众自动捐款;制流动募捐箱,由学生抱在怀中,行人可自愿将钱投进箱中;有的学校伙食团开展节约生活费,节约伙食菜金,作为献机捐款。通过短短的3个月,共募捐45.5万元,为抗日捐献了1架飞机,受到国民政府的表彰。⑫
捐献军粮。据《四川省民国29年度捐献军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书》载,1940年1月,由国民政府总裁蒋介石倡导,“为抗日,国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之旨”,开展了全国捐献军粮运动。四川省成立捐献军粮委员会,负责核查捐献军粮实数及颁奖。同年,广安人民在生活极度困难时期,踊跃捐献军粮(稻谷)1811.9石,代金8589.784元,代金储备105353元。其中,武胜县捐献稻谷520石,代金2475元,代金储备12570元;岳池县捐献稻谷1161.9石,代金5963元;邻水县捐献稻谷130石,代金151.784元,代金储备92783元;广安县不详。武胜县、岳池县政府各获省政府奖匾额1块;武胜县民获省政府奖赏金、银章各3枚;岳池县民获省政府奖赏金、银章各1枚。1945年,为改善抗战士兵待遇,开征献粮,武胜县又献粮19572石,为抗战作出重大贡献。
发放优待谷。抗战时期,四川成为大后方,大批四川青年应征入伍,源源不断出川,奔赴全国抗日各大战场。广安大批将士出川抗日,家属多为老幼,农耕困难。为最大限度减少家庭主要劳动力被抽调后所造成的困难,广安各地从1937年起每年7月7日和年关,都要向抗战军人家属发放优待谷5市斗(合1石),共拨发优待征属谷248433石(岳池县160000石、邻水县47433石、武胜县41000、广安县不详);为出征军人每人按5000元支出安家费,共11294.91万元(邻水县10765万元、岳池县529.91万元、广安县、武胜县不详);为阵亡将士每人按4万元(士兵最低标准)计发抚恤金12024万元(广安县6168万元、岳池县3120万元、邻水县2736万元、武胜县不详)。这些措施为稳定优抚军人家属、支持前方抗战作出了贡献。⑬
征用民工修建抗战国防设施
抗战时期,广安人民重民族大义,顾国家大局,积极参与国防设施建设,多次奉令征用民工,修机场、筑公路,付出艰辛劳动、做出巨大牺牲,为支持抗战伟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修筑抗战国防机场。1938年,邻水县府奉令修筑空军基地重庆广阳坝机场,共征工役1000名,历时半年,圆满完成。邻水施工支银18334253元,工程处仅拨发9676550元,县实际承担了8657703元。1940年8月,邻水县府又奉令协修重庆白市驿机场,组织成立了民工总队部,办理征工1000人,从9月1日起动工,夜以继日,工作不辍,于11月提前完工。施工期间,工程处只按日给每人口粮1斤,慰劳金全由地方筹支。此外,邻水人民还组织劳力和资金参与修建梁平飞机场,做出了重大牺牲。曾为大竹专署多次褒扬嘉奖,光耀史册。⑭
修建抗战国防公路。据《四川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2015年8月版)》载,1934年,国民政府蒋介石令川、黔、湘、鄂、陕五省,限半年内完成五省联络公路。四川境内有川黔、川陕、川鄂三条抗战国防线路,所需劳工由沿途所在省县就地征用。在修建这三条抗战国防公路时,在广安市征用民工共90039人,其中广安县80000人、岳池8000人,武胜2039人。1938年2月,为抗战接运苏联及同盟国援华战备物资,蒋介石电令国民政府交通部兴修汉渝公路,邻水征用民工10000人,历时3个月完工。广安人民在修建这四条国防公路中,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做出了巨大牺牲,保证了国民政府在抗战中所需军用物资运输畅通,为支持抗战伟业作出重大贡献。
修建川黔公路。1934年,各省接到蒋介石修建川、黔、湘、鄂、陕五省疏通道路指令后即刻行动。四川省公路总局赓即制定了《四川陆上交通规划书——附工程标准》。1935年2月26日,川黔公路开工建设,由成都至贵阳,在川境经过巴县、江津、綦江等市县,全程长980公里,川境路长620公里,征用民工近10万人。当年,武胜县府奉四川省公路局令,征送川黔公路石工1047人参与修建。民工用简陋的工具开山劈岭,挖土运石,昼夜赶修,付出了大量艰辛的劳动,出色完成修建任务。1935年6月15日,川黔公路全县通车,保证了抗战物质的畅通运输。⑮
