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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信到微信 通讯工具折射社会变迁

作者:姜永斌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发布时间:2018-08-28 21:26:00 浏览次数: 【字体:

1978年底的中国,固定电话用户仅193万;2018年6月底,全国移动电话用户达15.1亿,微信月活跃账户10.58亿。

以改革开放40年的视角来俯瞰,中国通信业的发展堪称奇迹。邓小平同志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出:“先把交通、通信搞起来,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40年来,我国坚持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竞争,通信技术突飞猛进。

“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以新发展创造新辉煌。

40年通信业巨变,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如今,中国在网络规模、网民数量、手机用户、移动支付等方面均在世界领先。无处不在的基础电信网络,无处不在的互联网应用,无处不在的智能终端,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沟通习惯。

从书信到微信,通讯工具折射社会变迁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象征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但直到改革开放之初,在中国,电话仍是稀罕物,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拥有。

“1978年时,有着9亿人口的中国大陆,电话数量仍不足200万,比400万人口的香港地区还少。电话转接要靠人工,打长途到农村,少说要等几个小时,一两天打不通也很常见。”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原副会长郝为民回忆,写信是那时候大多数人通讯的唯一选择。向绿色的大邮筒寄出一封信,少则几天,多则一个月才能到达。

80年代电报业务的上线,让大众信息传播速度实现了飞跃。按字数计费的电报,连标点都省去了。“13日到28次接”,寥寥数字却“信息量极大”。

出生于1940年的管纯明,是上海最早一批电报报务员。“那时收到电报非喜即忧,准是大事。”管纯明说,从上海发往苏州的电报一个字要1毛多钱,可以买几张大饼了。在电报鼎盛时期,一位发报员每天要处理200条电报。最高峰时,上海单日电报量突破了20万条。

到了80年代后期,电话逐渐进入城市里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由于安装费用昂贵,一般人还是愿意到邮电局指定的公用电话窗口排队。即便如此,“只闻其声”的单点沟通方式还是让当时人们的需求得到很大满足。

80年代,排队等候公用电话窗口

随着公共电话亭和私营电话摊位的兴起,一种全新的单向移动通讯工具——BP机(寻呼机)在90年代初登上了历史舞台。

家住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的刘晓亮,至今还珍藏着一部BP机。“腰上别个BP机,会让人有一种走在时代前列的感觉。”刘晓亮说,自己参加工作后,用第一个月工资买了这部能显示中文的BP机。出门在外,BP机一响,立马奔向电话亭回电话,是那个年代特有的景观。

“当时在电视上看到过‘大哥大’,心里挺羡慕,想着什么时候自己也能随时随地打电话。”刘晓亮回忆,没过几年,这个愿望就实现了。

90年代初的“大哥大”和BP机

进入21世纪,互联网逐渐发展起来,网页聊天室和QQ等聊天软件让即时文字通讯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单色屏手机出现,相对亲民的价格加上便携的优势,大受民众欢迎,包括刘晓亮在内的中国手机用户群体自此不断扩张。

从单色屏到彩色屏,从功能机到智能机,从2G到3G再到4G……手机的更新换代,不仅令公共电话亭逐渐消失,也让很多家庭不再保留固定电话。

近几年,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迅猛发展,以及微信等移动端软件的迅速普及,让人们用低廉的成本,实现了从“见字如面”到“音画同步”的巨大跨越。2016年底,微信的活跃用户首次超过QQ,今年更是突破10亿。

如今的大街上,随处可见人们用智能手机聊微信、刷新闻,任意切换文字、语音和视频通讯。这样的变化,无论是从事了半辈子电报业务的管纯明,还是一心追赶通讯潮流的刘晓亮,当初怎么都想不到的。

从“王谢堂前燕”到“寻常百姓家”,全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

1978年,我国通信网的基础设施仍停留在四五十年代的水平。据原邮电部副部长刘立清回忆,当时中国的通信状况基本可以用“装不上、打不通、听不清”来形容,被认为是“几乎没有通信的国家”。通信供需矛盾激化,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改革正当其时。

1988年11月,国务院在政策层面上明确了邮电体制以政企分开、邮电分营为改革方向。1994年7月,中国联通的成立为通信业引入竞争;1998年,信息产业部和国家邮政局相继挂牌;2008年,信息产业部并入工业和信息化部……一系列顶层设计引领中国通信业有序向前,不仅日渐挣脱瓶颈束缚,更迅速成长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支柱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