修建川陕公路。1935年,四川省奉令修建川陕公路,省公路总局制定了《四川陆上交通规划书——附工程标准》,规划以成渝两市为总汇。同年6月12日,四川省公路总局工程师洪文钰率队踏勘。修建施工机构按《川陕公路总段工程处规定》和《川陕公路义务征工筑路实施纲要》,规定:“凡征工区域除老、幼、病、残、妇女外,均有应征义务,一切应用工具由民工自带,不得违抗。”川陕公路于1935年9月15日开工,公路全程长820公里,始于四川省梓潼县文昌镇,止于陕西省宁强县汉源镇。川陕公路川境长413公里,路经成都、绵阳、梓潼、剑阁、昭化、广元、苍溪、江油,共征用民工近20万人参加修路。武胜县府奉令征送义务石工492人,自带工具、粮食参加修建,时间长达9个月。川陕公路于1936年6月全线通车,是连接前方和后方的一条重要通道,为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⑯
修建川鄂公路。据《南充地区交通志》(1992年版)载,川鄂公路是抗战的一条主要运输线,从简阳起,经乐至、遂宁、蓬溪、南充、岳池、广安、渠县至万县,于苏拉口出四川省境接湖北利川县。川境简苏段全程长700公里。川境内各县境段分东西两段,东段从南充市起,经岳池、广安,到渠县界止,全长138.1公里,于1928年完工。西段从南充市至蓬溪县,全长39.8公里,于1928年春动工兴建,1930年4月建成。1935年,蒋介石进入四川,宣布以四川为民族复兴根据地,南京国民政府令四川省政府,整修川鄂公路,由四川省公路局统一管理全省公路。将西至简阳,经遂宁、蓬溪接南充市顺蓬、顺岳、岳广、广渠等路段连接起来,再东接大竹、梁山(今梁平)、万县的公路,定名为“川鄂公路”。省政府拨款161万元,并对川鄂公路川境路段进行全程整修。1936年2月15日,川鄂公路整修开工,渠县、大竹、梁山征用民工13万余人,整修各县境路段。1937年3-8月,广安县境内由岳池入境,经广门、浓洄、协兴、悦来、花桥入渠县界,县境段长65.4公里,县筑路委员会采取以工代赈办法,征集民工8万人,改弯降坡,加铺碎石路面,桥梁也改为永久性石拱桥,开支银元16.4万元。岳池征用民工8000人,整修县境路段。1938年,武胜县组织征用石工500人,协助蓬溪路段公路整修,顺利完成整个公路整修工程、工期任务。同年,川鄂公路抗战运输线全程通车。1939年,川黔、川陕、川鄂三条抗战国防公路干线全面开通,对北战场、南战场及滇缅战场产生了伟大效用,为赢得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被称为抗战生命线。
修建汉渝公路。1938年2月,为抗战接运苏联及同盟国援华战备物资,蒋介石电令国民政府交通部兴修汉渝公路。汉渝公路又名川陕东路,现名国道210线。以陕西汉(中)白(河)公路上的西乡县为起点,经镇巴县,翻越大巴山进入川境,经万源、宣汉(双河场)、达县、大竹、邻水、江北而达重庆沙坪坝三角碑(今沙坪坝转盘),全长587公里。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发出《征集民工修筑汉渝公路实施办法》,交通部派出工程队进行勘测。同时设立汉(中)宣(汉)、宣(汉)渝(重庆)两个工程处,由黄庆慈、孙发瑞分别担任总工程师,组织施工。9月,交通部颁发《汉渝公路工程标准》,具体指导汉渝公路工程建设。1939年12月,邻水县奉令开工修筑汉渝公路邻水段,从江北县茨竹乡方家沟79公里+700米处经高兴(高滩、兴隆)、坛同、合流、牟家至邻水县城,从邻水县城经菁拱(城北)、观音桥、柑子铺、普新至大竹欧家场小河160公里分界处,由县府组织筑路委员会负责办理,共计征工10000余人,于1941年工程完工。历时3个月,此项工程支出156281000元,工程处只拨给95675000元,地方筹集代工金60606000元。⑰
注释:
①②⑦⑨《广安县抗战史略》2015年12月版。
③⑤⑥《中国共产党岳池历史》第一卷。
④《中国共产党邻水历史》第一卷。
⑧⑩⑪⑬⑭⑰《中国共产党广安历史》第一卷。
⑫⑮《武胜县抗日战争简史》2017年1月版。
⑯《广安县志》1994年10月版, 《武胜县抗日战争简史》2017年1月版。
(作者:舒建明、李政、肖杰贵,作者单位:广安市档案局,原载《巴蜀史志》2018年第2期 总第2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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