在四川省乐山市工作的电信员工赵然,经历了邮电系统的多次改革重组。最早在邮电局当报务员的他,1998年顺应改革趋势去了以寻呼业务为主的国信寻呼公司,1999年并入联通公司,2008年随着业务重组又回到了电信公司。“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盘活市场、形成竞争。”赵然认为。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大电信运营商的市场竞争格局逐步形成,使我国加速迈向全新的移动通信时代。2003年10月,我国移动电话用户数超过固定电话用户数。2018年6月底,移动电话用户总数已突破15亿户,其中3G和4G用户占比达82.8%。

活力四射的通信经济中,大众百姓无疑成为最大受益者。2015年,我国已实现100%的行政村通电话、100%的乡镇通宽带。近几年,通信业的“毛细血管”还在各个角落继续延伸。

四川省昭觉县“悬崖村”全村500人都居住在离公路6公里外的高山上,只能依靠一条沿着悬崖陡壁垂直而下的800多米山路出村。2017年春节前,中国电信为“悬崖村”开通了百兆光纤宽带和4G网络,打通了信息天路。有了网络,以前无人问津的“悬崖蜂蜜”等当地特产,成了供不应求的抢手货。

昭觉县“悬崖村”

信息资讯“走进去”、农产品“走出来”,“悬崖村”不是孤例。工信部印发的《关于推进网络扶贫的实施方案(2018-2020年)》显示,今年年底前,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宽带网络覆盖90%以上的贫困村”目标将提前完成。

另一项惠及亿万用户的好事是“提速降费”。2015年5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首次部署通信业“提速降费”。经过4年的持续推进,套餐价格不变、宽带网速翻番;取消套餐内长途费、漫游费;多次大幅下调国际漫游资费……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移动流量平均资费较2017年底又下降了46.2%。

如果拿电报每个字0.14元的计费标准,与如今最普通的30元1GB手机流量套餐比较,电报发1个字的费用,移动互联网理论上能发23万字。这数十万倍的差别,就是通信业走向大众最好的注脚。

从“追赶”到“引领”,技术创新带来无限机遇

技术,是通信业进步的原动力。在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大背景下,通信业的发展历程,既离不开市场,更离不开技术。

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福建省福州市。海外游子和外国客商前来投资兴业的愿望迫切,而打电话的难题又使他们望而却步。

“一位法国客商看好一项投资,要给公司总部打电话确认,但两天都没能打通,很无奈地走了。”原福建省邮电管理局局长郝峰云说,这件事给了他们很大的刺激。对于众多投资者来说,一问电话,二问路,第三才是谈项目,是当时的现实问题。

痛定思痛。1982年,中国第一部万门程控交换机在福州引进,拉开了我国通信业告别“摇把儿”电话时代的序幕。“当时我国大部分县城和乡村都是人工手摇电话,大中城市是步进制、纵横制,没人知道什么是程控电话。”福州市电信局高级工程师林邦馨说,程控电话由程序自动接续,是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

中国第一部万门程控交换机

由于我国还不具备程控交换系统的研发能力,一时间,国内电话网所使用的程控交换机由思科、朗讯、阿尔斯通等来自8个国家的9家企业主宰。“每家企业的制式标准都不一样,在我们业内被戏称为‘八国九制’。”林邦馨回忆。

对此,原邮电部提出了“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思路,通过技术引进,了解并吸收国外技术,与国外企业市场竞争,激发国内通信产业的潜能。到了1991年,我国第一台自主研制的大型数字程控交换机“HJD04”诞生,一举扭转了我国电话网建设受制于人的被动态势。

类似的故事还在移动通信2G、3G建设中上演。在4G技术研发过程中,我国提出了基于TDD、OFDM和多流智能天线的原创性系统方案,实现了百兆高速率、十倍于3G的大容量……由中国主导的TD-LTE标准成功入围4G国际标准,并在过去五年间占据了全球4G市场半壁江山。

善弈者谋势。在经历了移动通信领域“2G跟随、3G突破、4G并进”的阶段之后,在即将到来的5G时代,以华为、中兴、烽火和大唐等为代表的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不负众望,在标准制定、前沿技术研发和网络建设实践等领域全面崛起,站在了全球技术创新的最前列。

2016年11月,国际电信标准组织3GPP讨论5G短码方案,华为的极化码方案最终胜出,被采纳为全球统一标准。“无论运营商还是设备制造商、终端厂商,我国在全球市场上都占据相应地位。”华为5G产品线总裁杨超斌表示,中国得以参与主导5G网络切片从标准到技术、商用等端到端产业链的构建,并在2020年成为首批5G商用的国家之一。

40年来,中国通信业抓住了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成绩。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印记!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姜永斌

来源: 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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